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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胜:《组织起来》对农村现代化的深刻启示 
作者:[王立胜] 来源:[《现代哲学》2006年第6期] 2009-03-29

1.组织起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毛泽东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这段话对于今天的农村现实有着极强的指向性。极度分散的小农在变动不居的市场面前往往显得十分脆弱,“有些农村人口的境况,就象一个人长久的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如果不想重蹈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在市场冲击下小农大量破产的覆辙,就只能使农民以集体的形式、以集体的名义和力量进入市场。仅就农业这一特殊产业而言,合作化是保障农民经济利益的普遍选择和大势所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合作在发达国家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经验模式。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广泛发展在确认既有产权基础上的农民合作化和多种形式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包括生产性、消费性、金融合作等合作社)是成本最低、最具操作可能性也最能够保障农民利益,克服农户与资本之间紧张关系现实选择,因而也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2.组织起来———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对于实现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因素,各个时期、不同观念的精英人物却得出了大致相近的看法。孙中山指出中国的问题在于“一盘散沙”;黄仁宇认为现代国家相对于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在于能够“从数目字上进行管理”,即能够以特定的方法、途径将国民纳入到组织化的框架中来;晏阳初、梁漱溟等人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晏阳初认为:“对于民族的衰老,要培养它的新生命;对于民族的堕落,要振拔它的新人格;对于民族的涣散,要促成它的新团结新组织。所以说中国的农村运动承担着民族再造的使命。”梁漱溟认为,进行乡村建设事业,就必须从建设一新社会组织构造入手,创造一种以理性和伦理为基础的新团体组织,由此推动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全面进步。[19]但是他们的努力都因为没有办法使农民在一种强有力的关系纽带连结下组织成为一个整体,不可能获得实质性的效果,只有毛泽东意义上的“组织起来”,才使中国农村现代化看到了真正的希望。

中国农村现代化带有强烈的后发外生性特点,现代化的目标和动力系统往往来自于外部,所依托的资源也来自毛泽东“组织起来”思想与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之再造外部,这就要求国家力量对农村地区的强力介入,在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的基础上以整体的形式共同奔向一个既定的目标,这是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的基本经验。当前中国农村所面对的是市场化的背景、革命的遗产和传统的碎片,国家力量较之80年代以前大幅度退出农村,农民的“去组织化”导致农村现代化进程受到严重影响。在经验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家力量退出的情况下,由于农民不能够有效组织起来形成一致行动的能力,因此无法提供必要的社区公共品,在道路、水利、医疗、教育等考量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方面都出现严重倒退;由于组织化水平低,农民无法清晰有效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偏好和主张,无力制约基层政府的不规范甚至是非法行动,无力对抗来自基层政府的过度经济提取,合理的、现代化的乡村治理结构无法形成;由于不能有效组织起来,农村社会秩序出现严重混乱,在出现纠纷时不能够援引权威的合法规范加以化解,不能依靠合法的权威力量加以协调,各种黑恶势力乘虚而入,成为调解农村地区纠纷和矛盾的重要力量与机制。不能说黑恶势力总是与腐败等政府行为联系在一起,农民组织化水平低下正是村庄大量产生着这些势力的肥沃土壤。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中国农村现代化无从谈起。

这样,在当下条件下所谈的“组织起来”就不再局限于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方面的经济合作组织,而要着眼于推进农村现代化所必需的秩序和制度保障。农民组织起来有赖于三种最为重要的资源,即传统的、行政的和市场的。在实践中必须综合协调这三种组织资源,这当然不同于乡土中国那种仅仅依靠传统因素实施社会整合的方式,也不同于在改革以前那种完全依靠行政手段组织农民、整合农村的方式,当然也不能够只强调市场化的因素而将传统因素视为“落后”,或将行政因素视为“保守”,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以党的领导为主导,创造出各种“组织起来”的灵活方法。同时,根据具体需要的不同,又可以将农民组织划分为基层行政组织、经济合作组织、农民维权组织、传统民间组织和社会文化组织,这与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所强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是完全一致的,这些不同的组织形式在共同目标下能够协同作用而成为一个发挥合力的完善组织体系,是中国农村现代化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

