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鲁迅与耶稣，两者的距离似乎相当遥远，耶稣是作为“上帝之子”来到人间，宣讲拯救的福音，主张宽容忍让的爱。而鲁迅是一个无神论者，对死后无所畏惧，决绝地说过“一个都不宽恕”。

但在有一点上，可能两者相当接近。鲁迅在《野草》中有一篇“复仇（其二）”，直接描述了耶稣之死。他写道：

路人都辱骂他，祭司长和文士也戏弄他，和他同钉的两个强盗也讥诮他。

看哪，和他同钉的……

四面都是敌意，可悲悯的，可咒诅的。

他在手足的痛楚中，玩味着可悯的人们的钉杀神之子的悲哀和可咒诅的人们要钉杀神之子，而神之子就要被钉杀了的欢喜。突然间，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

鲁迅深深体会到耶稣的孤独，以及和大众的疏离。耶稣被抓后，众人都远离他，连他的门徒也不认他；是他的同胞在祭司长等少数人的带领下，聚众逼着总督一定要判处他的死刑；而最后不仅是兵丁、连一起被处死的强盗也瞧不起他。

“四面都是敌意”。有时四面围着的倒也不是充满敌意的人群，而是“看客”。就在同一天（1924年12月20日）写的“复仇”一文中，鲁迅写到了想观看两个在旷野上就要杀戮或者拥抱的战士的群众：

路人们从四面奔来，密密层层地，如槐蚕爬上墙壁，如马蚁要扛鲞头。衣服都漂亮，手倒空的。然而从四面奔来，而且拼命地伸长脖子，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他们已经预觉着事后自己的舌上的汗或血的鲜味。

对于精神界或行动界的少数天才来说，群众或敌对，或冷漠，而由于那敌对往往是被少数人挑动起来的，是并不一定持久的，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冷淡，是“看客”。鲁迅费了很多气力来鞭笞“看客”，他之所以弃医从文，据说就是看了一群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冷漠地观看自己的同胞被外人处以死刑的电影，因而深受刺激而欲以文字唤醒大众。

自然，鲁迅的这种唤醒是在人间层面的，是服从一种改造国民性、创造新人的尘世逻辑。而耶稣却是最终以彼岸为依归。然而，无论目标如何，精神或观念界的少数，也许注定要永远处在如高尔基所说的“铁锤与铁”之间：上面是压制或打击他们的某些行动界的少数（常常是政治家或鼓动家），下面是冷淡的、并不理解他们的大众。更有甚者，则是两者的合力而击——由上层发动的犹如汪洋大海般的群众运动、群众专政。

这少数精神界前驱的“猛士”倘若得胜，一般也是在他们死了之后：或迟或早，通过赢得行动界的某个少数而最终赢得了大众的膜拜。这是耶稣的命运，也是鲁迅的命运，是一切精神界的少数天才的命运，而这命运可能还是属于幸运的一类。

而从上面引述及其他无法在此述及的文字中，我们也隐隐看到，在鲁迅那里，有一种对自身乃至一般的（包括他人的）痛苦的细细玩味乃至品尝。这也许使鲁迅达到了某种中国精神的最深处，但同时也可能意味着他不仅和耶稣、也和大众有某种永远的距离。鲁迅对自身的精神痛苦能够有一种极大的承担，但大多数人的天性都是趋乐避苦的，乃至主要是追求物质的安适的，如何对待他们？是要求他们上升到和自己一样，还是像耶稣一样去俯就他们？

鲁迅的精神是相当深的，它足以使我们警惕一切伪快乐主义乃至节制真快乐主义。但“精神的深”还可以有另一种性质与维度，比如耶稣的精神、佛陀的精神，即在体会人间的痛苦中有一种对所有人深深的悲悯，而由这悲悯中又产生出一种宽仁。即便是对那些犯罪的人们，他们也是“不知道他们所做的”，而每个人自身的灵魂也都有黑暗的阴影，这就使我们不敢轻易论断和否定他人。

1926年6月，鲁迅在为丛芜所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穷人》所作的“小引“中，认为其作品“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但他又说，“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然而，在我看来，说在深刻的灵魂中没有什么“残酷”也许是对的，因为它所映照的就是人性和人生的事实；而说也没有“慈悲”却可能是不对的，因为深刻的灵魂还要求对这事实有一种恰当的精神态度。

鲁迅晚年，忆及自己年青时候读的两部“伟大的文学者的作品”，又一次说“虽然敬服那作者，但总不能爱的”：一是但丁《神曲》的《炼狱》，还一个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但也许正“因为伟大的缘故”，“却常常想废书不观”。在他看来：“作为中国的读者的我，却还不能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忍从——对于横逆之来的真正忍从。在中国，没有俄国的基督。” 那么，今天的中国人是否能一窥这样的精神之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