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16日，弗里德曼先生走了，许多人开始怀念他。张五常说，“他是还会站在那里的”。不过，在我看来，继续站在那里的不只是拿了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学家。显然，弗里德曼对政治与国家的理解超越了与他同时代的人，更超越了那位被美国人选为政治Party“总主持”的肯尼迪先生。

      众所周知，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说中留下了一句疑似不朽的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应该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就在人们以饱满的热情四处传播、赞扬肯尼迪的爱国主义时，弗里德曼却以如炬慧眼洞见了这位明星总统话语里的黑暗——正是这种个体与国家职能的倒置，在肆无忌惮地腐蚀一个国家自由的根基。
  

      要市场经济，也要市场政治

      回顾二十世纪国家主义的狂热，生活于今天的人们不会忘记“爱国”如何一度沦为肮脏的字眼。在弗里德曼看来，肯尼迪的这句名言前后两部分都没有正确地表达出合乎自由社会的理想以及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家长主义式的“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保护者而公民是被保护者。这个观点和自由人对自己命运负责的信念显然是背道而驰的。同样，“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主人或神，而公民则为仆人或信徒。对每个自由人而言，国家只是自由人的集合，而不是超越于自由人之上的东西。自由人对共同继承下来的事物感到自豪并且对共同的传统表示忠顺，但是从本质上说，政府仍不过是一个手段，一个工具。政府既不是一个给我们带来恩惠与礼物的人，也不是使我们盲目崇拜和为之服役的主人或神灵。所以，弗里德曼说，“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服务的意见一致的目标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目标；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奋斗的意见一致的理想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理想。”

      正是在此基础上，弗里德曼坚定地认为：自由人既不会问他的国家能为他做些什么，也不会问他能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而是会问：“我和我的同胞们能通过政府做些什么”，以便尽到我们个人的责任，达到我们各自的目标和理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护我们的自由。进一步说，政府可以为我们所用，才是政府得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紧接下来的问题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我们才能让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政府不至于成为一个会毁灭我们自由的、无法控制的怪物？

      显然，这种担忧并不是多余的，回顾人类文明进程，不难发现，对自由最大的威胁是权力的过度集中。其结果是，公权力武装到牙齿强大无比，私权利却如窗户纸一捅即破。所以，为了使国民持久地保有自由，一方面，我们承认政府是必要的，通过政府这一工具我们可以行使我们的自由，可以共同致力于某一个目标。与此同时，还应该看到的是，由于权力集中在当权者的手中，它势必对自由形成威胁。道德王是靠不住的，用弗里德曼的话说，“已经集中起来的权力不会由于创造它的那些人的良好愿望而变为无害。”

      所以，政府一旦建立起来，公民立即兵分两路：一方面要借助政府防范外在的敌人；另一方面，又要防范来自内部的敌人，即政府本身。前者是防范霸权，后者是抵御极权。必须指出的是，只有权倾一国的极权与祸乱世界、横行无忌的霸权，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全民公敌。

      那么，如何剔除政府的尖牙利爪，使其不再伤害民众？任何稍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不会反对政府的存在，人们的分歧只是在于如何制造政府。如果我们承认人类永远生存于一种竞争状态之中，就应该承认，任何政府的成立都得益于本国国民的挑选与豢养。所谓“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整体而言，无论是以民主的或是非民主的方式建立政府，都是一国国民选择或放弃选择的开花结果。问题的关键在于，任何有责任心的公民，都不应该在制造了政府后又与政府断绝一切联系，任凭它像孤儿一般长大，沾染野蛮的习气，缺乏教养。

      关于这一点，大凡有真知灼见者都会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最有效的办法是将政府关进或劝进笼子里，即通过宪政使公权力得到约束。显然，弗里德曼清晰地看到这一点，限制权力的最好办法是分散权力，而美国的联邦制的好处是，它不仅允许民众参加选举，还允许他们在不同的州里选择自己的生活。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弗里德曼所主张的，是一个国家不仅要有自己的市场经济，同样有自己的“市场政治”。活跃于政治市场的竞争不仅体现在不同国家之间的移民，同样体现在一国之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迁移。“假如我不喜欢我居住的州所做的事情，我能迁移到另一个州。”（弗里德曼）

