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很奇怪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了(也可以从1900年算起)，就没有一个中国籍的学者获得诺贝尔奖呢?前些时候连我们的温总理在看望钱老的时候也说了类似的问题,不过总理的问题还要宽泛，大意他说我们的学术界怎么就出不了世界大师级的人物。从诺贝尔奖的几个学科扩展到了很大的学术界了。可见我们的学术界是不怎么令人满意的，可爱国之心很多人是有的，爱之深恨之切也。看到了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了解了很多的观点，看到了很多的议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在媒体和舆论界叫得最大声，吵得最凶的，却是那些根本不得要领的似是而非的看法。这样不好，小可以混淆视听，大可以贻误子孙、祸国殃民的。 很多的人这样认为：我们的科学体制束缚了我们的科技发展水平。是我们的教育模式扼杀我们的国民的创造力。事实上这些观点是盲人摸象 ，没有看清问题的实质 。有些人却是别有用心这样说的，这些人有自己的小算盘，有私心，这里不说了。获得诺贝尔奖，世界大师级学术人物，是有很高、很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的学术人物才能得到的 （这里诺贝尔奖的和平奖和经济奖以及文学奖除外），不是说你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能力就能得到，能力和成果是不能划等号的。一般人都知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个简单的道理。那么我们中国人没有作高水准科学研究的能力吗？显然不是的，实际上从人种学上讲自然科学的研究对任何民族都是平等的，因为思维能力和想象力是平等的，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哪个民族的思维能力和想象力比另外的民族很差的说法。关键的是知识水平和资源水平。有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在美国的知识界或者学术界华人的数量和地位是居于前列的，在美国大学的很多学术重量级人物大多是华人，有些学科的系主任曾经就有过三分之二是华人的时候。这些人当中就有很多是在中国接受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后来到西方接受最后的学业培训。杨振宁和陈省身在世界物理学和数学领域的成就是很杰出的。这样的例子太多，像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崔奇、朱隶文、丘成桐、陶哲轩等等足以说明中国人的科研能力可以达到世界水准。但是在我们国内却很少有这样成就的人，这不是说国内的人没有水平，体制也不是很关键的因素。最关键的原因归根结底是我们的科研和教育经费不充裕。而且要长久的充裕，持之以恒才行。为什么说体制不是很关键的因素呢?因为我们一般人所谓的好体制的最终目标无非就是能给最优秀最有才华的学者配置最好的资源而已。这实际上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最优秀最有才华的学者是这个人获得了重大的学术研究成果之后才能认定的，而在此之前这个人只能是居于普通的学者范围之中的，他这个时候的研究是最需要自由和经费支持的。所有的大师都有他不是大师的的时候，而我们的体制就是不给这些人配置经费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给充分的自由研究的环境。而我们由于经费有限所以只能能给最优秀最有才华的学者配置最好的资源了。而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因为经济发达，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经费极其充裕。从美国顶级的哈佛大学来说，我国全国一年的教育经费仅相当于哈佛大学这一所大学的经费，仅仅就哈佛大学目前的校友捐赠基金部分经过资本市场的运作已经达到了350到400亿美元之间，几乎是富可敌国了。以这样雄厚的财力自然就能吸引到世界上最优秀的最顶级的学术人才了。人们责怪我们的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却不知道目前全世界500强企业，用于研究和开发的费用占全球的70%，仅通用汽车一家，每年用于研究的费用就达到80亿美元这个基本事实。美国顶级大学能作到给一般的教授和科研人员提供比我们高得多没有后顾之忧的，可以充分自由地从事研究的薪水。我这里所说的充分自由是指由于没有经济上的原因和压力而获得的从事研究的自由。这个会产生极其巨大的差距。大部分的教授的薪水比我们的很少的国内算高的教授的薪水还要高。科研资源比我们要优秀很多。这样吸引了很多的人才作出了一流的成果。一个大学只有聚集了真正的顶级的人才群，而不是几座大楼。在这些人才群中，他们相互交流启发激励产生学术灵感和思维的共振自然就比较容易有顶级研究成果出来。顶级智慧成果的产生是有土壤的。在我们国内由于僧多粥少，必须要经过各种评级考核审定，要看发表的论文多少才能决定待遇薪水的高低，如此不一而足。这是很有问题的，这样必然导致再有能力的人都有可能必须做短平快的项目。用爱因斯坦的话说：找一块木板寻找它最薄的地方来钻孔，并且钻上许许多多的孔。这样的结果是发表了很多的论文，但是没有一篇论文是关于一个“很深、很难钻透的孔”所作的研究之论文。没有人愿意去钻那些可能要花很多年，有时候几十年甚至一辈子也钻不通的孔了，没有办法为了生存，为了养家糊口，为了过上体面一点的生活，必须去钻很薄的孔。几天、几十天、几个月就有论文出所谓成果了。那些好几年还弄不出论文的研究，留待以后那些吃喝不用愁，用钱不用忧的日子或者学者去作了。正是这个才是制约中国学术研究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世界顶级学术研究成果是动辄就是上十年甚至几十年的上百年的坚持不懈的努力的结果。所谓大师是作出过高深、有难度、有重大价值的研究成果的人物。实际上我们不能去责怪我们的学术工作者，他们也是有血有肉人，也不能去责怪我们的政府管理部门，我们经费不是很多，要公平嘛，只有考核，看论文的多少,，看论文发表在啥国际学术期刊上。而事实上历史以来那些在人类科学发展过程中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他(她)们的核心价值(最有创造性)论文仅几篇而已。并不是发表的每一篇都有获得诺贝尔的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那些发表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的文章绝大部分都不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事实上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问题出来了，论文的数量和发表在什么国际学术期刊上并不能充分反映这个人研究的科学价值和学术意义和他的学术能力。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成果，显然是在人类科学史上有重要价值的成果。它是有难度的、是块厚木板，需要时间和精力，需要智慧和才华，更需要各种科研资源的利用。一个很难钻通的很厚的地方，被人钻穿了，钻透了，才可以获得诺贝尔奖以鼓励这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追求真理的精神。现在我们没有这种钻通了很厚很难钻的木板的大师。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籍科学家。根本原因是我们的人没有办法持之以恒地锲而不舍地钻厚木板，钻那些很难的能拿诺贝尔奖的木板。

