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原按：2009年4月3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就职一百天新闻发布会，“猪流感”（我国于5月1日将“猪流感”改称“甲型H1N1流感”）的话题出人意料地超过金融危机、伊拉克、核扩散等问题成为新闻发布会的主角，足以证明这一新型流感对北美社会的威胁，那种惶惶之心态我们中国人太熟悉了。

2003年，也是春夏之交，也是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的地区，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地区爆发了SARS，口罩、封城、封锁边境……，一切都很相似。当年5月22日以后，北京地区再也没有发现一例新增患者，这场灾难似乎过去了。

以后还会有这样的灾难吗？哪项医疗措施结束了灾难？当时并没有真正的总结；现在猪流感来了，我们不能再“语焉不详”了。

是激素、抗生素、血清法、疫苗这“四大法宝”吗？前两项经临床实践效果不明显，血清法只是治好了半例，疫苗则到2006年才研制出来。

抗非明星钟南山院士的一系列言论发人深省：2003年4月26日，他说没有一个SARS患者是中医治好的，但是七月份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说，中医治疗71例SARS只死亡了一例，钟南山是这篇文章的第八个作者；同年12月的一个研讨会上，他说患了SARS之后不进行任何治疗，93%的人可以自愈。钟院士由于占有大量第一手的资料，他的权威言论使人模模糊糊地看到了人类对抗强毒性流行病毒的希望。

下面这篇创作于2006年的文章则非常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华原创医学是解决强毒性流行病毒的有效方法之一，中医的理论基础正是钟院士提到的“自康复能力”。从防治SARS的过程中看到，曾经呼风唤雨的“四大法宝”已经是少慢差费的方法，面对猪流感，我们是否还要继续因循守旧，继续不面对事实，继续怕承担责任，继续付出高昂的代价，而弃当年开辟的坦途不走呢？

这篇文章写于2006年。原题是《呵护中国原创医学生存空间，抢救防治传染病科学遗产》。

（一）

2003年，SARS肆虐，五个月之间席卷全国波及全球，所到之处，经济萧条、百业凋零。一位资深的WTO官员在评介不久前发生的印度洋大海啸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时说：2003年SARS造成的损失远比海啸大得多。没有人去作这样的估计：如果中国原创医学不是在2003年5月8日这一天被允许进入北京抗击SARS的主战场，这场灾难还会扩大到甚么样的程度。

事实证明，中国原创医学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在抗非典的斗争中不可取代（详见附1）。但是，事后并没有就此进行认真的学术总结，也没有人告诉我们：2003年3月以前，中国原创医学在广州抗SARS战场已经成绩蜚然，何以4月份却遭拒于北京主战场之外？直至中央政府有力干预，才得以介入。

其实，中国原创医学防治传染病的贡献远非自今日始。建国以来的半世纪中早已屡建奇功。在1953、1956、1959年，先后于河北、广东、北京等地大范围、长时间暴发流行性脑炎；1988~1992年期间于浙江、江苏、江西等地暴发流行性出血热就是其中之一。前者，中医治疗占尽死亡率低、后遗症少、费用低廉的优势；后者，经大样本数患者的中西医治疗对照验证表明：中医治疗的除具有简、便、廉的传统优势之外，其病死率仅为采用西医治疗对照组的1/4，差异极为悬殊（P<0.001，参看附2)。

中国原创医学的历史贡献还远不止此。5千年来，特别是东汉以来的1800余年的不同历史时期均有上佳表现，各项成就有史可稽（详见附3）。这些成就有力地证明：中国原创医学关于流行性传染病的研究并非是无足轻重的“经验”，而是极可宝贵的、独立的科学知识体系。然而，这笔人类丰厚的科学遗产，至今难见天日，实在令人扼腕。五个月的反思；五十年的追忆；五千年的回顾，锁定原因只有一个：百年陈旧科学观作祟使然。

(二）

所谓中国原创医学是指以东方文明“整体观”为基础所建立的医学知识体系。既有别于建立在西方文明“还原论”为基础的西方医学，也有别于近年来以西方还原论为指导所进行的形形色色肢解后的“中医”。特别是后者，道不同却名相似，易于混淆，故冠之“原创”以示区别。

