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王造时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是抗战时期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是活跃在中华民国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研究其政治思想———其有关国家的理论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可以加深了解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轨迹。本文以其早期国家理论中的“新国家主义”观为研究对象。他明确指出,他的新国家主义就是爱国主义。他认为,新国家主义是与帝国主义、暴力主义、仇恨主义、无抵抗主义、顽固守旧主义及外国化主义相反的;与人道主义、世界主义、和平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及个人主义相成的。他强调指出:中国有实行新国家主义的必要。

　　国家的理论是政治思想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家的理论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最为密切,它提供有关国家政治统治的形式、实质、作用和方法的实用知识,这些实用知识是任何国家的政治统治所不可或缺的。
    王造时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是抗战时期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是活跃在中华民国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研究其政治思想———其有关国家的理论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可以加深了解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轨迹。本文以其早期国家理论中的“新国家主义观”为研究对象。
    2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的国家思想则主要表现为追求能够体现民主的某些具体的政治制度的形式,如代议制、总统制、内阁制、委员制、联邦制等,这时自由主义者关于政治制度的讨论可称为政治理想主义。
    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的王造时在五四时期和20年代提出的国家理论,主要为:提倡新国家主义,赞赏美国的政治制度,推崇英国费边主义的渐进改良的主张。本文主要论述其“新国家主义”观。
    王造时在清华读书期间,除了参加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外,还积极在《清华周刊》、《京报副刊———上海惨剧特刊》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其中在《京报副刊———上海惨剧特刊》上发表的长篇连载政治论文《新国家主义———救国良药》最为重要。这篇文章是王造时五四运动以后几年来爱国思想发展的产物,也是他研究政治学的一个结果,集中反映了当时他关于国家方面的理论和主张。文章论证了中国迫切需要提倡爱国主义的理由,并系统地阐述了新国家主义与各种主义的关系。全文分为14个部分:(一)新国家主义的界说;(二)新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三)新国家主义与暴力主义;(四)新国家主义与仇恨主义;(五)新国家主义与无抵抗主义;(六)新国家主义与顽固守旧主义;(七)新国家主义与外国化主义;(八)新国家主义与人道主义;(九)新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十)新国家主义与和平主义;(十一)新国家主义与民主主义;(十二)新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十三)新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十四)中国有实行新国家主义的必要。