3.组织起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逻辑主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要求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涵盖农村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要求形成较好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良好的经济与社会秩序,形成良性的乡村治理结构,要求具备适合农村现实的金融环境和金融秩序等,其核心内容仍然在于如何充分发挥各种组织资源和整合手段的作用,使农民形成旨在增加自身福利,同时又能够被国家制度框架充分容纳的组织方式和一致行动的能力。分散的小农与现代市场经济对接的成本极高,农民很有可能无法顺利地从市场当中获取资源实现发展,而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就在于怎样有效降低作为现代市场主体的金融机构与极度分散的农户之间的交易成本,而实现这一目的的关键又在于农民怎样实现有效的联接关系,在内部能够获得彼此的信任,形成稳定的关系结构,对外以一致行动的能力在金融市场上能够获得足够的信用,只有这样,“资金下乡”才真正成为可能。也就是说,无论国家的愿望多么良好,资金供应多么充足,政策配备多么完善,如果没有农民“组织起来”的基本条件,不能形成农民一致行动的意识和能力,而是直接面对极为分散的农户,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任务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此,为实现中央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和目标体系,迫切需要总结出与这一目标体系相契合的建设方法与方法体系,在这一方法体系中尤为重要的是必须在理论上有一个逻辑起点,有一个贯穿于各个具体目标之中的逻辑主线,以此在实践中统摄新农村建设的各个具体目标,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各项工作的全面开展,才不至于在工作中茫无头绪,或者在各个具体目标之间顾此失彼。这个逻辑主线仍然是也只能是“组织起来”,或者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就是在新形势下如何使农民组织起来,形成一致行动的能力与国家力量相配合实现国家目标并获取自身福利的实践过程。

4.组织起来———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如果说强调组织起来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更多的是从农民的角度出发,那么探究组织起来对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影响则更多的倾向于国家的视角。

首先,国家政权建设要求“组织起来”。20世纪以来的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就是国家力量不断深入农村地区的过程,是农民不断摆脱社区的色彩和个体的身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一分子,而且,“使以往忠实于地域共同体和血缘共同体的个体,不再直接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整合对象,而是首先被功能性地重新聚合在彼此关联的社会治理空间中,然后再通过国家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对社会的强力渗透,来实现政治共同体的政治整合。”也就是说,社会个体越来越不再成为政治整合的直接对象,而必须通过组织起来的形式纳入到国家政权建设的框架中去。国家政权建设客观上要求有越来越高的社会组织化程度,而不是相反。同时,作为“权力集装器”的现代民族国家对社会控制水平的要求大大提高,昔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加哉”的图景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国家多种形式的监控体系必须要覆盖整个社会和人群。“清晰性是控制的前提。任何国家对社贯彻卫生标准、普及教育———都需要清晰识别的个体单位……不管这些个体单位被如何控制,他们都必须按照一定方式被组织起来,从而它们可以被识别、观察、记录、计数、统计和监测。”组织起来,使农村地区摆脱模糊和涣散的状态,对于国家政权建设和执政党的执政基础而言都具有极为特殊的重要意义。

其次,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新的社会背景要求迅速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1)总体性社会的解体导致党和国家垄断一切社会资源的状况不复存在。在城市面临的是“单位制”解体后的巨大社会控制空白,在农村则面临人民公社解体、国家力量大量退出后导致的社会控制真空地带,大量原本被严密控制在有形组织体系中的社会个体甚至是党员游离于体制之外,无从把握,无法控制,这对于始终强调“支部建在连上”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这就要求迅速提高对社会成员特别是农民的组织化水平和程度。(2)与以上密切联系的是市场化因素的充分发育和开放性社会的来临,导致社会成员流动性大大增强。村庄在很多地区只存在居住社区的意义,原本党组织在农村地区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基本社会控制单元的作用消失殆尽,这种状况迫切要求迅速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3)一个高风险社会的来临。越开放的政治系统越要求有较高的监控能力,以降低不确定性和风险,全球化的背景与中国相对涣散的农村组织化状况之间的高度不协调使得爆发各种危机的可能性大大增强。近些年出现的“非典”和“禽流感”就是非常鲜明的例证和惨痛的教训,如果任由农民“去组织化”持续下去,那么中国社会抗击风险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弱,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一定会受到严重影响。这也在要求迅速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

总之,党的执政能力的增强,政权合法性的提高,都有赖于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即“组织起来”的水平和能力。“组织起来”既是社会动员的重要手段,也是实施社会控制的重要机制与技术,从某种意义上说,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就是建立在高度的“组织起来”的基础之上的。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摘自《现代哲学》2006年第6期,原文标题为《毛泽东“组织起来”思想与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之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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