中国原创医学认为：人与宇宙密切相关，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是个如同宏观宇宙般复杂的小宇宙，包含了系统的全部属性。而且，这个系统是开放的、具有复杂的耗散结构：“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黄帝内经《素问·六徵旨大论》）“器”，以今天的语言就是指系统，“形而下者，谓之器”。为内经作注的王冰进一步解释说：“器，谓天地及诸身也”。即大至天地宇宙，小至人体生命都可以看成是系统——“器”。它通过外部出入、交换以推动系统内部的升降、代谢，故称“无不升降”；构成了“生、长、壮、老、已”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当这种交换停止，系统也就瓦解，生命终结。故称“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中医理论还认为人体系统是具有适应性调节能力的自稳态系统，这种适应性协调功能源于内部自组织能力，即所谓：“生气根本，发自身形之中，中根也。”

这种自组织能力（“心”或“神”）与生命的物质基础（“形”）构成人体生命的两大要素，缺一不可（示意如图1，图中TCM即为“中医”之意）。人体生命的最佳状态应该是：“心全于中，形全于外”（《管子》），正常情况下，心和身都应该全面健康。这就是“正”（古时“正”和“证”同义）。

图1  中医“神”诊断模式：追究干扰导致的系统偏离（象）并加以纠正

在人体生命的大系统中，虽然“神”、“形”是构成人体生命的两大要素，然而，二者在人体生命所处地位并不相同：“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淮南子》）。也就是说，三者间的关系虽如图1所示，但相对于人体生命的物质结构（形）而言，构成人体生命的自组织能力及其信息结构（神）却更重要（“神者，生之制也”）。故《内经》一再强调：“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中医的诊断学和治疗学正是围绕着自组织能力（神）的变化而展开。所谓“辩证”，实为“辩正”。即辨别患者罹病后，自组能力偏离正常状况（“证”）的方向与程度。“施治”的标准也以“神”的得失为依据（参看图1，浅颜色框即为偏离）。作为鲜明对照，以还原论为基础的西方医学诊断学强调“致病因子”的消除为终结。其简要示意如图2。

图2  西医“形”诊断模式：追究干扰的物质基础（形）并加以消除

比较图1和图2，不难看出：东方医学的特点是将人体生命作为系统，擅长对系统的信息结构进行综合；而西方医学则将人体视为物质的“邦联”、细胞的“邦联”、基因的“邦联”，精于对系统的物质成份进行分析。其实，无论是整体论还是还原论，原本都是人类文明认识自然和认识自我的历史财富。

早在3000年前，老子就说过：这两种方法(即“恒有欲”和“恒无欲”之法）在认识客观世界方面均很灵验（二者同曰：“玄”）。如果研究者能将这两种方法有机地结合（“玄之又玄”）就能更深刻地认识客观世界的本质（“众妙之门”）。然而，近300年来，由于历史的原因，逐渐形成“还原论”一枝独秀的局面。随着西学的东渐，人们对还原论的研究方法由崇拜而迷信，直至将其推上“科学警察”、行动指南的无上地位：凡符合“还原论”思维的，即为“科学”，否则即为“不科学”。

这种态势，不仅对以整体论为基础的中国原创医学健康发展十分不利，而且对整个科学领域的创新活动也是个障碍。半个世纪以来，新中国科学创新发展势头多次遭到打击均与此种陈旧科学观挡道有关。

300年前，“还原论”作为近代科学认识论的主流，曾经所向披靡，几乎到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程度。然而，1905年，相对论的发明，结束了还原论在科学界一统天下的局面。此后百年，科学界公认的三项最伟大的成就：相对论、量子力学、复杂科学相继登上科学辉煌的宝座，有趣的是，这些成就无一例外都一再证明：作为方法论，还原论存在致命的、不可弥补的缺陷。且从中重新发现整体论极可宝贵、不可或缺的科学价值（见附4）。如果说，半个世纪前我们曾因崇拜西方而盲目地将牛顿时代的旧科学观视为审判中国原创医学得失的审判庭尚属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当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意气风发地步入振兴中华文明的伟大时代的今天，还坚持这种立场，则必将严重阻碍中国的科学进步与发展。中医作为中国原创科学硕果仅存的系统知识体系之一，最有希望成长为当代科学创新的生长点。因此，解放多年来强加在她身上沉重的还原论枷锁的桎梏，具有战略意义。

