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周桂钿先生为韩星教授《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作的序。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关于儒法问题的争论，古已有之。应该如何理解？我以为应该从历史事实出发来讨论这类问题。

春秋战国时代，是乱世。许多有识之士都在思考如何解决社会问题，结束战乱，恢复安定。思想家提出各自不同的方案，展开辩论。一个著名的思想家与其弟子在辩论中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也就组成学派。在春秋与战国前期，有老子、孔子和墨子这些显学，派别可能不多，墨子是学了儒学才反儒学的。他对事不对人，明确反对儒家的一些说法，没有指名道姓地批评具体的个人。至于道家的创始人老子虽与孔子有不同的见解，二者尚无反对的意思。现存《老子》中反对仁义之类的话，不是春秋时代老子的意思。春秋时代被称为法家代表人物的管仲和子产，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对他们均无反对的意思，虽然有所批评或误会，还是赞扬更多些。从孟子、董仲舒到宋明理学家，对管仲的批评逐渐增多，加重，那是以后的事。如果说这一时期有学术派别，有儒家与法家，还没有发展到儒法对立的程度。

战国中期，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墨之言盛行于天下。孟子为了复兴儒学，起来辟杨、墨。孟子也批评过农家学派。与此同时，庄子经常与惠施讨论一些关于哲学的问题，拿孔子这样的名人编自己的寓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并非儒家反对派的角色。至于法家人物，在这一时期还没有将儒家作为批判对象。

战国后期，庄子后学写的《天下篇》认为开始学术是统一的，天下大乱以后，“道术将为天下裂”。后来才提到墨子、宋（金开）、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惠施等。虽然提到这些人物，并没有给他们的学派命名。荀子的《非十二子》批评六派十二子，也包括子思、孟子的儒家学派。他认为只有孔子、子弓这一派思想可以作为治国的方略。但还是没有派名。其他篇也批评了许多名人，而不讲派。韩非子认为，时代变了，治理天下的方法也要变化，战国是“争于气力”的时代，讲仁义道德行不通，必须用法术势结合来治理。在这时，韩非似乎只批评儒家学说，说明儒学在社会上影响盖过其他诸子，成为法家政治措施的障碍，必须加以清除。从《韩非子》书中可以看到真正的儒法斗争。《吕氏春秋·不二篇》中提到的十名豪士：老聃、孔子、墨翟、关尹、子列子、陈骈、阳生、孙膑、王廖、儿良。认为他们都有治国的本事，但只能用一种学说治国，不能兼收并蓄，因为他们的理论互相矛盾。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里没有历史上的法家人物，既没有管仲、子产，也没有商鞅、申不害、李悝、慎到这些人物。是否已经发现“一断于法”的片面性，才这么处理的。此前，各家虽然评论了许多思想家及其观点，基本上没有给他们安上什么派。说明先秦时代还没有形成“百家争鸣”的观念，虽然已经在那里争鸣了许多年！

汉代,《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介绍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才提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并认为他们殊途同归，都是治国所不可废弃的。这与《吕氏春秋》的“执一”、“不二”说法不一样，是主张兼收并蓄的。司马谈认为道家即道德家能够兼收并蓄，“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吸取各家的优长，又能随时变化来适应发展了的实际，容易把握效果又好，所以是只有优点没有弊端的。司马谈的说法，有两个特点：一是只讲六家，不提个人；二是突出道家，认为它兼收并蓄，随时变化，最为优秀。值得注意的是，在孟子那个时代，杨、墨并称，盛行于天下，司马谈只讲墨不提杨，为什么？墨家公然反对儒家，在儒学独尊两千年后，墨家还有著作流传。而杨家徒有其名，原因何在？是否就是因为他过于自私，“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则不同，他主张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助人为乐，牺牲自己，无私救助弱者。虽然儒家亚圣孟子批评他“无父”的禽兽，在官场上可能也不受欢迎。但在弱势群体中还是很有市场的。奉行墨学的侠客代不绝人，至今武侠小说还很流行，不能说与此无关。儒家也讲见义勇为，讲的是大义。而实际上见义勇为者，还多数与墨学有关。