      不可否认，时间与地理上的这种开放，正是一个开放社会最动人心魄的图景。这种开放同样表现在，人们不仅有可供选择的市场经济，同样有着可供选择的“市场政治”，那些不为人们接受的，或者经过实践证明不能真正有益于国家与民众的政治，终将被人抛弃。政治市场的形成对于一个开放社会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没有谁可以做出永远正确的选择，如果说政治意义上的选举意味着在时间上公民可以“通过选择救济选择”，那么日常生活中的自由迁徙同样意味着人们可以在地理层面“通过选择救济选择”。这也是为什么当法国前总理若斯潘疾呼“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时，笔者则主张“要市场经济，更要市场政治”的原因所在。没有市场政治，就不会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也只有当政治进入市场，充分竞争，才有可能创造出廉价而有力的公共产品。
  

      中介政治与意义垄断

      假如我们承认市场的意义在于促成交易各方以平等的讨价还价获利，那么，我们就不能忽略市场的出现同样关乎精神革命。即，在市场经济与市场政治面前，每位“经济人”与公民都可以选择一种抬头挺胸的生活。进一步说，政府维护的是程序正义，是如何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但是它并不负责或垄断每个人生活意义的解释。就像体育场上的裁判员无权过问运动员在家里时是否早睡早起，究竟和谁在谈恋爱一样。

      回顾人类历史上的权力运行，我们同样发现几乎所有“前现代政治”都有着一个共性——从表面上看，权力拥有者都会或多或少地承认自己不过是在代行某种神圣的权力。而这种“神圣的权力”，要么来自一个虚拟的民众实体，比如“人民”、“群众”，要么来自某种神秘的力量，比如“上天”、“上帝”、“神”等等，而不是那些具体的、掌握选票的人。在此情形下，无论是代行“人权”，还是代行“神权”，无论是君王或政府，作为权力拥有者与使用者，都是实现民众获取权利的唯一中介。而且，在口头上君王或政府至少会承认自己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万民之福”。

      在此，我们不妨将这些政治称为“中介政治”。显然，“天子”、“君权神授”等等统治术都是这个逻辑的延续。就“天子”而论，如果我们将民众比作A（此岸），将君王比作B（唯一桥梁），天比作C（彼岸），表面上看，君王存在的合法性是天赋予的，但是，究竟天有怎样的意图，解释权完全在君王手里。换言之，权力的起点表面上是在C那里，实际上是在B那里，B因为有强力的解释而在这里拥有了对C和A的绝对主动权。B想要“天”具有怎样的意义，“天”就有怎样的意义。当社会认同这种天的统治，同样意味着臣民在君王的金口玉言中不断地被添加意义。

      启蒙运动以来，“人民”这一概念和“天”一样，被强力随意定义与打扮。所谓“人民”不过是从此岸的民众（A）中提炼出的一个具有神性的概念。从表面上看，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人民”，但是，由于它是一个虚拟的主体，一个可塑性概念，其解释权在政府手中，这也意味着权力的起点仍在政府（B）。事实上，这也是纳粹当年口口声声代表人民，最后却只能代表人民作恶的原因所在。

      不难发现，在“前现代政治”时期，人们尊重的不是精神平等的契约，而是一些神秘力量。一方面，皇帝、教会、极权组织都会通过对上天、上帝、人民等概念的解释来合法化、强化自己的统治，他们吹嘘自己是上天之子，或是通向天堂与真理的唯一中介，并且漫天要价，收取天价过桥费与中介费；另一方面，当民众在法庭上反抗而不得时，同样会将自己的拯救希望诉诸于鬼神，有的甚至还会希望自己变成厉鬼，为往世的冤屈复仇。对鬼神资源的挖掘，为我们生动地展示了长期存在于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悖论——人类的正义只有通过“非人类”的赠予才可以解决。

