中国各民族历史历经二千多年的民族互动过程，凝聚成了“安如磐石”的民族团结，形成了多元性、立体性、周期性、整合性、和谐性和螺旋性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的整合和升华、凝聚和锻造了中国民族团结事业，使之不断发展。
一、中国民族团结的多元性
中国民族团结的多元性，指的是从古至今，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的互动不是一个民族与一个民族之间的互动，而是许多民族之间的互动。
先秦之时，先是炎黄、东夷、苗蛮、百濮、百越和戎狄等族群集团之间的互动，其后发展成夏族、商族、周族、楚族、越族诸民族之间，以及夏、商、周、楚、越诸族与蛮、夷、戎、狄之间的互动，表现出民族多元的特点。
秦汉到魏晋南北朝之时，则是汉族与北方和西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西域诸族，东北的夫余、高句丽、乌桓，西南的西南夷、中南的东瓯、闽越、南越、西瓯，汉武帝以后称之为俚、僚、乌浒蛮之间的互动，又表现出民族多元的特点。
隋唐之时，虽然自先秦及秦、汉以来，中国北方先后出现过的少数民族，基本上丧失了本民族的特性，销声匿迹，在互动中被汉族同化了；中国南方的蛮、俚、僚等少数民族在互动中被汉族同化了一部分，其他相当一部分在隋唐时也开始了新的分化和同化过程，使得隋唐时的中国民族结构，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均以新的面貌、新的姿态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这时的民族互动已成为一个新的混血的汉族，与北方草原的突厥、薛延陀、回纥、黠戛斯，东北的契丹、奚、室韦，西北及西域的吐谷浑、西域诸国，西南的吐蕃、乌蛮、白蛮、和蛮、锅锉蛮、傣、闽濮，中南的柯蛮、东谢蛮、南谢蛮、西赵蛮、西原蛮、南平僚、高山族之间的互动，同样表现出民族多元的特点。
宋辽夏金之时，民族构成虽有一些变化，但这时的民族互动，仍然是汉族与东北及西北的契丹、女真、党项、蒙古、回鹘，西南和中南的吐蕃、白蛮、僮、瑶、苗、黎、畲等族之间的互动，也表现出民族多元的特点。
元明清之时，从元代的蒙古族与汉族，以及蒙古族与东北的女真及通古斯语族诸族群，西北的哈密立、畏兀儿，西南的藏族、白人、罗乌、金齿百夷、么些、斡泥诸 族，中南东南的僮、瑶、苗、峒蛮、茅难、西南蕃、土民等民族之间的互动，到清代满族与汉族，以及满族与东北蒙古地区的蒙古族、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族，西北新疆地区的畏吾尔、回、哈萨克、东乡、土、撒拉、保安、裕固、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俄罗斯等族，西南西藏地区的藏、白、彝、傣、拉祜、哈尼、景颇、傈僳、阿昌、西番等族，中南东南的僮、苗、布依、侗、水、瑶、仫佬、毛南、黎、京、畲、高山等族之间的互动，无一不表现出民族多元的特点。
从中华民国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是经过民族识别，中国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之间的互动，也无一不表现出民族多元的特点。
从上可见，从古至今，中国民族团结多元性的特点凸显无遗。
二、中国民族团结的立体性
中国民族团结的立体性，指的是中国各民族在互动过程中，竞争、冲突、顺应和同化诸阶段不是刻板地、泾渭分明地按顺序发展的，而是立体交叉进行的。
以先秦为例。先秦的民族互动的几个阶段就是相互交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商周之交，历史上被赞誉的所谓“王道”、“仁政”，就是在民族互动的竞争和冲突的同时，周文王所采取的顺应性的德化怀柔政策，才使得各诸侯国尊崇周邦，灭了殷商。
更有意思的是，先秦之时有一个突出的历史现象，那就是一边是竞争和冲突的烽火不断，远的不说，春秋的诸侯争霸和战国七雄并立都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实例；另一边是通婚血缘融合和文化交流融合不止，如历史上著名的晋公子重耳，就是周族与大戎族的混血儿，其本人又与狄人通婚，而“秦晋之好”则成了通婚联姻的代名词。又如《诗经》向四周的传播，尤其是在楚族和越族中的传播，等等。无一不显示了民族互动的立体交叉运行。
以秦汉为例。秦汉的民族互动虽然是在一个新的整合平台上进行的，但仍然是立体交叉地运行，如从秦开始，中原汉族与北方匈奴族的互动就是如此。西汉之初面对匈奴咄咄逼人的军事进攻，汉高祖刘邦起初采取武力反击的策略不成，便改为和亲政策，直到汉武帝时才风云突变，汉匈之间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冲突和战争，西汉末由于昭君出塞、重续和亲，形势才有所改变。但东汉以后汉匈关系是时战时和。及至匈奴分裂成南北两部后，汉与南匈奴的互动才转入了顺应和同化，面对北匈奴仍采取了冲突和战争的手段，民族之间的互动一直是立体交叉地运行着。
西汉之时汉与匈奴的互动如此，汉与西域、与南方少数民族关系也基本如此。
以隋唐为例。隋唐的民族互动虽然也是在一个全新的整合平台上进行的，但立体交叉运行的模式仍然没有改变。纵观隋唐的历史，一方面是隋唐与突厥、薛延陀、吐蕃、南诏的竞争和冲突，特别是唐王朝与突厥的战争、与吐蕃的战争、与南诏的战争充满了唐朝的历史；另一方面唐王朝从其第一任皇帝李渊开始就制定了“刑政殊于函夏”、“就申和睦”的顺应怀柔的民族互动指导思想。此后实行了招抚、优待、和亲的顺应怀柔的策略。这些策略又贯穿了唐朝的始终，所以隋唐之时的民族互动也凸显了立体交叉的特点。
以元明清为例。元明清的民族互动同样是在一个新的整合平台上进行的，一方面竞争和冲突并没有停止，元代有征服战争和元末红巾军大起义；明代有与蒙古的抗衡，有与吐鲁番的争夺，有与女真的磨擦，有对瑶族起义的镇压；清代有与蒙古噶尔丹的征战，有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和张格尔的叛乱，有对南方各族人民反清斗争的镇压，有太平天国的起义，等等；另一方面又有政治体制的整合、怀柔政策的整合、经济交流的整合、宗教管理的整合，使顺应和同化也同时运行着，再一次凸显了民族互动中立体交叉运行的特点。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例。尽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各民族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团结，中国的民族互动已进入了和谐的境界，但是达赖集团和东突恐怖分子的存在，西藏和新疆曾经出现过的种种冲突事件，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由于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敏感因素的影响而曾经出现过的种种事件，都表明互动还在进行之中，而这种互动也是立体交叉地运行着，所不同的是和谐已成为民族互动的主流和基本方面。