    王造时明确指出,他的新国家主义就是爱国主义。为什么不称国家主义,而称新国家主义呢?是“因为现在及过去所谓的国家主义,是‘爱本国’、‘害人国’的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原形,是军国主义的本身,是国际战争的种子,是世界纷扰的根源,只知爱自己的国家,不知爱别人的国家,只知爱本国的人民,不知爱别国的人民,本着自私自利的动机,拿着枪炮子弹的暴力,去攮取别国的土地,掠夺别国的经济,侵犯别国的政治,压迫别国的人民”[1];为了与这种“国家主义”相区别,所以称为新国家主义。他的新国家主义何以说就是爱国主义呢?因为“新国家主义的目的,在于是使各国人民了解他们本国的特有的光荣文化,使他们知道祖国的可爱,使他们知道祖国的可贵,使他们知道起来拥护祖国,使他们知道起来振兴祖国,使他们知道去抵抗强权,使他们知道去铲除内奸,使他们知道不去侵略弱小的国家,使他们知道不去压迫弱小的民族,总而言之,使他们知道去爱自己的国家,不去害别人的国家。”[2]王造时认为,新国家主义是与帝国主义、暴力主义、仇恨主义、无抵抗主义、顽固守旧主义及外国化主义相反的:(1)帝国主义的目的就是侵略弱小的国家,压迫弱小的民族,占据人家的土地,灭绝人家的种族,毁坏人家的国性,垄断人家的经济,侵犯人家的政权。新国家主义的目的就是在谋弱小国家的独立,弱小民族的解放,一方面反抗外国的侵略,一方面不去侵略别国,爱护本国的独立,尊重别国的主权。帝国主义在侵略,新国家主义在反对侵略;帝国主义在害人利己,新国家主义在利己利人;帝国主义在征服别国,新国家主义在兴建本国。简而言之,帝国主义是不合理的爱国主义,新国家主义是合理的爱国主义。(2)暴力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是侵略人家的工具,是压迫人家的利器,与帝国主义是狼狈为奸的;帝国主义想实行它的侵略主义,就不能不穷兵黩武,以暴力去威赫人家,去征服人家。新国家主义是主张尊重各国的主权,拥护各国的独立,及解放弱小的民族,反对侵略主义、帝国主义及暴力主义。我们不但是要反对外国的暴力主义,我们还要反对国内的暴力主义;现在我们中国这班军阀,争权夺利,穷兵黩武,闹得全国四分五裂,民不聊生,我们为谋国家的统一及人民的福利起见,更非反对不可,更非推翻不可。总而言之,暴力主义在侵略别人,新国家主义在保护自己;一是打人的,一是自卫的。(3)仇恨主义只知道爱自己的国家,不知道爱人家的国家;只知道爱自己的人民,不知道爱人家的人民;对于本国的文化无论在哪方面都是天下第一、盖世无双,对于别国的文化无论哪方面都是卑下野蛮、无一可取;以为本国的人民有特别的天赋、可配做治者阶级,别国的人民生来就是下贱愚蠢,没有存在的价值,非淘汰不可;本国的一举一动都是对的,别国的一举一动都是错的;若是别国奋发图强就非常嫉妒,若是别国萎靡不振就乘机侵略。新国家主义主张要爱自己的国家如爱自己的家庭一样,但是不主张去侵略人家的国家;主张各国应保存其文化、发扬光大其优良传统,但是不主张妨害他国的优良文化、去阻碍他国优良文化的发扬光大;主张尊重本国的国性,同时也尊重别国的国性。(4)无抵抗主义只知有人,不知有己;只知有别人的国,不知有自己的国。新国家主义就是主张我们要爱护我们的国家,要保卫我们的国家,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认为我们的国家有存在的价值,我们的民族有存在的必要,对于列强种种的压迫、虐待,为争国家的体面计,为争民族的人格计,必大家起来,共同抵抗。帝国主义是太过的毛病,无抵抗主义是不及的毛病;帝国主义是“有强权无公理”,无抵抗主义是“怕了强权、不管公理”,至于新国家主义乃是“抵抗强权、拥护公理”。(5)顽固守旧主义认为本国一切的制度文物都是好的,并且是越古越好的;对于外国的文化,不管它好不好,都在排斥之列;只知有本国的文化,不知有世界的文化;只知有古代的文化,不知有现代的文化。新国家主义乃认为本国的历史、文化及其他一切特性,有其优点,也有其弱点;优点我们应该发扬光大、爱护保持,弱点我们应该斟酌各国的所长、去改善求精。(6)外国化主义是一味的媚外。新国家主义要保存我们的优良文化,拥护我们的优良国性,不是一味的排外,也不是一味的排内,不是盲目的守旧,也不是盲目的维新。若是我们抛弃我们本国的文化及其特性,而一味的外国化,不但中国要亡,就是世界的文化也要大受影响。敌外固不可,媚外更不可;顽固守旧固当反对,完全外国化更当反对。[3]
