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近成立了一家由前副总理曾培炎挂帅的高级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这家在金融危机时期亮相的高级智库，被舆论解读为挽救中国智库声誉的希望所在。

　　此前，中国数量众多的研究机构未能为决策层应对危机提供准确的预见，致使自身声誉受到很大损害，社会对官方智库和主流学者的批评不绝于耳，乃至有政协委员提出应对他们问责。

　　预测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失误在所难免，它不一定就说明预测者的研究水平不行。但众多研究机构预测都失误，则里面必然包含着很多复杂的因素，值得我们去反思。

体制内智库难出成果

　　中国庞大的智库基本被官方所垄断。无论是社科院系统的，还是政府系统的，抑或是大学和企业系统的，几乎都处于体制内。官办研究机构当然得遵循体制内的生存模式，它摆脱不了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的双重角色，由于其生存发展受到上级主管部门影响，怎样提出最科学的研究成果就不一定是其考虑的重点，更多承担了对政策维护和解释功能。

　　而大学系统的象牙塔式研究成果与社会实践也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企业系统的更只能对本企业充其量扩展到本行业发挥点影响。

　　另外，中国的智库除少数外都基本上缺钱，这在一些民间智库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一个时期国家相对忽视社会科学研究的财政投入，许多研究机构不得不在市场化大潮下自己找食吃，接受和寻找外部资金甚至海外机构和跨国公司赞助资金，成为很大一部分中国智库当前谋生存的主要手段。

　　俗话说，“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人家提供研究经费当然希望你能为他们说话，甚至影响政府政策，特别是在当前这个利益分化的时代，一些外国基金和跨国公司提供巨额研究经费给某些有影响的中国智库，决不是为了扩大你的影响，而是要通过你的研究，为其在华利益铺路。智库为“五斗米折腰”的结果，几乎就不可能有客观、中立，基于事情本来样子的研究，只能是根据人家的意见和看法来做研究。

　　有鉴于此，中国需要大力发展民间智库，以作为官方智库的补充。民间智库提供的另类视野，保证了公共决策研究的多元性。另外，民间智库与官方智库的并存，也能使得二者之间展开政策研究博弈，促使国家政策制定过程借助更多的社会智力资源，提升政策决策的智力支持水平。

政府应扶持独立智库
　　
    不过，与发展民间智库相比，中国当前更需要的是独立智库。因为假如民间智库受困于钱的话，为了生存，它可能和官办智库一样，会丧失独立性。要发展更多的独立智库，首先是智库研究人员必须有高水平。智库的价值在于出售自己的智力和研究成果，所以说穿了，没有高水平的研究人员，便没有智库存在的必要。而高水平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也更能为智库赢得尊严和独立性。

    高水平的研究人员一方面有赖于研究者自身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必须形成一种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所以，还须有一种外在的环境即政策和体制来保证智库和研究者的独立。中国智库与国际顶尖智库相比，主要差距在于体制不顺，经费不足，管理乏序，没有形成一个良性的生存发展环境。

　　例如，政府对民间独立的智库还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设置了一些限制条件；政府对信息资源的垄断也使得各类智库无法完全获得研究所需要的数据和信息；等等。不解决这些影响智库发展的问题，智库恐怕也空有形式之独立，而未有实质之独立。

　　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使得智库在国家政策和决策中发挥的作用与其名称吻合，必须在体制上进一步松绑，解除对智库的一些不必要限制，开放公共信息，尊重学术研究，营造一种有利于良性发展和竞争的环境，让各种智库之间展开充分竞争，以提高中国智库的“产出”水平和“产品”质量。

　　就现阶段而言，作为智库最大的买家，政府可在充分考虑国情和自身需求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重点支持或发展相关智库，至少不让它们为钱而发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