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末明初的历史嬗变时期，有一个以参加淮西农民军开始其政治生涯，辅助明太祖开国立业，自己也身爵上公、位次人君的人，这就是明代开国丞相李善长。

反元起事 投靠元璋

李善长，字百室。元延佑元年(1314年)出生在凤阳府定远县(今安徽定远县)曲阳坊。关于他的家世和青少年时的情况，史书几乎没有记载，只知他年少时读过一些书，能粗通文墨，喜好法家理论。自小有大志，也有心计，在乡里比较受人尊敬，曾被推为祭酒(古代飨宴时酹酒祭神的人)。他虽没有得过功名，但知书识礼，是地方上颇有名气的人。从他自小受过一定教育，也不用为生活操心奔波等经历来看，可以推断他出身于一个中下等的地主家庭，成年后的生活也较优裕。 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刘福通号召下的二十万农民在颍州(今安徽阜阳)举起了反元革命大旗，红巾风暴席卷江淮平原。李善长妻兄王濂加入了汝、颍红巾义军，李善长内心也不禁为之震动。他目睹元末政治腐朽，残酷的剥削压榨，使乡里村民到了卖儿鬻女的田地，作为一个有气节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很自然会产生参加起义的想法。至正十二年(1352年)，红巾军郭子兴部占据濠州，朱元璋投郭子兴军当了一名亲兵。朱元璋善于组织指挥，不到两年工夫，他便建立了一支有自己同乡好友包括壮士徐达、周德兴等人参加的几万人的亲军。

朱元璋对这支队伍进行了严格的训练，由这样一位有智略和魄力的军官领导的能攻善战的生力军，不能不在方圆数百里内造成很大影响。一些文人儒生纷纷前去投效，朱元璋欣然收留他们，并任为幕府参谋。早有心从雄的李善长，耳闻这些消息，再也按捺不住了。至正十四年(1354年)，当朱元璋南下进军滁州(今安徽滁县)经过定远县时，李善长告别了妻子姐弟，风尘仆仆赶往军门投见，从此他便留在朱元璋军内。

辅佐有功 受勋第一

李善长入朱元璋军就作了幕府的掌书记，即幕僚长。之后，他兢兢业业，悉心辅佐，很快就成了朱元璋的得力臂膀。朱元璋也不断委以重任，把他当作最信任的心腹。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兀璋取下太平府(今安徽当除县)，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己为大元帅，任李善长为帅府都事。镇江下，朱元璋作江南行中书省平章，李善长又进为参知平章。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即吴王位，以李善长为右相国(时袭元制，尚右)。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封为宣国公。不久改官制，尚左。李善长转为左相国。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就位为太祖皇帝，进李善长为左丞相。三年(1370年)，明太祖大封功臣，授李善长“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地位更加显赫。四年《1371年)李善长以病辞位。以后虽不在相位上，但仍参于军国重事。不失元老重臣的身份。然而地位说明不了问题，重要的是他一生的所作所为。

李善长投入朱元璋军门时，正是朱元璋急需良臣谋士为己服务之际，因此，对李的投靠非常高兴，待他分外优厚。二人促膝谈心，不几句便觉情投意合。朱元璋问李善长：四方兵事何时才能平定？在投军之前李善长对此就有深思熟虑。他答道：“秦末大乱时汉高祖作为一个平民起兵，他豁达大度，知人善任，懂得收拾人心，因此五年平定了天下，成了帝业。如今元朝纲纪紊乱，人心不和，已到了土崩瓦解的田地。汉高祖的家乡在沛地，与你家乡濠州相去不远，你如能学习这位同乡的长处，担当起这种责任，天下太平也就不远了。”一席话给雄心勃勃的朱元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时起，朱元璋心目中有了一个老百姓出身的皇帝同乡形象，他第一次找到了可循的榜样。此时的李善长，实际也给自己树立了一个效法的样板，那便是汉高祖的丞相萧何。出于对事业功名的共同追求，朱元璋也向李善长提出了要求，说：“如今群雄并争，要打好仗，依我看最要紧的是要有好的参谋人员。现在群雄中管文书与作谋士的幕僚，总爱说左右将士的坏话，从而导致文武不和，将士施展不了才能，这样自然非失败不可。将士垮了，好比鸟儿失去羽翼，主帅势孤力单，也必然要灭亡的，这是一个教训。你应该为我作一桥梁，将文武连结一起，千万不要学那幕僚的坏样。”李善长顿首受命。从此他全心全意做好幕僚专职，使文武将相和睦团结。