（三）

除了建立科学创新体制的需要，中国的国情也不容许我们排斥和延误中国原创医学的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具有自己特色的医疗保障体系已经迫在眉睫。“全盘西化”的道路已证明是走不通的：（1）近2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一路高歌，以年均增长10%的速率递增。然而，基本效法西方的医疗消费模式，同期却以30%的更快速度递增。虽然，20年前医疗费用基数较低，因此，如今年（2006年）医疗支出不过六千多亿。但是，如果不加节制，仍按如此速度提升医疗消费，则十年之后将会膨胀至6万多亿。届时，医疗保障将消耗当年GDP的20%，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也就是说，目前困扰西方发达诸国的“医保”问题也将困扰中国。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医疗消费较20年前虽增加百倍，然而，医疗保障的覆盖率却从当初的85%急速降至目前的不足50%，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已不容忽视；（2）去年（指2005年），我国GDP达到15000亿美元的空前水平，十分巧合的是美国同年的医疗消费也正好达到15000亿美元的程度。换句话说，我们这点家当只够“先进国际水平”的代表——美国人打针吃药的，况且，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6倍。有人计算，如果全人类都按美国式的医保体系行事，将要耗尽2.6个地球的资源才能满足。此外，美国虽然花了那么多钱，却仍然有多达3700万人根本得不到医疗保障。这就是说，如果中国医保照“全盘西化”这条路走下去，即便中国花得起一年9万亿美元（15000亿×6）的医疗费用，也仍然要冒多达2亿多人民得不到医疗保障的危险。（3）2003年，SARS肆虐期间，我国染病人数全部不超过6000人，却因此支出高达180亿的费用，各地方政府的投入尚不在内。平均每位患者花费超过300万，而纯由中医治疗的，不仅死亡率低、后遗症少，而且治疗费用低。最多的一位（包括住院费）只花了5000元。至于疗效，香港（病例1800余）同一墙之隔的广州（病例1700余）的比较可见一斑：香港患者病死率在13%以上，而广州仅为3.6%，二者之比又是一个四分之一，耐人寻味啊！应该客观地说，香港的西医水平优于广州，唯一不同的是：当时的广州，中医被允许全方位投入（见附5）。

（四）

加强中国原创医学的研究，特别是其中有关流行病学的研究还有更急迫的战略需要：

众所周知，目前人类已经认识的病毒虽已过300种，但其中能危害人类健康的不过十分之一。大体上说，“新”病毒造成的危害大一些，“老”病毒则较轻。由于近年来人类行为的干扰，新病毒出现频度有越来越高的趋势：50年前，大约每隔5年才出现一种新病毒；而在30年前，这个周期已经缩短为3年；最近10年，这个周期又缩短为1.5年。按照这种发展趋势，可以预计，用不了多少时间，每年出现一种以上新病毒的几率就会越来越大。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给人类带来的麻烦可就大了。

如图2所示，西方医学就本质而言是拮抗医学，自然要以确定新病毒的存在为诊断的基础，这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要寻找到能反映新病毒存在的特异性的生化反应及其显示方法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更要命的是需要相当长的研究周期；而对于正在暴发的流行病而言，这却是致命的。两年前SARS流行，大家想必记忆犹新：SARS流行期过后很久，新研发的确诊手段尚无法实用化。不得已而求其次，采取所谓的“临床诊断”，然而，其准确程度实在令人担心：香港上报WHO最后一批SARS病死者21人中，最后尸检证实，其中15人并非死于SARS，就是明证。

可以想象，如果一旦出现两种以上新病毒同时肆虐，其确诊手段的研究将会遇到加倍的困难，而针对性复合疫苗的研究周期将更加漫长。“临床诊断”的准确度也将更加扑朔迷离。

相形之下，以整体论为核心的中国原创医学的临床诊断要便捷得多、明确得多。对于病毒性传染病而言，中医所需要了解的不是入侵者的物质“结构”，而是病毒入侵后人的自组织能力正常状态偏离方向和程度（参看图1）。所谓“施治”也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直接了当地杀病毒，而是将偏离的人体自组织能力调整至正常。至于“杀”病毒，人体自组织能力的正常发挥足以胜任愉快。以SARS而言，冠状病毒基因不过3万，而人体的基因则达3亿个， “聪明”多了！因此在对付入侵的病毒时，只需“辩证”正确，而不需担心是二元、三元还是多元传染源造成的。诊断学虽不如西方医学在判断致病源结构分析的“精密”，但对评估不同人群致病后自组织能力的偏离却十分的方便和准确。中医的治疗学虽然没有采取杀病毒的“针对疗法”，却在治疗过程中发挥并保护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组织能力。

