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人看来，经济学是一门关于如何最有效地分配有限的资源的学问，它的全部要义在于这种分配的效率，至于正义性问题则是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其它学科的任务。这种观点在当今中国的经济学家中尤其普遍，有一个朋友告诉我，如果你要谈论公平、争议，很多经济学家们会认为你不够主流、甚至不够资格做一个经济学家。当今的中国，物欲横流、道德崩溃是众所周知的，如果真的象我的朋友所说的，由此产生出这幺一批经济学家在政策制定中占主导地位的话，那实在不仅是经济学的厄运，也是中国的不幸。

　　 不错，经济学是研究稀缺性的学问。因为由于人类无止境地追求消费的天性以及自然、技术对可供人类消费的资源和生产手段的制约，人类的对消费的总体要求永远大于他们所能得到的。于是便产生了一门经济学这门科学，研究如何在各种相互竞争的需要之间合理的分配有限的资源。但是分配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正义性的命题，因为分配是人类的行为，分配不仅仅是有限资源在不同的用途之间的分配，它同时也是有限资源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因此对分配不可能没有道德的或价值的判断。事实上，经济学的许多重要分支与价值判断密不可分。例如，当今西方经济学中的"显学"--福利经济学，专门研究各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如何影响社会成员的福利，由此而派生的关于税收、政府支出等经济政策的研究就更离不开与正义性相连的价值判断了。

　　 经济行为，或者说有关经济活动的制度安排的正义性是一个与经济效率有关的命题，但是他们是不可相互替代的两个命题。两个命题都很重要，都是经济学所需要面对的。正义性是一种道德或价值判断，它根植于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良心和理性思考。人类整体中的不同部分在不同的时候有着不同的利益，而且这些不同的利益的冲突也在所难免。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人类中不同的利益集团知道他们应该互相妥协，在争取自己利益的同时承认和照顾其它集团的利益。否则，社会就会崩溃，没有任何集团能够从社会的崩溃中得到好处。

　　 社会主义的学说在十九世纪能够产生和发展的土壤恰恰是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对社会正义性的忽视。社会主义以社会正义作为旗帜，很快便赢得了众多的社会底层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可是，当它在苏联、中国成为现实的经济制度以后，很快便暴露出这种制度不仅没有办法进行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且也没有办法保证长期的社会正义。很快，社会正义由最初的全民的理想沦为空洞的口号。社会资源完全被特权阶层所垄断，资源的分配依靠的完全是超经济的强制。理所当然的，这个制度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后遭到了普遍的唾弃。
 
　　 虽然中国仍然自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几乎没有任何人，包括中国的执政者自己真正相信这一点。今天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当权者维持统治合法性的招牌而已，社会正义再也不被当政者提起。我想这也就是那幺多中国的经济学家敢于如此无耻地宣扬没有道德的经济学的真正原因。实际上，当今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实用主义的国度。在那里，由于资本与社会权力的结合最紧密，因此资本的积聚最无所顾忌，最不需要讲道德，最不需要考虑社会正义，血腥味也就最浓。今天，中国没有安全设施的煤矿爆炸事故此起彼伏，农民被苛捐杂税逼得家破人亡的惨剧层出不穷，其它劳工与资本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激烈。这些都是源于制度安排的非正义性。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的正义性应该是一切有社会正义感的经济学家们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
　　
　　 在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社会经常面临着不同的政策选择；而不同的选择则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在社会政策选择和社会后果之间，有若干内在的、必然的运行机制。有人认为，经济学的任务只是客观地描述社会经济变化和发展的这种机制。也就是说，它的任务不是制定政策；而是告诉政策制订者不同的政策和不同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让后者去选择。

　　 从定义上看，对经济学任务的这种界定似乎非常清晰，也十分有道理。但是，在现实中，这种界定从来没有被人严格遵守过。它没有被人严格遵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无法被严格遵守。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本质上是人的行为，人在资源的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行为。人类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的经济行为涉及许多变量。这些变量的增减、变量参与经济过程的先后顺序、以及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如此的纷繁复杂，从而导致出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使得任何既有的成熟的或复杂的分析工具都显得无能为力。不错，为了使得经济学的分析更加简洁、规范、准确和富有逻辑性，现代经济学运用了较多的数学分析工具。例如，无论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在研究经济增长和动力机制等重要问题时，都较多的使用了动态优化的数学方法。但是使用微分方程来解决动态优化问题时，对变量的数量有严格的限制，变量一多，方程则无法有确定的解。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们最常用的方法是简化变量。这种做法使得许多变量被抽象掉。这个由复杂到简单的过程，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便是了经济学家们发挥他们主观能动性的过程。由此可见，经济学家们对经济过程进行描述是不可能完全客观的。任何一个经济学模型的背后，实际上都隐含了建立模型的经济学家对社会秩序的主观理解和对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