朱元璋队伍的威名日盛，投归者也与日俱增。李善长考察他们的才干，荐举优秀人材，重视并听取他们的政治意见，处置不称职的将吏。他代朱元璋公布纪律、转达命令。臣僚之间出现不团结、互相闹意见相倾轧时，李善长则认真耐心去做双方工作，使隔阂消除。他还经常主动地沟通文武、主帅间的关系，反映将士们的意见。使军中人人心情舒畅、感到统管得当。李善长的到来，为朱元璋军中步调一致起了重要作用，也使朱元璋的主将地位日益巩固。 郭子兴是一位性情暴躁、忌能护短之人，他耳朵软，好听闲话，疑心病又重。朱元璋虽是他的干女婿，但二人在性格、作风上却大不一样。朱元璋不时受郭子兴的猜疑、冷落、斥叱，甚至任意调走他的部队，抽掉他的良将谋士。一次，郭子兴听了挑拨又大发其火，扬言要夺回朱元璋兵柄，特别指出，要将李善长置于自己麾下。李善长闻讯，急忙找到朱元璋，表示除朱元璋外，别处哪儿也不去，讲时涕泪满面，神色感人。朱元璋口中虽言主帅之命不可违，但心中却为李善长对自己忠贞的态度和诚意深深打动。长朱元璋十多岁的李善长，到军虽只数月，但才干见著，主辅之间互相依赖，配合默契，朱元璋是无论如何不愿让他离开的。由于李善长本人坚决谢绝到郭子兴麾下，郭子兴无奈，也只得作罢。朱元璋却从此愈发器重李善长了。

至正十五年(小明王宋龙凤元年，1355年)三月，郭子兴病逝，朱元璋代统郭部，以副都元帅镇守和州(今安徽和县)。当时元军力量仍很强盛，王子秃坚、枢密绊住等时常分营袭击朱元璋军。一次元军出袭鸡笼山寨，朱元璋决定亲自带兵反击，命令李善长带领少量兵力留守和州，嘱咐他如果敌至，只要坚守城池就行了。元军谍知和州兵力弱小，搞了突然袭击。其实李善长早有估计，并作了安排，在和州城周设下伏兵。敌军一到，伏兵四起，打得元军落花流水。作为文人幕僚的李善长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作战获胜，这是朱元璋没有料到的，因此闻捷分外欣喜，当场表扬李善长说：“怎么能说你仅仅是策谋画计的文人呢，你今天的胜利真叫执戈的武将也不得不佩服啊!” 元兵多次进攻，都被坚决顶住了，但军中却又闹起粮荒来。和州对岸是太平、芜湖，那里是有名的粮仓。而且太平东北可达集庆(今江苏南京)，这个六朝古都既是江南第一大城，又处南北交通要冲，是个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于是朱元璋与李善长计谋渡江，可是苦于无船和水兵。正在一筹莫展时，巢湖水寨首领俞通海、廖永忠等前来投效，朱军得船千艘。六月初一，李善长紧随朱元璋左右，领水陆大军乘风破浪横渡长江。接着击破元大将蛮子海牙军的防守，占领芜湖，得到大批粮食，解决了部队的粮荒，继又直逼太平府。

李善长对本军习性了如指掌，揣摩这次胜利进城，将士们将会任意抢杀，因为才饱尝过粮荒威胁的滋味。李善长一向反对任意抢杀，他意识到纪律严明才能博得民心。于是向朱元璋提议及早采取措施。在这一问题上主辅之间是一拍即合的。朱元璋命李善长事先写好禁约：“不许虏掠，违令必按军法处置。”进城后四处张贴，还派人沿街巡察。遇到真有犯法的，当场立斩，毫不留情。太平百姓顿时安定。之后，朱元璋部队声名日振，附近百姓纷纷来归。朱元璋趁机顺流而下，于至正十六年(龙凤二年，1356年)三月攻占集庆。这一战役扩大了朱元璋的势力范围，使他建立了牢固的根据地，为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朱元璋当即改集庆路为应天府。不久，朱元璋想乘胜前进，乃令徐达取镇江。当时部队连续得胜，士气有些骄盛，入城后抢夺掳掠时有发生。