西汉末期，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古籍，分类为《七略》。其中的《诸子略》就有对先秦各家思想进行分派的问题。班固《汉书·艺文志》据此整理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从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班固对此作出总结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则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班固也引《易》传的殊途同归的说法，与司马谈同。虽在独尊儒术盛行之后，没有象司马谈突出道家那样，突出儒家，认为各家都是《六经》的分化派生下来的支流。此前，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与贤良文学之士的争论，由桓宽执笔复述时，作了倾向于儒家观点的处理，好象儒家观点都是正确的。但是，就是这样也掩盖不住法家观点的合理性。这是一场以儒法两家思想为基础的辩论会，涉及到治国方略的方方面面。班固并没有因此而肯定儒家，否定法家。班固是著名学者，是有很高理论水平的史学家。他根据当时的标准来将思想家分派，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近两千年后的我们有什么理由改变他的分派呢？现在有些人自定标准，说儒家的特点是什么，法家特点是什么，道家特点是什么，然后就按自己的标准来重新分派。这种做法有没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呢？

从以上可以看出，所谓诸子百家，开始不那么清楚，后来才逐渐清楚的。清楚以后，又出现融合，界线又渐渐消失，重新回到模糊。儒家与法家的关系也正是这样。过去有些人将儒家与法家的对立斗争强调过头，以为他们好象水火不容，始终与对方为敌。一说秦用法家，再加上焚书坑儒，好象秦朝彻底消灭了儒家。汉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那么就全是儒家的天下，儒家以外的任何学派都当不了官，所有官方文件中也都是儒学内容。这样有人就出来反驳，举出某个官员不是儒家的，官方政策有不同于儒学的，就否定当时独尊儒术。这是两个极端，一样错误：绝对化。韩星在《秦王朝的政治文化整合》中讲到秦“无儒”时，利用各种资料，详细分析儒学对秦的影响。这就有力地否定了绝对化的观点。另外，汉代一些思想家如陆贾、贾谊、董仲舒，究竟属于哪一家，学术界也常有争议。从班固以来，确定的“家”，也常常被推翻，重新定性。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找一些不同于孔子、孟子的思想，就说他们不是儒家，因为孔子、孟子是标准的儒家。另一种就是找一些思想与某一家（如道家）相同或者相似，就判定他是某一家，不看整体，就要推翻原来的传统说法。这两种倾向是一样思路：抓其一点，不及其余。不承认学派思想的发展，也不承认学派思想的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例如陆贾是儒家，古有定评。学术界有人想改变他的成分。韩星经过详细研究，得出结论：“陆贾主要是以儒家为主，兼容法家。”“总之，在陆贾看来，文与武，德与刑，各有用途，必须并重，使相济为用。”

关于政治文化,与政治学说、政治思想、政治哲学是相联系的。文化是最广泛的概念，包括人为的所有内容。文化的背后隐藏着思想，思想的精华与核心是哲学。从外延来说，文化最大，哲学最小。政治文化也是很广泛的概念，包括主观与客观，思想与制度，属于社会和民族的。韩星研究的政治文化，重点只在于秦汉时代儒法两家的政治思想及其整合。在这两家中，也没有全面展开，只研究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内容，例如关于礼法、王霸、德刑等方面。儒法礼法德刑问题是政治思想中最基本的问题。如果将政治思想中最基本的问题算作政治哲学的话，那么，韩星所研究的正是秦汉时代的儒法两家的政治哲学问题。这两家的政治哲学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干部分。而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正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特色，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区别于西方以科学哲学、宇宙论哲学为主流的传统哲学。

