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由一些象刘国光一样的老学者来批评新自由主义，批来批去往往没批到点子上，并且还容易回到传统的语言体系里面去，让人难以接受。 刘国光先生的用意是绝对好的，想让中国重新回到公有制，回到大家共同致富的大同时代，但他们的思想方法未免老旧，与当今已经变化了时代未免存在较大的冲突。因此，要站在新的高度看问题。

其实中国新自由主义最核心的问题是：只是一小部分人的自由，而不是全体人民的自由。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所谓新自由主义，实际上只是精英、特权群体的自由和主义，是少数人依仗特权发财致富的自由，因此我们只能将它归纳为特权群体的自由和主义。这种自由是建立在平民大众不自由的基础之上的。譬如，企业家群体可以无限地拉大工资收入差距，公务员工资可以高过社会平均水平，国有大垄断企业可以自由地制定垄断价格，而劳动群体却没有定价权，宪法里没有罢工的权利，没有利用宪法来维护自身权利的自由。

通俗地说，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就象这些年里我国发生最多的社会现象：只有开发商圈地的自由，没有农民保护自己土地的自由。这种自由主义是最恶劣的自由主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改革三十年里，只有权力和特权的自由，缺少平民大众的自由。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表现。这种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只有利于少数特权和精英群体，它使中国的强势集团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而缺乏自由权利的社会大众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特别是这种畸形的自由主义给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了畸形的发展道路，这种为精英打造天堂的经济发展道路，使我国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和劳动代价。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没有好名声的原因。原因是它只是一小部分人的自由，而不是全体人民的自由。

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从来没有普及到平民大众，仅仅是一小部分精英的特权，他们仗着特权自由地攫取改革的财富和成果。这种自由主义在中国再兴盛，也没有工人农民的份，也只是少数精英官员的特权。

仔细分析一下当今中国新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仅仅表现在经济领域的瓜分上，而从来没有表现在政治权利的进步上。这就是中国政治改革迟迟难以进展的原因，这就是中国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原因。

中国不是不需要自由，恰恰相反，中国很需要自由。譬如，中国的农民不渴望自由迁徙的自由吗？中国的公民不渴望选举官员的自由吗？中国的工人不渴望罢工的权利吗？不渴望与资本平等对话的自由吗？但是，这些人权所赋予的基本自由目前在我国都不完善。

因此，自由目前在中国不是多了，而是还很少。中国不是不需要新自由主义，而是极需要普及到平民大众的自由主义，而不是只局限在一小部分人范围里的特权自由主义。要还自由于人民大众，这才是今后改革的正确方向。

刘国光等先生的观点之所以跟不上形势，主要是他们这些老先生仍然带有计划经济的浓重色彩。这种色彩就是管制。对于这种思路象我这个年龄的人都非常熟悉，它可以通过强制的手段抑制一部分人的掠夺，但同时也会抑制大多数人的自由和能动性。我们这一代人对计划经济时期那种不自由也是深有感触的。

计划经济的根本问题，就是只有政府的自由，没有市场的自由，更没有劳动者自身的自由。这种回归，坦率地说，也是要遭到社会反感的。因为，如其让政府一手包办，不如将权利还给人民，让人民利用自身的权利自主而平等地解决利益纠纷。总之，新自由主义不是不好，而是应当将它扩大化，通过普及人权和抑制特权来惠及广大的平民百姓。这才是社会真正的进步，但这种思想可能在一些老先生的头脑里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