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自少年时代起一直不信宗教，但他始终非常重视宗教问题，并有深刻而独到的认识和理解。但是他关于宗教的一些论述经常被人们所误解，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经常利用伟大科学家的感召力来鼓动宗教狂热。

　　按照爱因斯坦的观点，宗教已经经历了从“恐惧宗教”（原始宗教）到“道德宗教”（文明人的宗教）的发展，这是民族生活的一大进步。在这两个宗教经验阶段中，宗教信仰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们的上帝概念的拟人化的特征”，即恐惧宗教和道德宗教都把信仰与一个照人的形象而想象成的上帝联系起来。展望宗教的根本目标，还有第三个也是更高的发展阶段，爱因斯坦称之为“宇宙宗教感情”。普遍存在于科学家中间的“宇宙宗教感情”，是对恐惧宗教和道德宗教的超越和提升，它作为一种科学信仰，体现了宗教信仰的最高境界，代表了宗教的根本目标。这种信仰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不提出任何关于神或上帝的明确观念，从而没有拟人化的上帝概念同它相对应。 爱因斯坦认为，科学与宗教的冲突是相对较低层次的宗教经验阶段发生的：信仰因果律的科学家“对那种由神来干预事件进程的观念，是片刻也不能容忍的”，因而，“冲突的主要来源在于人格化了的上帝这个概念。”于是，爱因斯坦指出科学与宗教实现融合与和解的条件就是：随着宗教境界的不断提高而逐步淡化人格神的观念，直至宗教导师们“有魄力放弃那个人格化的上帝的教义”。

　　首先是，科学鼓励人们根据因果关系来思考和观察事物，从而能够削弱世上流行的迷信。许多浅薄的宗教谎言，如创世说、原罪说、末世论等，已经被科学彻底揭露，在今天很少有人再去认真对待这些幼稚的神话。它们对于追求完美和不凡的宗教来说已经越来越成为沉重而又尴尬的包袱，宗教急需摆脱它们以重塑自身的形象和理想。

　　其次，科学通过不断揭示规律性和因果性，把人格化的上帝一步步排挤到未知领域。上帝在科学家（包括那些信仰他的科学家）那里得到的待遇经常是非常坏的：在科学家认为他们的定律起作用的范围内，他们对上帝的态度就十分不敬，在这些领域科学家绝不允许上帝再去随便插手。但是许多科学家默许，在某些未知领域想象一个万能存在者起作用是方便的，例如牛顿曾指派上帝对世界进行“第一次推动”。爱因斯坦曾针对这种情况指出：“固然，主张有一个能干涉自然界事件的人格化的上帝这种教义，决不会被科学真正驳倒，因为这种教义总是能够躲进科学知识尚未插足的一些领域里去的。但我确信：宗教代表人物的这种行为，不仅是不足取的，而且也是可悲的。因为一种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只能在黑暗中站得住脚的教义，由于对人类进步有着数不清的害处，必然会失去它对人类的影响。”

　　再次，爱因斯坦指出，即便是单从道德的角度看，以人格化的上帝为核心的宗教基础也是不需要的。“一个人的伦理行为应当有效地建立在同情心、教育，以及社会联系和社会需要上；而宗教基础则是没有必要的。如果一个人因为害怕死后受罚和希望死后得赏，才来约束自己，那实在是太糟糕了。”在为美德而斗争中，宗教不应当总是依赖人格化的上帝的教义，而应当利用那些能够在人类自己身上培养出来的善、真和美的力量。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然而却是一个价值无比的任务。在完成了这种净化以后，宗教导师们必定会高兴地认识到：真正的宗教已被科学提高了境界，而且意义也更加深远了。

　　最后，最重要的，科学以自身的最崇高的超个人价值替宗教清洗“拟人论的渣滓”，从根本目标上对宗教发生影响。爱因斯坦认为，宗教作为满足人的精神追求的“一条出路”，与艺术和科学是“同一株树的各个分支”，它们的根本目标都只在于追求高尚，使人的生活从单纯的生理存在中升华出来，把个人引向高度自由的境界。从而，宗教信仰的最高境界，或者说是真正的宗教感情，不应停留在对生死的恐惧和对神的盲目崇拜，只应在于最大限度地把个人从自私欲望中解放出来，而全神贯注于那些超个人价值。重要的只在于这种超个人内涵的力量，以及对它的信仰的深度，“而不在于是否曾经企图把这种内涵同神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