为整顿军纪，取信于民，李善长和朱元璋及率军攻镇江的统帅徐达密计，合演了一出戏，故意找徐达错处，朱元璋佯作盛怒，非绑了请王命牌处死刑不可，再由李善长出面调解，百般求情，才松了绑。不过，当场达成协定，以攻下城后不抢不杀为将功赎罪的条件。这出戏果真奏效。徐军取下镇江后，军纪严明，士卒肃然无敢犯法者，镇江城内平静如常，丝毫显不出有兵事发生。朱元璋的队伍不抢不杀，甚得民心，这就大大便利了军事上的成功和根据地的扩展。以后，“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决于善长。”李善长在朱元璋部中确立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此后朱元璋率军频繁作战。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下江州(今江西九江)，后又占洪都(今江西南昌)、援安丰(搭救小明王韩林儿)、鄱阳湖大决战(与陈友谅决战)、讨庐州、攻武昌……连续征战在外。李善长遵命始终居守应天府(今南京)。应天虎踞龙盘，是朱元璋的重要根据地。经营好这块根据地，是朱元璋生死攸关的大事。朱元璋信任李善长，全付交托，委以重任，而李善长则全力以赴，悉心履职，表现了极为出色的组织和治理才能。在不长的时间里，李善长便使那里将吏和睦，百姓安居，生产发展，百业俱兴。充足的军需源源送往前方，有力地支援了部队的战斗，为朱元璋开国建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朱元璋的西吴(朱元璋于至正二十四年称吴王后，民间将张士诚称东吴，朱元璋称西吴)根据地，虽是富庶之地，但由于连年遭受战火兵燮，生产破坏，经济上颇为困难。李善长留居应天，首要之举便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前方军需供给。他遵照朱元璋制订的屯田垦荒措施，在西吴地盘上普遍推行屯田制度，兴修水利，鼓励耕种，奖励开垦，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同时颇有远见地对城市手工业和商业加以控制，开辟财源。他在斟酌元制、改革弊政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倡议，如立盐茶课、制钱法、开铁冶、定鱼税等。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开始的茶盐法，即统由政府控制茶盐产销，由商贾纳钱请引贩卖。盐税二十取一，茶税每百斤纳钱二百。同年实行制钱法，即在江西行省置货泉等三局，设大使、副使各二员，颁布大中通宝大小五等钱式，开始铸钱四百余万，二年后增加了近十倍。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开铁冶，主要先在湖广地区实行，由政府直接募工冶炼。这些经济措施既重要但又十分烦琐，李善长却“裁取有衷”。使西吴“国用益饶，而民不困”。同时也开了明代经济典制之先，对于整个一代都有影响。 李善长干练明达，很有处理公务的能力。他和息将吏之间的龃龉，摆平文武之间的关系，很受下属的尊敬。同时又明习故事，善于辞命，很会搞外交活动。朱元璋常常叫他起草各种文告及外交书信，如朱元璋为争取张土诚部下李济，嘱李善长修书劝喻。李济名为张氏镇守濠州，实则在等待观望。李善长一面以同乡同宗来感化李济，另一方面转达朱元璋的旨意，告以利害。既有好言相劝，又有威胁恐吓，软硬兼施，不久李济果以城降。虽然其中有力不能支的因素，但不能不说李善长的书信也起了促进李济明识形势、作出决择的作用。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以徐达为首的朱元璋大军，在战场上东灭张士诚，北伐取山东，南降方国珍，又进军福闽，真可谓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在这形势下，朱元璋决定弃小明王的龙凤年号，用吴纪元，是年为吴元年。同时更百官制，改尚右为尚左，赏赐功臣。朱元璋以李善长有转饷劳，拜为左相国，封宣国公，赍赐如大将军。朱元璋说：“我以布衣起兵，善长、徐达本都是我的乡亲，他们希望显贵。今天依靠大家的力量，夺得了天下大半，因此要好好封赐他们。但是中原未平，焦劳之日岂能坐守一方而忘远虑啊!”于是李善长与众臣讨论北伐及取东南州郡诸问题。