　　 即使是那些抽象的经济理论模型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经济学家们的对社会的主观认识，遑论那些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与社会各阶层经济利益交织在一起的经济政策研究了。在这种情况下，硬要坚持不带价值判断，无所谓正义和非正义的经济学，不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便是欲盖弥彰、混淆视听了。其实，这种例子在经济学发展史上比比皆是，一百八十五年以前著名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提出比较经济优势的贸易理论便是一个最著名的例子。李嘉图在他的划时代著作《政治经济学及税收原理》一书中完整地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用来说明自由贸易的合理性。这个理论证明，即使一个国家生产所有的产品都比另一个国家有效率，这个国家仍然都能从两国间的贸易中得到益处。这个问题的数学证明简单明了，逻辑性无懈可击。以至于一百多年后，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萨缪尔森仍然称之为极为少有的一个没有争议的经济学命题。其实，李嘉图在阐述这一理论时，不可避免的进行了理论抽象。例如，他抽象掉了运输和其它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他刻意回避了贸易政策变化所引起的国内收入分配的变化。有人认为，这种回避恰恰反应了他的理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贸易政策的社会倾向性。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李嘉图代表着新兴的资产阶级利益，而当时风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却保护农业土地主的利益，成为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发展的一个障碍。他大力提倡自由贸易理论和政策主张的目的正是在于解除这一障碍。因此，人们无法指望他站出来清楚地说明自由贸易政策对地主和农民的负面影响。好在在一个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社会，自然会有其它经济学家对任何一种自称没有价值判断的经济学理论进行价值判断。但是这种辩论需要以承认经济学的正义性为前提。

　　 其实，任何特定的经济学家代表一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是十分正常的。但是象今天的中国这样，如此大量的经济学家不承认经济理论和政策与特定社会利益集团的联系，甚至以经济学的中立性来为这种不承认辩护，这种现象除了说明某一特定利益集团已经在社会上占据了超垄断地位外，无法再有别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有经济学家来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否则社会一定会快速走向崩溃。
　　
　　 什么是经济学正义性的基础呢？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可以说既简单也复杂。让我们从简单说起，那就是人们的基本价值判断，也就是人们对好和坏、对与错的基本认识。可以说，经济学的正义性是人的良知的自然延伸。譬如说，除了少数虐待狂和受虐狂以及禁欲主义者以外，人类的绝大多数都希望丰衣足食，而不希望饥寒交迫。因此，能给多数人带来丰衣足食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是正义的，而造成饿孚遍野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则是非正义的。在这种情况下，正义与非正义很容易为一般民众所识别，只要没有强力制约，他们很快会作出正义的选择。正因为如此，在文化革命结束的初期，赵紫阳、万里等党内改革派提出的与毛泽东多年的荒谬举措绝然相反的农业政策能迅速得到农民的拥护，而且能给中国农业的发展带来显著的积极效果。

　　 当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现实生活会比刚才所举的这个简单的例子要复杂得多。尤其是当人们面对利益相互冲突的不同社会集团的对立要求，或者面对一特定经济政策的长期效果和近期效果的相互冲突的时候，对正义和非正义的判断会变得困难得多。

　　 在现代社会中，有钱人通常会主张减税和减少社会福利，不赞成最低工资标准；但是，穷人则通常会主张增加政府税收和社会福利，要求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前者会以维护经济的持续和高效率发展为自己辩护，而后者会以维护当前的社会公正为自己辩护。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的正义性是否会失去根据呢？仍然不会！人类仍然可以根据基本的价值观来对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判断。比如，从一般意义上说，主张强者帮助弱者是正义的，而主张恃强凌弱则是非正义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人类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劫富济贫，因为那样做无异于扼杀社会中最有能力的那部分人的创造性，从而无法维持社会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但是不难想象，如果人类处于灾荒，一部分人濒临饿死，这个时候运用富人的财富来帮助穷人就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了。当然，社会很少处于这种极端状态，但是正义的经济学应该在承认强者帮助弱者的正义观的前提下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寻找社会发展的人道的最佳平衡点。那种不顾社会弱势集团利益的经济学绝对不是正义的。

　　 让我们回到现实中的中国。二十年前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相对于毛泽东时代的极其荒谬的经济政策而言，无疑是一个进步。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对于打破那种极少数中央官僚对全社会资源的绝对垄断，对于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发展，对于人民私有权利的建立和发展等等无疑是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由于政治制度仍然处在集权状态下，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极端畸形。除了少数私人企业家是靠辛苦经营或者特有的管理和技术优势发展起来的以外，政治权力成为在中国社会收敛财富的最主要的手段，社会的统治者凭借物资分配、土地和资金分配的权力以及对信息的垄断，在短短的二十年间迅速从政治统治者转变成政治统治者兼经济暴发户，他们积累财富之迅速、之不择手段，令全世界瞠目结舌。与此同时，在毛泽东时代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绝大多数中国农民，二十多年以后依然如故。工人们也在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中成为输家。中国迅速成为世界上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发展最快的国家。显然，这种社会发展方式绝对不是正义的。由于它不是正义的，因而也是不可能持久的。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对未来的社会动荡的担心便是人们对社会发展现状的非正义性不认同的一个具体表现。
　　
　　 面对这种非正义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在干什么呢？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正在喋喋不休地论证经济学的非道德性，另一部分人则在为政治权力对财富分配的垄断辩护，为统治者的腐败辩护。我相信，若干年后，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一轮困境和历史的责备，中国这一代经济学家一定会为他们今天忽视经济学的正义性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