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在雷德兰斯大学学习西方哲学时算起,我总共花了13 年才完成博士学位。因为当时找不到教授中国哲学的地方。西方至今仍坚持哲学不过是盎格鲁- 欧罗巴大陆哲学而已。我此后的学术生涯越来越致力于挑战这种哲学传统中种族中心主义的顽固偏见。我在夏威夷大学开始了与郝大维的学术合作,这源于我们对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哲学了解方式所存在的缺陷的共识。我们翻译中国哲学经典时建立了一套策略性框架,旨在使读者重新检讨中国哲学中关键术语的本身之意并能适当运用这些术语。

　我研习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生涯可以追溯到少年时代。我的父亲是一个侦探小说家,哥哥教英语文学,写作一直是我们家庭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少不更事的我激情满怀地投身于诗歌创作并且为了实现与杰出同辈风云际会的梦想,只身离开温哥华温馨的家,前往南加州以人文教育著名的雷德兰斯大学学习。在那里我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而且让我心怀感激的是我能够以交换学生的身份被送到香港进修。那是1966 年夏季的一个傍晚,18 岁的我孤身来到这个充斥着光怪陆离的标志、色彩和味道的世界。今天,我依然清晰记得在中国的第一个夜晚,当我从不起眼的内森路旅馆向窗外眺望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开始了一个无法逆转的转折。

    我在雷德兰斯大学时学习西方哲学,同时满腔热情地投身诗歌创作,追求紧张刺激和惊心动魄的生命体验。像多少世纪以来的众多年轻人一样,我很快被苏格拉底的真诚感染,开始了回应他“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征程。与苏格拉底发现自我的呼唤相反,我在香港时开始接触儒家哲学并迅速沉醉于中国哲学以“修身”、“弘道”和最终“平天下”为主旨的思想艺术。在新亚书院的那个夏季,我有幸聆听了一些著名哲学家一一尤其是唐君毅先生和牟宗三先生的教诲。当时中国刚刚走出饱经西方帝国主义蹂躏的漫漫长夜,唐先生和牟先生正致力于弘扬中国传统的忍耐精神。那年夏末,我转学至沙田的崇基书院,开始师从劳思光先生钻研《孟子》。劳先生献身哲学的热情征服了包括我在内的众多年轻心灵。

    那时的香港还非常贫穷。对于我们学生来说,杂有石子的米饭和清可见底的菜汤简直是家常便饭。但是,年轻教授们的课程却令人振奋,班上许多同学后来都成了我的好朋友,而且这种友谊持续了几十年。不久以后,香港发生了排外暴动,有好几次,我和几个同学由于害怕不敢上街,彻夜滞留在别人家里,但主人对我非常关照。如果说我从课堂上和书本中学到了一点中国哲学,那么我从与我生活迥异的人们身上学到的要多得多。他们彼此关爱的人情关系让我见证了中国传统智慧的生命力。

    接下来的那个夏季,已是一个相对成熟的“年轻”人的我怀揣着刘殿爵先生翻译的《道德经》,从香港码头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客轮回到了加拿大。那时我己倾心钻研中国哲学了。

    从在雷德兰斯时算起,我总共花了13 年才完成博士学位。为什么? 因为那时整个西方世界找不到教授中国哲学的地方,即使现在,西方大多数哲学系也根本不教中国哲学。作为专业学科的西方哲学至今仍旧坚持哲学不过是盎格鲁- 欧罗巴大陆哲学而已,而这无非是想沿用地缘标准而非哲学尺度来说服自我及世界。这一尺度的潜台词是盎格鲁- 欧罗巴系统以外的其他文化对追寻智慧没有兴趣。在香港学习和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这种观点是心胸狭隘和不足为道的。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我越来越致力于挑战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中种族中心主义的顽固偏见。

    为了能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中国哲学,我不得不完成汉语和哲学两个本科学位。读研究生时情形也类似。我先用两年时间完成了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学业,并同时师从方东美先生。1972 年我从台湾回到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在亚洲研究系而非哲学系完成了研究生学业。我在台大学习期间逐渐意识到世界哲学界令人心惊的状况。今天,在高等教育领域仍旧是西方哲学或者说几乎就是欧洲哲学一统天下。无论在台北、东京、汉城、北京、德里,还是在波士顿、牛津、法兰克福或巴黎,这似乎都被视为当然。土生土长的亚洲哲学和美国哲学不但在国外为人忽视,即使在本国文化中也被严重边缘化了。威廉·詹姆士在吉福德讲座的开场白中坦言:“对我们美国人来说,聆听欧洲人的训导似乎已习以为常。”他的话大致没错,只是他并没有将亚洲人也算在欧洲哲学的当然听众之内。自1907年至今,这种情形在近一个世纪里鲜有改变。此后我又在日本的亚洲研究系学了两年中国哲学,而后转到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那里我得以与哲学家一起研习中国哲学。也正是在伦敦大学,我得以有机会师从西方最受尊崇的中国哲学翻译大师刘殿爵先生。刘先生坚持主张阅读原始文献,这对我思考如何研究中国哲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刘先生始终对脱离哲学原始文献的浮泛的学术讨论心存反感。第一天上他课时,他就劈头问我:“《淮南子》你读过几遍?”当得知我未及要求时,他面带愠色地问道“仅此而已吗?”在他的谆谆教导下,我终于获得了博士学位。但多年以后我们仍在暑期的几个月里一起蹲在他汗牛充栋的书房中钻研《淮南子》。从刘教授的言传身教中,我明白了怎样才不愧身为人师。