不久，朱元璋称帝，建立全国性政权的条件基本成熟了，以李善长为首的文臣谋士就积极酝酿朱元璋南面登基的各项准备工作。中丞刘基、陶安等提奏请制定律令，振肃纲纪，以健全和确立自己的各项典制。朱元璋也认为过去所用的连坐法过于苛刻，李善长便请自大逆以外都予革除。接着李善长与刘基等裁定律令，李善长为总裁官。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二月律令成，刊布中外。然后李善长一面领头率文武百官奉表请朱元璋登基称帝；一面亲自制定即位的各项礼仪。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六朝古都金陵(今南京)的南郊，于刘基精心勘选中的一块“风水宝地”上告祀天地，面南称帝。左丞相李善长率百官和都民耆老拜贺舞蹈，连呼三声万岁。祀毕，明太祖到太庙追尊四代祖父母、父母为皇帝皇后，再祭告社稷。在奉天殿受贺后，立发妻马氏为皇后，世子标为皇太子，再封诸王。整个过程李善长始终充当大礼使。朱元璋称帝后，臣僚，尤其是李善长、徐达自然得提高一级，作新王朝的将相了。是李善长等翼运之臣辅助明太祖坐定了天下，同时，又是这开国立业的时代成就了李善长这样的人，使他从刀笔小吏变成了开国勋臣。

洪武元年(1368年)五月，太祖去汴梁(今河南开封)视察，留李善长在京居守，三个月间大小事务都由李善长按定规、时势自行处置，这表明了太祖对李善长的绝对信任。以后，朱元璋更把除军事外的一切朝廷事务，统归李善长掌管，如建置地方各级职官、制订官民丧服仪礼、三师朝贺东宫仪礼、规定朝臣大小服色、俸赐以及封建藩国、功臣爵赏、民间诉讼等，事无巨细，李善长都不厌其烦地认真处理，安排有致。

明王朝刚刚建立时，由于北方元蒙残余势力仍较强大，因此征战还是王朝第一要事。徐达、常遇春等大将北伐中原，南取闽越，还在戎马倥偬中出生入死。而李善长作为文臣，高官厚禄，长期居守后方，就自然地招来了非议。有些文武将臣，尤其是非淮西振的杨宪、高见贤等，常常在太祖面前议论，说李善长无宰相之才。太祖以为李善长虽少汗马功劳，加之年已老迈，显有颟顸之态，但他是自己淮西旧人，早就投入军门，涉历艰险，勤劳簿书，且在连年征战中，精治后方，给足军食，功劳是不可磨灭的。因此明太祖明确地对下臣说：“我既为君，善长当为相。”并于洪武三年(1370年)进封李善长为韩国公，加上开国辅运等一系列头衔，位在徐达之上。但年给岁禄四千石，比徐达少一千石。用位比徐达高、禄比徐达少的方法，保持文臣武将间的平衡，同时赐铁券，免二死。诰命上这样写道，李善长跟着我“东征西讨，日不暇给；尔独守国，转运粮储，供给器仗，，未尝缺乏；专繁治剧，和辑军民，各靡怨谣。昔汉有萧何，比之于尔，未必过也。”又赐文绮帛百匹。明太祖如此厚护李善长，并非完全出于偏爱。李善长自有他特定地位上的贡献。首先他一贯紧跟朱元璋，虽少创见，但委身尽力，小心用事，还能调和矛盾，这样的辅臣很合朱元璋心意。其次，朱元璋明了可在马上得天下，但不能在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因此颇尊重知识，敬重文臣。再次，李善长一进军门就讲了汉高祖的故事，使朱元璋学有榜样，事成，证明了李善长的远见，朱元璋对此是不会忘记的。

卷入胡案 勋臣遭祸

李善长受封后不久即病。洪武四年(1371年)以疾致仕。太祖额外赏赐给他家乡附近的土地若干顷，置守冢户百五十，又给佃户千五百家，仪仗士二十家，作为退位的补偿。洪武五年(1372年)，太祖准备在濠州设立中都，又命李善长督建临濠宫殿，复徙江南富民十四万人到濠州落户，也归李善长管理。洪武七年(1374年)升李善长弟李存义为太仆寺丞，侄李伸、李佑都为官。洪武九年(1376年)太祖长女临安公主下嫁李善长次子李祺。以后善长仍常受诏进宫，还理过御史台事，与太祖、群臣同议军国大事，也有所建白，但在政治上他再没有新的起色和建树了。