此外，比较图1和图2，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医和西医在治疗某些病毒性传染病均有效的情况下，西医治疗的病死率大于中医（如前述2003年的SARS，1988~1990年的流行出血热）。因为对西医而言，病毒一旦“杀灭”，治疗的目的即已达到，治疗行为就可以结束。但是，对于中医而言，此刻患者的“辨证”仍然偏离正常的生命状态，仍然需要“施治”，直至“阴平阳秘”，才算大功告成。中国原创医学关心的是得“病”的人；西方医学注重的是人所得的“病”，二者得失，由此可见一斑。

人类遭遇多元复合病毒袭击，虽较为罕见，但也并非没有先例。1988年，我国南方某些地区曾暴发过甲、丙肝病毒复合流行传染。美国也有罹此病的患者，然而文献指出美国罹此病者的病死率却为中国的243倍（见附9）。何故二者差别如此巨大？因为在中国，中医和西医对此病有较好的配合。诚如前述，对中医而言，无论是单纯的甲肝还是丙肝或者是甲、丙肝病毒复合传染，其“辩证”的尺度是一样的，其“施治”的原则也是相同的，并无特别的困难，然而对西医而言，就另当别论了。

值得一提的是，对西方医学而言，十分担心致病的病毒变异。致病病毒的变异意味着根据原病毒研制成功的疫苗只能作废。据有关权威部门估计，如果新一轮SARS作祟系变异了的冠状病毒所致，虽然新疫苗的研究无需从头开始，但新疫苗达到使用标准的研制周期起码也得半年。对此，中国原创医学却并不以为意，因为中医所关心的是变异了的病毒入侵人体后的“证”的辨别和治疗，即便需要调整，难度也极小。

（五）

我们特别关注中国原创医学健康发展，还有迫在眉睫的更具体的原因：近两年来，禽流感的频发以及禽---人间传染个例的频发表明，H5N1病毒接近于完成人---人感染的变异。主流科学家确信，这种变异一旦完成，则世界范围的流行暴发就为时不远了（当时尚未预见到有“猪流感”——编者注）。2004年底海南国际生物学学术年会上，著名病毒学家何大一先生就此发出了警告：“我们做好准备了吗？”今年2月，日本的Newton(科学)杂志更刊载了日本劳动厚生省的正式报告，称：届时日本全国将有32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同罹此病，其中167000人将不治身亡。（见图3）

令人吃惊的是，纷纷就此发表见解的科学家并无人认为如此高的发病率估计有何不当，相反，许多专家认为病死率的估计过于偏低。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作为近邻，我们难道不该也躬身自问：“做好准备了吗？”。届时是坚持西医一条腿走路，还是汲取SARS的教训，中西医两条腿一起走？未雨绸缪，总比临渴掘井好。毫无疑问，届时中国原创医学的宝库将会成为人类的新福音，不过目前及时总结中国原创医学防治传染病的科学遗产则是当务之急。

（六）

尽管，中国原创医学的历史性成就尚不能为陈旧的科学观所认可，但是，却越来越多地受到新科学观的支持。早在百年前，打破还原论一统天下局面的相对论发明者爱因斯坦就对还原论的认识论作过严肃的批判：“没有一种归纳法能够导致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对这个事实不了解，铸成了十九世纪多少研究者在哲学上的错误。”著名的复杂科学带头人之一普列戈金（诺贝尔奖得主）也说：“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与协同。现代科学的发展……更符合中国的哲学思想。”他预言：“西方科学和中国文化对整体性、协同性理解的很好的结合，将导致新的自然哲学和自然观。”而中国原创医学理论正是中国古典哲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完整反映。

控制论为研究复杂生命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科学方法。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曾精辟地指出：“高等动物的生命，特别是健康的生命，能够延续下去的条件是很严格的。这种状态称为稳态（homeostasis）。人体是一个维持稳态的机构。”维纳所表述的新科学观与中国原创医学所表达的理论完全一致。量子力学大师、奥地利的薛定谔（E. Schrödinger）其实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曾写了一本名为“什么是生命”的书，表达了他对生命整体性的认识。