从上可见，从古至今，中国民族团结的立体性特点凸显无遗。
三、中国民族团结的周期性
中国民族团结的周期性，指的是从宏观上看，中国民族团结在互动过程中呈现冲突与整合具有周期性规律的特点。
由于中国历史悠久而连绵，中国民族团结在上下五千年历史发展的轨迹中，形成了冲突与整合多次重复的现象。
如果以先秦的民族互动为起点，那么经过先秦的冲突到秦汉的整合，形成第一个民族互动周期。而从魏晋南北朝的冲突到隋唐的整合，形成第二个民族互动的周期。再从宋辽夏金的冲突到元明清的整合，形成第三个民族互动的周期。中国民族团结发展的历史轨迹经过了这三个周期的演进和运作。到了中华民国时，才走向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团结，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各民族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团结。
以上可见，从古至今，中国民族团结周期性的特点凸显无遗。
四、中国民族团结的整合性
中国民族团结的整合性，指的是随着中国各民族互动磨合的成熟，不同民族在各个方面逐渐由最初的互不相关或相互冲突，发展到和谐一致的结果。
中国这样的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中国民族团结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民族互动的趋势表现出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那就是无论冲突是如何激烈，战争是如何频繁，其趋势都是走向协调、走向一致，在历史上还表现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走向“汉化”，从而达到整个中国社会整体的和谐性。对此，本土的解释就是统一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试看先秦之时春秋战国各民族冲突的结果是秦统一六国，不仅实现了中国民族互动的第一次大整合，也使“大一统”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
又看秦汉之后，虽然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互动的第一次大冲突，但是各民族互动的结果，却是出现了隋唐新的统一，也实现了中国民族互动的第二次大整合。
再看隋唐之后，虽然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宋辽夏金时期民族互动的第二次大冲突，但是各民族互动的最终结果，却是出现了元明清新的更大范围的统一，也实现了中国民族互动的第三次大整合。
从此以后，整合成了中国民族互动的主流，和谐成了中国民族团结境界的最高体现。
从上可见，从古至今，中国民族团结整合性特点凸显无遗。
五、中国民族团结的螺旋性
中国民族团结的螺旋性，指的是中国民族团结的互动过程呈螺旋形上升的现象。
中国民族团结发展的历史轨迹虽然悠久而连绵并形成周期，但每一个民族互动整合新平台的形成，并不是前一个平台的简单重复，而是呈螺旋形上升的态势。
秦汉时期中国民族互动的第一次大整合，是先秦夏、商、周、楚、越诸民族之间互动，以及夏、商、周、楚、越诸族与部分蛮、夷、戎、狄之间互动，最后整合成华夏民族，并发展转化为汉民族，形成了中国民族整合的第一个平台。
隋唐时期中国民族互动的第二次大整合，并不是秦汉时期民族整合平台的简单重复。这时一方面自先秦及秦汉以来，中国北方前后出现过的少数民族，基本上丧失了本民族的特性、销声匿迹，被汉族同化了；中国南方的蛮、俚、僚等少数民族除被汉族同化了一部分外，其他相当一部分在隋唐时也开始了新的分化过程。另一方面隋唐时的汉族，也已不是从华夏民族转化为汉民族时汉代的汉族了，而是一个在魏晋南北朝的民族互动中，同化吸收了匈奴、鲜卑、乌桓、羯、氐、羌，以及部分蛮、俚、僚等少数民族，而发展成为一个混血的新汉族。因此，在隋唐民族整合的新平台上，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均以新的面貌、新的姿态、新的内涵开始了新一轮的民族互动，显然，这是一种螺旋形的上升。
元明清时期，中国民族互动的第三次整合，也并不是隋唐时期民族整合平台的简单重复。这时在元代所建立的民族互动整合基础上，一方面是在中国历史上曾叱咤风云于一时的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都融化到汉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了，所以，元代的汉族也已不是唐代的汉族了，而是吸收同化了契丹、党项、女真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而形成的新汉族。另一方面元明清三代少数民族的构成成分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此，前已有列举，在此不赘。因此，在元明清民族整合的新平台上，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也均以新的面貌、新的姿态、新的内涵开始了新一轮的民族互动，显然这也是一种螺旋形的上升。
中华民国以后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各民族的整合也都是呈螺旋形上升的态势，这在中华民国时期表现为中国各民族在抗日战争时走向民族团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则表现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团结的真正实现。
从上可见，从古至今，中国民族团结螺旋性的特点也凸显无遗。
总之，中国民族团结的这些特点，全面反映了当代中国民族团结的内蕴和特质。正是这些特点的整合和升华，锻造和凝聚了中国民族团结事业，并使之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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