    葛瑞汉也使我受益匪浅,不论是我在伦敦大学期间,还是其后他受邀至夏威夷大学做访问教授时,我都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那些年他沿着马塞尔·葛兰言的思路,潜心研究如何将“关联思维”作为中国哲学特质,这对我产生了特别的启发。完成了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业后,在刘殿爵先生的推荐下,我十分幸运地得到了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的教职。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是西方惟一授予中国哲学、日本哲学、印度哲学、佛教哲学以及伊斯兰教哲学博士学位的哲学系。

    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在西方哲学界独树一帜,该系的第一位系主任是陈荣捷先生。30 年代,他跟查尔斯·穆尔一道创建了这个综合性的哲学系。设立这个综合性哲学系的基本想法是:具备西方哲学背景的学生学习非西方哲学比单纯学习非西方哲学的学生更有优势,因为受过西方哲学训练的学生能够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手段和全新的视角来理解和拓展中国哲学传统。这种训练的优势并不在于西方哲学有着中国传统所缺乏的而研究哲学所“必需”或“重要”的“严谨性”,而在于它能够提供一个更有利的观察点,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唐君毅、牟宗三和方东美三先生对此都深有感触。

    虽然虚心学习对双方都有益,但是大多数西方哲学家对此视而不见。西方哲学的研究可以通过对非西方传统中不同语言和不同范畴体系的众多相似问题的思考而得到很大提高。举例来说,著名哲学家怀特海、威廉·詹姆士和杜威所倡导的过程哲学思维方式在西方哲学中算得上较新的课题,但中国传统的“气”宇宙论早在《易经》中就包含了过程哲学的世界观。如果认真研究既已成熟的中国过程哲学思想,近代西方对过程哲学的兴趣可能会大幅提升。其实所谓“非此即彼”的传统存在着极大的“互补性”,东西方哲学应该尽快改变相互排斥的立场。

    我到夏威夷大学后不久就开始了与郝大维的学术合作。我们前后共合著了六本学术专著。在持续二十多年的友好合作中,我们力图将汉学技巧和哲学方法融会贯通,并将其运用于对传统中国哲学的诠释性研究及哲学经典的新译中,当然这一努力还未臻于完美。

    我们的合作源于我们的共识,即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哲学的了解方式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中国哲学的体系是由深奥的“哲学”著作,诸如《论语》、《中庸》、《道德经》及《孙子兵法》等组成的,可惜这些文献的哲学性至今未曾得到西方应有的重视。在西方,这些著作最初是由传教士、近代则是由汉学家翻译并解释的。也就是说,迄今为止西方哲学家们只是偶尔附带着研究一点中国哲学文献。这样说并不是要攻击那些怀有良好初衷的传教士们,也不是认为植根于精湛汉学基础之上的语言学、历史学、文学及文化方面的敏锐感觉可以或缺。事实上,如果真有所反驳的话,那就要指向我们西方的职业哲学体系,也就是说,西方哲学不应该继续固步自封,宣称哲学不过是盎格鲁- 欧罗巴哲学体系的天下。

    如果西方哲学将其他哲学传统排斥在外,那么它作为一门学科就没有尽到学术责任。哲学家的本职工作之一就是要识别和描绘人类经验的共同特征,以便在尽可能广阔的背景上研究问题。而当我们在文化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场所之间进行转移时,这些界定出的共同特征就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要意义。哲学家有责任去识别和理解那些非同寻常的命题,诸如如何区分作为文化化约主义防范策略的文化和由种族中心主义导致的文化误读。由于中国哲学缺少对西方听众进行转述的哲学家,也就必然要付出被误读的代价。当西方人文学者试图理解中国古典哲学文献时,已经给这些文本无形地强加了许多西方式的假设,并且配以能够传达西方式理解的词汇表。这已是一个心照不宣的事实。最初,中国哲学文献由于“基督教化”而为西方读者所熟知,晚近则被套进诗化、神秘化及超自然化的世界观框架里。迄今为止,西方哲学研究视野中的关于中国哲学的探讨,往往是将中国哲学置入与其自身毫不相干的西方哲学范畴和问题框架中加以讨论。