用现有的科学成果去评判中国原创医学是否“科学”是非常不当的，李约瑟先生1977年在第15届国际科学史学术年会上发言时就说过：“现代科学是变的，还没有到顶”。因此，科学观也是在变的，也没有到顶，对人的生命本质的认识尤其如此。李约瑟说得好：“现代科学不可能是以往一切科学发现具有多少价值的末日审判庭，只要不忘记它的暂时性，则可将其作为可以信赖的测量规则。”李约瑟说话至今又过了将近30年，事实证明他的预见性。当时许多“可以信赖的测量规则”，随着科学的进步现在却变得不那么可靠了。曾经是“现代科学”的“铁律”，有的已经暴露出严重的缺陷。还原论的研究方法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没有必要因为有人不承认整体论的科学价值而轻视对中国原创医学的继承和发扬，特别是对其中的急性流行性传染病科学遗产的开发和研究。原因很简单，一是社会的迫切需要；二者，许多“活着的”宝贵遗产是“过时不候的”。前者前面已作简要分析，这里不赘。后者则是必须争分夺秒的。1953年，新中国第一次成功抗击流行性脑炎的河北石家庄名中医业绩上报后，引起中央的重视，三次派专家去调查，三次均被以“无科学根据”为由封杀。如今这位名医已经饮恨而去，资料荡然无存，甚至连姓名都难以确定；1959年，流行性脑炎又在京城暴发，名医 蒲辅周 率诸同仁奋战，取得令人振奋的成就，如今他的医案虽在，却被某些专家认为“学不会”而弃如蔽履。只因蒲老所治疗的167例患者采用了多达98个处方组合，而至今仍被某些还原论医家在公开场合加以嘲笑。殊不知这正是中国原创医学以人为本的精华所在。打响抗击SARS中医第一枪的 邓铁涛 先生如今已高龄90，另一位同样为广州抗击SARS骑自行车四处奔走，贡献良多的温病专家 刘仕昌 先生更是高寿91。然而SARS过后，当800位专家浩浩荡荡从各地云集广州总结经验时，却假装不知道他们的存在；1988~1992年期间领衔江西和江苏中医奋战于扑灭流行性出血热（鼠疫）第一线并取得出色成就的两位泰斗级人物 万有生 和 周仲英 先生如今也都在85岁以上的高龄。他们的学识、他们身经百战的活生生的宝贵临床经验现在不抢救更待何时？

既然，我们今天尚不能“证明”中国原创医学对SARS的治疗“无效”，也不能证明中国原创医学对其他流行性传染病的临床研究“不科学”，我们就应该珍惜这些瑰宝，何况大敌当前呢？临阵再磨枪，损失可就大多了。

1918年，流感袭击欧洲，前后夺去1800万人的生命。原因很简单：一时找不到“针对性”的疗法。2004年，日本流感暴发，官方早有防备，只可惜所预测的型号错位（A误为B），也因此狼狈了一阵子。但是这类惨剧和狼狈注定不会在中国发生，前提是：及时更新科学观念，认真呵护中国原创医学；及时抢救防治流行性传染病研究的科学遗产。

（七）后记

本文写就，至今年余。当初所虑，多不幸言中。其中：医疗保障费用2005年已飚升至10500亿，比预料中的递增速度还快；H5N1禽—人传染个例频度有增无减，前景堪忧（2009年H1N1提前登场——编者注）。截自今年（2006年）8月，全球感染人数共205例，死亡率58%，其中中国大陆感染20例，死亡13例，达到了“国际水平”。这样高的死亡率意味着：（1）西方医学至今仍无有效办法。美卫生部长6月19日的呼吁也证明了这一点；（2）某些医政官员至今仍坚持不允许中医参与防治传染病的立场。其实，既然目前西医尚无太好的办法，让中医试一试有何不可？器量何以如此之小？学术观念不同，作为个人尽管坚持无妨。利用行政资源剥夺其他学派，特别是弱小学术群体发挥作用的权利是不明智的。

2005年11月，中央决定中医研究院更名为科学院。此举意义旨在倡导真正的科学创新体制，维护真正的学术民主。是避免处于弱势学术群体的中华原创医学惨遭灭顶的有力措施，也是我国历代领导人政治智慧结晶的延续。1953年，两位卫生部高级领导利用行政权力消灭了95%中医，遭到毛泽东主席的坚决反对，中医因此得以保存，并为中华卫生事业做出伟大贡献。1984年，作为弱势团体，中医已经岌岌可危，一位领导同志当时忧心忡忡地说：问题是西医在朝，中医在野啊。在崔月犁等同志的努力下，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将中西医平等的内容列入宪法第21条。他们以政治家的智慧，高瞻远瞩，从中华文明复兴的高度出发，以基本法的方式，挽救了这份全人类的宝贵财富，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创举。因此，“更名”并非某人一时心血来潮之作。

然而，近日却有人选择在“更名”周年之际，发起取缔中医的‘修宪’签名运动，其用意不问自明。体制内的阳奉阴违和体制外的张牙舞爪，看起来气势汹汹，中医的小命好像难保。其实，这是做不到的，因为中华民族需要她；世界需要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