    同时,王造时还认为,新国家主义与人道主义、世界主义、和平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及个人主义是相成的:(1)人道主义主张扶助弱小的国家,解放弱小的民族,拯救劳苦的工人,赈济贫困的阶级。新国家主义也是济弱扶贫,抑富救贫,与人道主义是殊途同归,或者竟可以说是达到人道主义的一种手段。(2)新国家主义的目的,不但是要爱自己的国家,并且要爱别人的国家;不但要爱本国的人民,并且要爱别国的人民。因为不但要爱自己的国家及本国的人民,并且要爱别人的国家及人民,所以我们不但要抵抗外国的侵略,谋本国及本国人民之独立与解放,而且行有遗力,还要打抱不平,帮助弱小的国家及民族去抵抗帝国主义,以谋得独立与解放。新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由此看来,正是相成,不是相反。新国家主义最后的理想,也是世界主义,不过他认为我们要主张世界主义,必经过新国家主义,要爱世界,必先爱国。(3)要想实现国际的和平主义,必得自己先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不为列强战争的导火线;要想实现国内的和平主义,必先实现新国家主义,然后和平主义有实现的可能。若是想要国际及国内的和平,就一定要大家起来,爱国救国,群策群力,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对内谋国家的统一,对外谋国家的独立。(4)民主主义是民有、民享、民治的政治;对内说来,便是人民所有的自主国家,对外说来,便是民族自决的独立国家;由自主的意义看来、民主主义是反对少数专制政体,由独立的意义看来、民主主义是反抗外国侵略政策。民主革命的要义,便是推翻专制,主张民权,就是认为国家为全国人的国家;全国的事情,应该由全国人民大家起来,共同办理;人民应该忠国不忠君,爱国不爱君;大家都应该以国家的利害为前提,不应以个人的利害为前提。所以,由此看来,新国家主义与民主主义是互为因果、相依为命的。因为要实现民主主义,就必得提倡新国家主义;因为要达到新国家主义就必得提倡民主主义。(5)在中国马上要实行社会主义,时机未到。因为社会主义最为反对的是大产业归少数资本家所垄断,现在中国大产业还没有出现,资产阶级也不显明;新国家主义主张把大产业收归国有,并制定法律,规定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关系,那么贫富的悬殊,阶级的争斗,自可免除,而社会主义也容易进行。(6)新国家主义乃是谋国家的统一与独立,民权之扩张与发展,对外国的压迫及束缚,对于军阀的专横及跋扈,非推翻不可;所以它是保障个人的自由与平等的,与个人主义是相成不相反的。[4]
    王造时的新国家主义不同于一般国家主义,反映他的爱国思想,不过也反映他看问题的片面性和对共产主义宣传的某种错误的理解。例如法西斯的国家主义,表面上看是“爱本国”、“害人国”的,实际上,法西斯的国家主义,是不爱本国的犹太人,不爱本国的共产主义者的。又如,他宣称他的国家主义是与社会主义相成的,实际上他是不赞成当时在中国宣传社会主义的。他说:“什么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风起云涌,极盛一时,我并不反对这种理想,我并且赞成这种理想,不过认为在中国时机未到,不合国情。……”“中国现在的问题,不在应否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而在能否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不在产之应不应共,而在是否有产可共。若是中国现在能行社会主义,有产可共,我们又何可反对。不过现在中国,一面因为军阀官僚的捣乱,一面因为帝国主义的压迫,实业不能振兴,商业不能发达,所有一切海关、邮政、铁路、航政、矿产、银行、商务、军港、要地及其他国民一切生活的大权,多落在外国人手里。请问在这种状况底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怎样能够实现?全国人民,除少数军阀官僚,括了地皮,存在银行里外,普通一般同胞,多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请问在这种状况底下,有什么产可共?所以现在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做不到的。我们只能够内除国贼,以谋统一;外抗强权,以谋独立;以国家的力量,去开发实业,振兴商务,不受外国的经济压迫,脱离内乱的惨祸;那么国家自然会富强起来。到了那时候,我们再去讨论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有把握。”[5]

注　释
[1][2][3][4][5]王造时.新国家主义———救国良药[N].京报副刊———上海惨剧特刊.1925-6-10.(三):73;73;73-75,(四):81-83;(五):82;(六):103;(七):109-110;(九):122-123;(十):130-131;(九):122-123.〔责任编辑:王　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