    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美国高等研究院，号称“聪明王国”、“学者的天堂”。这里是一个汇集了世界上最聪明头脑的学术圣地——19个诺贝尔奖获得者，32名教授获得过数学领域的最高奖，爱因斯坦是其中最耀眼的明星。74年前，一个名为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的美国人坚定地认为：如果请来世界一流的科学家，给他们提供良好环境，任由科学家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研究，长此以往，科学发展必有所得。历史证明，他成功了。作为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弗莱克斯纳的理念为一所名校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是一个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做最纯粹的尖端研究，而不受任何教学任务、科研资金或者赞助商压力的研究机构，这里的教授们不用教课，不用做讲座，也不需要为任何科研和课题任务而忙碌。他们被邀请来此，只是为了能够天马行空地自由思考生命、宇宙及其他一切命题，而不受世俗事务的牵绊和束缚，更不必为谋生而操心。

    来看看我们的中国的实际情况：
　　
　　大学教授成为计件工是近几年突显的现象。其中一个起因是自90年代末以后，国内几所著名大学得到政府的特别资助而建立起岗位津贴制。官本位的大学体制必然会产生等级制度。为了分配这些钱和便于官本位的行政管理，这些大学便根据每个人发表文字作品的数量把大学教师人为地硬分为三六九等，并每年都根据在所谓「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或出版书的数量作为硬性标准进行评岗定级。8这样，大学就建立起了与教师个人收入直接挂鈎的急功近利和等级式的人事管理制度，教授也被正式贬为计件工人。由于中国大学教师基本工资不高，明显低于岗位津贴，为了争取得到更多的岗位津贴，教授们便想尽一切办法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以凑数。
　　
　　　　除此之外，许多大学及其院系还建立了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的金钱奖励或补贴机制，并且还把这类期刊又分为与具体论文学术水准毫无关系的不同等级。有的大学及其院系给予发表在某些高级别「核心期刊」上的论文奖励金额相当高，可以说是重赏了。自古以来中国就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说。不过，过去「勇夫」通常是指为了获得重金的卖力者或卖命者，而现在却是大学教授们为了赏钱通过在「核心期刊」上多发表论文去争当「勇夫」。可以断定，这样的「勇夫」在权势面前很可能就会成为真正的懦夫。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中国论文的品质评判标准不是取决于论文本身的水准和时间的检验，而是取决于所发表的期刊。这种金钱奖励与其说是奖励文章本身，不如说是奖励文章所发表的期刊。9这意味着即使是毫无创见的平庸之作或学术垃圾，只要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就会得到大学各级学术机构的认可和奖赏，而那些真正有创见的学术论文如没有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就被完全打入冷宫。这大概是世界学术历史上中国的一大「发明」──践踏学术的制度！