      在人类的心灵深处，“非人类”总是那样迷人。那种先验式的“天赋人权”总是比生长于大地上的“人赋人权”更具有合法性，也更具有煽动性。所以，历史上即使是那些“人赋政权”的起义，通常也会打出“天赋政权”的旗帜以招揽民心。比如说在中国，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时以鱼腹藏书言明“天意”，表明是“天”要灭秦；水浒里的造反派同样搞“替天行道”，借“天”落草，继续上演“天民反抗天子”的历史连续剧；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让杨秀清口吐白沫，搞天父与天兄的“行为政治”，就在口中白沫四溅之时，这位“米斯特杨”立即变成了传达上帝旨意的传真机。当然，这部与上帝联网的传真机的真正价值就在于世上仅此一台，正是这种绝无仅有垄断了来自天堂的所有消息。从这方面说，历朝历代，以祖宗、上天或真理之名义夺权者，多半都有一个口吐白沫，争当上帝传真机的过程。谁又能说，前苏联的《真理报》不是这样一部收发真理的传真机呢？

      伏尔泰说：“如果上帝不存在，就应该把它造出来”。陀斯妥耶夫斯基同样真诚地相信，人类确实制造出了上帝。二十世纪，当启蒙运动将人的理性上升为真理，而权力拥有者因为独占真理而获得某种神性时，他们同样将自己变成真理与民众之间的唯一中介。不同的是，从前所谓的“君权神授”，此时变成了“政（府）权（力）真理授”。权力垄断了有关真理的一切定义与解释，从而使自己变成了真理的唯一生产者与捍卫者。

      如果说民主是“通过选择救济选择”，那么专制则是“通过真理救济真理”。两者虽然都是行动上的重复，但其意义却有着天壤之别。民主“以选择救济选择”，是在试错与纠错的基础上实现的，所以说，在骨子里它是具有忏悔精神的。与此相反，“以真理救济真理”的可能结果却是，为了维护最初的真理的正确与威严，必须不断地制造新的真理，真理因此具有某种原教旨主义气息。

      不难发现，正是因为源源不断地生产真理，导致真理因为通货膨胀而贬值或失去信用，真理因此只具有审查而无动员的效力，换言之，它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民众什么是符合真理的，但是却不能号召大家继续为真理效忠，为某种神秘力量献祭。

      显而易见的是，西方国家终于从神权走向人权，实现民主政治的好处就在于，公民知道自己需要怎样的公权力，有着怎样的私权利，知道自己每时每刻的想法，一切都由自己做主，而不必揣测那缥缈的“上帝”或“真理”究竟为何水性杨花、朝三暮四，更不必担心被那些垄断了上帝与真理的解释权的唯一“政治中介”“揩油”。
  

      垄断者“揩油”

      权力垄断者不遗余力地告诉人们，唯有自己才是国民走向幸福生活的唯一可能。就像媒婆“会说媒的两头瞒，不会说媒的两头传”，为了获取垄断权力的高额利润，垄断信息是无疑政治中介“揩油”的最有效途径。关于这一点，前南斯拉夫著名导演库斯图里察的史诗电影无疑有着很好的诠释。

      《地下》是一部充斥着酒精、枪声和吉普赛音乐的影片，是一部浓缩了前南斯拉夫从1941年到1992年巨变的心灵史。主人公马高（诗人）和黑仔是贝尔格莱德的黑道双雄，在干着走私勾当的同时又和革命党有着紧密的联系。德军入侵贝尔格莱德时，黑仔迷上了话剧演员娜塔莉，并且因为和纳粹军官争风吃醋被纳粹逮捕。庆幸的是，黑仔被马高救了出来；不幸的是，受了重伤的他和许多群众一样被马高送到了自家的地窖里避难。马高成了他们和贝尔格莱德的唯一联系人。

      解救只是绑架的开端。四年之后，侵略者被赶走了，南斯拉夫解放，身居高位的革命诗人马高已经和娜塔莉结婚，到处揭幕、演讲、朗诵诗歌，被群众崇拜。卑鄙的是，他没有把德国人被赶走的消息告诉生活在地窖里的人，而是以各种手段让他们相信战争还在继续，告诉他们报国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地窖里为“革命”继续制造枪炮。为此，马高调慢了地窖里的钟表，伪造空袭警报，每次到地窖里代表铁托看望同志时总是打扮成一幅刚被纳粹折磨的样子，以此激发黑仔们的斗志。而这些被同志绑架了的同志，做梦也想不到，马高早已变成了军火贩子。