    近年中国的考古发现使一些从未出土或早已失传的哲学文献版本重现于世,这使西方世界觉得有必要重新译读这些哲学典籍,同时也给哲学家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既有标准译本的理由。更重要的是,它促使我们迎接富有想象力的挑战,亦即如何将这些经典用其固有的词汇在其自身的世界观中加以定位和阐释。

    我们在重新翻译哲学经典时,建立了一套策略性框架:包括阐释性的介绍,不断演进的关键哲学术语词汇表,校对过的中文原文,以及与原文相对应的自觉自明的译文。说我们的译文是“自觉自明”的,绝不是说我们的规则已被广泛承认,也不是说我们不重视字面的阐释。但是,我们认为坚持要求译文要完全忠实原文不仅是无知的,而且其自身首先是一种文化偏见。从一开始,我们就认定作为翻译的目标语言的英语自身附带着诠释性的重担。由于缺乏充分的背景介绍和术语表,中国典籍的哲学内涵在翻译过程中被大打了折扣。进一步说,由于缺乏自觉自明意识,翻译者不能意识到他们自身伽德玛式的偏见,所以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所谓“客观的”辞典。但事实是,辞典自身就渲染着严重文化偏见的油彩。可见这种译文不是背叛了他们的读者一次,而是两次。

    正如每代人都会有选择地继承先哲们的思想,并以其自身的形象来重塑先哲,每代人都会根据其自身的需要来重构世界古典哲学经典。当然,我们也毫无例外地受到特定时空的局限。即使对中国古典哲学文献最浮光掠影的理解,哪怕只是谱系式的和历史主义的理解,也要求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局限。这种自觉自明绝不是要曲解文献,而恰恰是要去理解文化的基本前提。

    我们试图既具有颠覆性、又具有计划性地挑战既有的阐释。也就是说,我们的出发点是认定中国哲学术语的现行译法往往没有充分尊重既存西方世界观和常识同早期中国文化发生时的生活与思考方式之间的差异。西方翻译者一般将最先跃入其脑际的、最符合西方语言习惯的、感觉最舒服的词汇视为最贴切的翻译,但这种译法意味着西方人把原本不熟悉的术语未经思索就译出来了。传统的译法将“道”译成“the Way”,“天”译为“Heaven”,“德”译为“Virtue”,这些都是给中文强加上与其无关的文化假设的典型例子。

    现存的翻译模式是建立在使用标准英汉词典和默认一个末经反思的假定的基础上的,这个假定就是“字面的”翻译必定是准确的。但这种翻译模式和未经反思的假定导致了文化的模糊表达。我们认为,基于这套模式的翻译实际上已经走得太远,有意无意地将一个文本从其历史和人文背景中剥离出来,移植到一片哲学水土完全不同的土地中,这是在任意利用该文本,并且完全不在意篡改其根本。相反,将文本置于其自身环境中相对保守地加以定位,即使不能尽善尽美,亦可心向往之。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要用一套中国哲学术语来取代原先不完善的模式。我们旨在将关键术语翻译成一些具有提示性的符号,以便读者可以回到词汇表中,重新检讨这些术语本身的意思,并希望他们自己能适当运用。如果说维特根斯坦的名言“语言之界限即世界之界限”,为了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哲学传统,学生就需要更多的语言。只有当西方学习中国哲学的学生能够像他们理解古布腊文献中的“kosmos”、“logos”及“nous”一样充分理解中文中的“道”、“天”和“德”的丰富内涵时,我们才可以宣称西方人开始运用中国哲学术语来理解中国哲学传统了。

    随着时光流逝,我和郝大维的愉快合作也时过境迁。令人伤心的是,这一合作工程的另一半郝大维犹如灯烛,燃烧得绚烂耀眼,可惜终有燃尽之时。去年春季的一天,他在家人及朋友的陪伴下溘然长逝于德州的沙漠中。郝大维是一位毕业于耶鲁大学及芝加哥大学神学院的西方哲学家,正因如此,他为我们的合作拓展了想象的空间。我的贡献在于依靠长期训练而获得的中国古代哲学经典的文献学知识以使我们的学术成果更加扎实,此外,我在中国学界生活多年,对中文文献的哲学意义具有相对准确的感觉。对我而言,研究中国哲学的个人意义远远超过学术意义,因为它完全建立在我长期以来跟中国各高校教师和同事们亲密的个人友谊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