    胡适认为哲学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并有不同的门类，有宇宙论、知识论、人生哲学（伦理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我想如果把人生切要的问题看作是对真、善、美的追求，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分类，哲学就是对真、善、美的最高层次的理论探讨。或者说，哲学是关于真、善、美的最根本的、最基础的理论。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把哲学分为三大类：求真的哲学（包括现在的宇宙论、科学哲学、逻辑学、知识论等）、求善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道德哲学等）、求美的哲学（艺术哲学或美的哲学）。欧洲哲学以科学哲学、逻辑学等求真的哲学为主，而中国哲学则以政治哲学、伦理学等求善的哲学为主。欧洲也有重视伦理的哲学家，如十七世纪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就写过《伦理学》、《神学政治学论》等著作，论述了关于善的问题。中国也有注重求真的哲学家，如一世纪汉代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写过一部巨著《论衡》，详尽地讨论了虚与实的问题，他自称写作的宗旨是“疾虚妄”，“求实诚”。求真哲学以科学的方法，探讨宇宙本原的问题。王充探讨的结果认为宇宙终极本原是天地，天地派生出气，气产生万物。这是以天地为本原的唯物主义。而中国历史上主流派还是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这些求善的政治哲学家。胡适虽然早已提到“政治哲学”，但在长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却很少有人研究中国的政治哲学。据此，我们认为不是中国没有哲学，而是中国的哲学与欧洲的哲学有形态上的差异，欧洲的哲学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求真哲学为主，中国的哲学却是以救世济民的求善哲学即政治哲学为主。用欧洲哲学否定中国哲学与用中国哲学否定欧洲哲学都是不可取的，片面的。如果用一种哲学作为标准，否定与这种哲学不同的其他形态的哲学，那么，就会否定丰富多元的哲学，其偏见显而易见。例如用思辨哲学中的一种类型为标准，认为世界上只有叔本华等几位是哲学家，其他都不是。中国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只有一位王国维算得上哲学家，其他人都不是，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胡适、李大钊等都不是哲学家。根据这个标准，西方的卢梭、杜威甚至连黑格尔也都不是哲学家。因为他们都有身外的追求，都有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倾向。这种哲学和哲学家的标准是否也太严格了？一个纯而又纯的标准，其狭隘性是很突出的。即使用这个非常狭隘的哲学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的庄子也够哲学家的资格，怎么能说中国没有哲学家呢？历史上的一些人物能够在真、善、美诸方面的根本问题上提出重要的新见解，他的思想体系就会对后代产生深远的影响，他就是一时大儒，自成一家。他就是哲学家。他及其思想就在历史上有了自己应有的地位。有些人当了很大的官，一时很显赫，虽然也讲了很多话，发表了很多演说，出版了豪华精装的大厚本书，著作等身，过后却没有得到相当的地位，原因何在？冯友兰先生认为，多数情况是他们的思想“不真真，不真善，不真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自序二》）。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名标青史的思想家都必定有“真”的东西，有真真、真善、真美的思想成果。总之，中国还是有哲学的，只是哲学形态与西方的哲学形态有所不同而已。

西方哲学认为，哲学分为两派：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认为宇宙本原是物质性的哲学体系就属于唯物主义哲学，认为宇宙本原是精神性的哲学体系就属于唯心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派是儒家哲学，儒家多数哲学家不研究不探讨宇宙本原问题，或者很少探讨宇宙本原的问题，或者只是为了论证政治哲学，以类比的方式提到宇宙间某些自然现象，主要关注的是天下治理的问题和个人的心性修养问题，注重善恶方面的研究。因此，我以为这些哲学家不存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问题。同样道理，西方哲学探讨宇宙本原的物质性或精神性的问题，也没有善恶的区别。不能说认为宇宙本原是物质性的就是好人做了好事，也不能说认为宇宙本原是精神性的就是坏人犯了罪过。真善美是有区别的，即使有时真的是善的、美的，不能说任何时候真的都是善的、美的。同样美的也不一定是真的、美的。古人早有“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说法。信言，就是可信的真实的言论。根据以上说法，进行推论，那么，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是不是唯心主义哲学家，就应该重新审查。过去学术界包括我在内都将他们列入唯心主义哲学阵营，现在是否需要重新定性。

韩星的这本力作有很多创新的见解，我读了以后，颇受启发。既有宏观的把握，又有细致的分析，国学功底与理论素养都很深厚，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有辩证法的思维基础，许多分析入情入理，得出结论也让人心服口服。韩星同志寄来书稿，要我写序，正是我评审博士论文的大忙季节，还是抽空认真阅读全稿，想法很多，只就以上两个问题，发表一些议论，妄充“序”。

                2003年6月22日序于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区红七楼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