      二十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生活在地窖里的猩猩索尼无意中抠动了坦克的扳机，将地洞打开。当这些前南斯拉夫的幽灵从地底冒出来的时候，他们回到的已经不是纳粹占领的家园，而是米诺舍维奇执政的时代。黑仔荷枪实弹，带着儿子祖凡一起为消灭纳粹继续战斗……

      无疑，影片中的儿子祖凡更像是一个隐喻。黑仔的妻子被带到地下室的当天，便生下了祖凡，然后死去。祖凡的一生，是地下室生活的见证。像电影《楚门秀》一样，自一生下来，祖凡便生活在谎言世界里。地下室里的生活，是他生活的全部。所谓的外部世界，对他来说，不过是虚假的宣传、过时的照片、戏剧和影音资料拼凑而成。所以，当这位穴居者第一次来到地上时，将月亮当作了太阳，并且“指鹿为马”。

      柏拉图在《理想国》有一个著名的洞穴寓言。

      有一群囚犯在一个洞穴中，他们手脚都被捆绑，身体也无法转身，只能背对着洞口。他们面前有一堵白墙，他们身后燃烧着一堆火。在那面白墙上他们看到了自己以及身后到火堆之间的事物的影子，由于看不到其他任何东西，这群囚犯会以为影子就是真实的东西。而且，除了墙上的影子之外，世界上没有其他东西了。
      不难发现，一个与真实世界隔绝，又被无数虚假的负信息包围的群体，会对现实做出怎样错误的判断！祖凡的命运，就是这些戴着镣铐的文化囚徒的命运。

      意味深长的是，在地窖生活的所有生物里，唯一没有被马高洗脑的是那只开炮的猩猩。显然，它不是动物战士，也不是人类利益的守护者，它不过是随心所欲触动了大炮，这不经意的破坏在客观上起到了解放地下室的作用。从这方面说，猩猩与人言语不通未必是件坏事。至少，在这个地窖里，猩猩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不为马高的虚假的战争宣传所蒙骗。所谓“众人皆睡，猩猩独醒”。在此，我们不妨将场景转换到发生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当时的英国人，何尝不是这样一只猩猩？自哥伦布以来，欧洲人开始在茫茫大海上胡乱摸索，以致于将美洲误认作印度。而到了中国，历史的风云际会使他们将鸦片装到了枪膛里，并且抠动了扳机。正是那几声隆隆炮响，打开了中国的千年暗室。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说在一个思想高度统一的国家，若想寻求解放，就不得不借助外力。闭门造车就如同“在大海中造船”，所有努力难免会化为一枕黄粱。

      如上所述，革命诗人马高同样是通过制造一个虚假的意义来实现少数对多数的统治。当他将世界分为地上与地下，并且垄断地下与地上的一切传播途径，由自己负责解释地面上的一切时，他便成了救世主一样的英雄。他首先剥夺了穴居者的一切，然后一点点的给予。而这些心怀恐惧的人同样毫无戒心地把自己了解地面上一切事情的权利交给了马高。

      《地下》里有一段假传圣旨的情节。为了鼓励黑仔在地下室里安心干活，马高以铁托同志的名义转送给他一块印有铁托头像的手表，并向他转告了铁托的“原话”：“现在离战争结束还早呢，告诉黑仔，在地下别让他出来。他是决战必需的人才。”黑仔为此欣喜若狂。谎言，就像萨满咒语一样，只有你相信它时才会起作用。对马高深信不疑的黑仔们因此变成了一群为虚幻的“自由”概念生产枪炮的奴隶。就像中世纪的人们把自己追寻真理与幸福的钥匙全盘托付给教会，使这个“中介巨无霸”有机会揩尽人与上帝的油水。
      如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里评价“以道德治国”的中国人就像卢梭的忏悔录——“充满了最崇高的情感和最卑鄙的行为”——垄断民众生活意义的中介政治也给了我们这样一种印象。