李善长在明代开国立业中功不可灭，但他身上有不少劣点。《明史·李善长传》说他外表宽仁温和，内心狭窄。其他史书也认为他刚愎执拗、气量狭小，好忌恨人等。这些恐怕都不是诬陷之辞。参议李饮冰、杨希圣(杨宪胞弟)曾因稍稍侵犯了李善长的权力，就被李善长告作弄权不法，遭到灭顶之灾，李饮冰被割乳当场身亡，杨希圣遭劓鼻也成残疾。洪武元年(1368年)太祖视察汴梁，留李善长与刘基居守南京。李善长亲信、中书省都事李彬犯贪纵罪，御史中丞刘基依法判斩，李善长却一再为之求情，要求宽容不究。刘基不听，请示皇帝准许后，坚决将李彬杀了，李善长以为这是刘基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故意难堪他，愤激至极，待太祖一回南京立即上奏诬告刘基侵职擅权，还窜掇淮西派及对刘基不满者奏告刘基。刘基自知不是对手，当年请假回家，次年干脆告老回乡了。可见李善长的权势逼人。李善长性格上的缺点，体现在他政治生涯中，便是个人历史上的过。他用人执政处处从淮西官僚集团的利害出发。他本人位高权重，是这个集团的中心人物。早在胡惟庸为相前，朱元璋曾说杨宪可居相位，胡惟庸听到风声，就暗暗对李善长讲：“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杨宪等屡在朱元璋面前说李善长无相才，李善长自然恨之入骨，经胡惟庸提醒，李善长即找出借口，劾奏杨宪“排陷大臣、放肆为奸”，代表淮西人集团处置了杨宪，实际上也是为同乡胡惟庸排除了晋升路上的障碍。由于李善长的极力推荐，使胡惟庸从宁国知县一步步爬上左丞相高位，接替李善长综掌全国大政。从李到胡当权的十七年里，以李善长为首的淮人集团在朝中占了统治地位，处处排斥非淮人。朱元璋虽靠淮人起家，但他比李善长看得宽，他要重用许多对自己事业有利的人，严防淮人集团权力膨胀威胁皇权。这就造成了朱、李间的矛盾，也引出了李善长的悲剧。

胡惟庸为相后，仗着自己是淮西旧人，又有李善长作靠山，大权在掌，专行横断。久而久之，使朱元璋感到有大权旁落的危险。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以擅权枉法的罪状杀了胡惟庸，消除了这一心腹之患。此后，又罗织罪名将与胡案有牵连或对自己统治不利的人逐个处置。只是对李善长没有追究，但对他的怀疑、不满却是与日俱增了。朱元璋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特别是称帝后，总猜疑别人对他不忠。开国初期朱元璋忙于统一海内，委李善长重任是形势之需，随着战事的减少，朱元璋感到位次人君的左丞相是他独揽皇权的一种牵制，因此对李善长怀有戒心。四年，李善长致仕，表面上是李善长年迈有病，实际却是朱元璋不满李善长的必然结果。李回乡后有人告他押宠自恣等罪，朱元璋大发其火，命坐削岁禄千八百石。现又听说善长与胡案有牵涉，朱元璋更是恼怒，只是看在旧勋面上，才不加深究。洪武十八年(1385年)有人告李善长弟存义父子为胡惟庸党，太祖诏免存义父子死，但徙置崇明。二十三年(1390年)，胡、蓝之狱的追查差不多已“鸟尽弓藏”，李善长也年至古稀，“耄不检下”了，但监察御史又告他本人与胡、蓝都有牵连。另外，李善长为营建私第向信国公汤和借卫卒三百人，被朱元璋侦知，以为是私自借兵，图有不轨。早对李善长有衔怨的明太祖，见李善长昏愦不中用了，且总感到李对自己以胡、蓝之狱摧毁淮人集团心怀觖望，于是假托星变，得杀大臣应灾，逼李善长自杀了。李善长觉得“进亦疑，退亦疑，东西南北惟命之从，毋宁束身以听于上耳。”回到家里自缢而死，终年七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