    当前中国大学管理体制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急功近利，即在制度上鼓励教授像计件工人那样追求产品数量。由于在「核心期刊」上多发表论文是既有名又有利的事情，不少教授为了争眼前的名利，不惜出卖学术良知，不顾学术基本规律，抄袭、剽窃、自我重复、一稿多投、让学生代笔等。然而，至于中国社会科学方面「核心期刊」所发表的论文水准究竟如何，凡是严肃的学者都是很清楚的。可以说包括这些「核心期刊」在内中国学术界到处都充斥着平庸「学术」作品：东抄西抄的毫无创见之作，哗众取宠的标新立异之作，拾人牙慧的食洋不化之作，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之作，维护权势的歌功颂德之作，等等。官本位的体制也必然产生特权或垄断机制。某些获得学术垄断地位的「核心期刊」出现了与投稿人之间的金钱交易现象10。中国的学术浮躁和学术腐败现象自然应运而生。大学本来是追求真理的圣洁地方，但在中国大学却成为从制度上鼓励人人争名夺利的场所。在这样的大学里，被级别、金钱和名利塞满脑子的教授们能教出甚么样的学生呢？

    作为大学计件工制度的另一表现是，现在中国的大学及其院系还以个人出版著作的数量作为评职定级的主要参考依据。为了鼓励人人都当高产作者，一些学术单位对出版书的作者也给予高额奖励，而不论是否为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事实上，许多以「学术著作」为名的书不过是一些教科书式、综述性、译介或普及性的读物。当然，其中某些普及性或杂文随笔之类作品也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性，但这类作品毕竟与学术著作有一定区别。有些自以为是学术著作的作者甚至连基本的学术规范都不懂，因而其作品硬伤累累。但另一方面，在目前这种只鼓励学术速食的体制和氛围下，坚持「十年磨一剑」、甘坐冷板凳、潜心做学问的学者，反而成为不识时务的「异类」而受排挤。

     现在每年写出一本或几本书的学者愈来愈多，但其中有多少是真正的学术著作恐怕就难说了。按理说学术著作至少应符合一些基本的要求，如作者应当首先掌握所研究专题或特定领域在国内外的主要研究成果，直接查阅引用原始资料、尤其是外文文献11，在重要的学术观点或研究方法、视角等方面应具有独创性或对前人的成果有所超越，全书还应主题集中并有严密的逻辑性和系统性。所以，严谨的学者是不轻易把自己写的书定性为学术著作的12。一本有创见的学术著作，特别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往往要经过作者多年的学术积累才能产生。有的学术作品可能要花费作者终生的时间。所以北京大学历史专业曾有「一本书主义」的学术传统。即使对优秀学者来说，一生能写出一本真正有原创性并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学术著作实际上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不然现在经典著作早就泛滥了。

    1905年，爱因斯坦博士发表了五篇论文，这五篇论文加起来只能算是一本小册子却掀起了一场一百年的物理学革命。相形之下我们的教授们好多是著述等身啊。论文的价值和数量的差别为什么这么大呢！？
　　爱因斯坦五篇论文是：
　　 1 《关于光产生和转化的一个启发性观点》，讨论了光量子及其光电效应的问题；
　　
　　 2 《分子大小的新测定》，推导出了计算扩散速度的数学公式；
　　
　　 3 《关于热的分子运动所要求的静止液体中悬浮小粒的运动》，提供了原子确实存在的证据；
　　
　　 4 《论动体的电动力学》，提出时空关系新理论，被成为“狭义相对论”；

     　在自然科学界，一些原创性和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不仅要经过长期的探索，而且未必能立即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并发表在著名的杂志上。如美国物理学家蜜雪儿·费根鲍姆早期很少发表论文，他的有关混沌理论的研究成果（「费根鲍姆常数」）也只是发表在一个毫无名气的杂志上。普林斯顿大学的安德鲁·怀尔斯九年没有发表一篇论文，但最后却解决了困扰世界数学界长达360余年的一大难题──费马大定理。要是费根鲍姆、怀尔斯这些科学家在中国大学当计件工式的教授，恐怕早就该下岗了。中国之所以难以出现世界一流的开拓型科学家，除了物质条件以外，还有缺乏学术自由的体制问题。 　　

    中国各个大学都在热心实行所谓「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统计，并以此决定每个大学教师或科研人员的职称、岗位津贴、奖金甚至住房和其他待遇。

    中国大学要求教师盲目追求出书数量的管理体制，不仅催生大量平庸之作和学术垃圾，也起到压制学术自由的间接作用。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及出版的自由程度已远远大于「文革」以及之前的时代，但是仍有一些有真知灼见的著作难以出版，或者出版后也难以再版。

     一边是不受世俗事务的牵绊和束缚，更不必为谋生而操心，不受任何教学任务、科研资金或者赞助商压力的研究机构，这里的教授们不用教课，不用做讲座，也不需要为任何科研和课题任务而忙碌。他们每年拿着不少于25万美元的薪酬，而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做罗丹式的思考。一边是中国的大学及其院系还以个人出版著作的数量作为评职定级的主要参考依据，并以此决定每个大学教师或科研人员的职称、岗位津贴、奖金甚至住房和其他待遇。不投机取巧，不弄虚作假，不沽名钓誉，如此能拿诺贝尔奖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