      政治，内心的抉择

      人人生而平等，多么动听的口号！然而，谁也不能否认，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生而平等。无论身高、体重还是智力，无论是时代的境遇还是父母的条件，每个人都不可能绝对平等。但是，我们推进政治文明的意义，就在于可以通过一代代的努力，以期建设一种制度，让每个人生而自由，让每一位共和国的公民都有条件含着一把自由的钥匙诞生。

      弗里德曼曾引用某位法官的话说，“我移动拳头的自由必须受到你下巴所处的位置的限制”。为了合群生活，不彼此伤害，人们被迫将自己的钥匙部分上交给政府代为保管。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掌管仓库的钥匙的人，是否会将仓库据为己有？高薪聘请的保姆是否会将主人锁在门外让他回不了家？

      俄国思想家舍斯托夫在《钥匙的统治》(potestas clavium)里写道，天主教徒引用圣经里的话认为，“上帝把自己的权力转授给了自己的继承人，直至现在仍然健在的教皇。”天主教徒坚决地对多神教徒说，“钥匙是有的，它保存在地上，只是不在你们的破庙里，而在我们的神庙里。”当信仰上升为权力并且开始取代国民的思想，教会与教徒们同样相信自己已经抵达真理，拥有了通往最后的秘密和永恒极乐之路的钥匙。如舍斯托夫说，天主教所信仰的，不是上帝，而是它自己。假如基督重现人间，伟大的宗教大法官定会把他烧死，就像它烧死了所有的异教徒。

      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宗教大法官》里写下了他深切的忧虑。当耶稣重新回到人间，作为上帝权力代理人的宗教大法官，不但不像仆人一样侍奉耶稣，反而逮捕了它。《宗教大法官》为我们讲述了人类不再渴望“天上的粮食”，沉醉于“地上的粮食”的故事，却也间接印证了中国人讲的“现官不如现管”。魔鬼徘徊于人间，上帝习惯于对恶的纵容与惩罚，当人类需要正义时，它总是姗姗来迟。

      同样的原因，在几百年前，路德视教皇为反基督徒。在经历了十年僧侣生活后，他不得不相信自己落入了反基督徒的阵营，确信他所服务的，不是基督，而是基督的那个永恒的，不共戴天的仇敌。所以，对他来说，当他走进修道院时，他期待的是自己的拯救，逃避的是毁灭，同样，当他离开修道院时，他期待的同样是拯救，逃避的同样是毁灭。

      在没有上帝之时，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上帝，当上帝的印象由教会充公并制成标准像推广，这也意味着人们将钥匙的全部权力转交给一个人或一个机构，这个联系人与上帝的唯一中介因此也变成了人与上帝沟通的最大障碍。廉价的许诺从此取代了活生生的上帝，取代了人类真正的自由。教会脚踩两条船——在上帝那里代表人民，在人民那里代表上帝。对于教会来说，这是一笔两头有赚的宗教生意。正是因为这种不信任，在波兰感觉自己一直处于“赔本赚吆喝”状态的米奇尼克们产生了“信上帝，但不信教会”的念头。

      然而，在舍斯托夫看来，钥匙的统治一直保持着自己旺盛的生命力。侍奉上帝的人拥有教徒，哲学家们拥有群众。绝大多数人都被教会如何去过一种劳动的、有节制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教皇找到了与哲学家妥协的途径，而哲学家也不再与教皇为敌，甚至把它视作自己的同盟。思想与权力的合流，必将以貌似浑然天成的暴力，拒绝政治回归于国民内心的抉择。

      十九世纪，天上的神死了；二十世纪，地上的神死了。有人担心，在娱乐至死的二十一世纪里，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恐怕连人也快保不住了。然而，我们内心仍有一种信念，人可以坚定地活下去——因为时间没有崩溃，选择仍在继续。有选择才有希望，我们的全部希望就在于可以选择。

      如上所述，在一个推行市场政治的国家里，“选民就是上帝”。既然“教会”不能完全表达“上帝”的心声，“上帝”为什么不亲自传教，藉此直接言明自己的愿望？同样，如席勒在诗歌《愿望》里所慨叹，既然谁也不会给地上的生灵以天上的保证，为什么不索性让他们从此栖身大地，倾听内心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