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墨家思想对黄老学的影响———以马王堆帛书《黄老帛书》为例
内容提要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老帛书》即《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等篇,吸收了墨家的兼爱、“强本节用”、尚同、尚贤、“天志”、“非命”、非攻、义战等思想,并加以发挥改造,形成了自己的发展农业生产、“行俭省欲”等思想。可以说墨家思想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黄老学派思想的形成。
黄老学派的思想是博采众家而成,其中包括很多墨家思想的成分,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说,黄老之学“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而墨家是先秦诸子中最接近社会下层的一派学说,其立论皆从国计民生出发,以兴天下之利为是非取舍的标准,所以我们认为黄老学派的思想在这些方面深受墨家学说的影响,下面仅以《黄老帛书》为例,说明此问题。
一、黄老学吸收了墨家的兼爱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慈惠以爱人的道德观
墨家讲兼爱义利,黄老学吸收了墨家的兼爱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慈惠以爱人的道德观。 《黄老帛书》云:“省苛事,节赋敛,毋夺民时,治之安。无父之行,不得子之用;无母之德,不能尽民之力。父母之行备,则天地之德也。三者备,则事得矣。能收天下豪杰骠雄,则守御之备具矣。审于行文武之道,则天下宾矣。号令合于民心,则民听令;兼爱无私,则民亲上。”此“兼爱无私,则民亲上”之①一句显然取自墨学,《墨子·兼爱下》云:“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无有私也。”这种思想在《黄老帛书》中的体现是明显的。《十六经·顺道》说:“(体)正信以仁,慈惠以爱人,端正勇,弗敢以先人。”这些都体现了黄老学对墨家兼爱思想的吸收。所以黄老学的“慈惠以爱人”也包含了墨家的兼爱,即统治者为政之本是兼爱而“无私”,这样才能得民心、顺民意。
二、黄老学的“爱民”和“养民”思想吸收了墨家“兴天下之利”的思想
“兴天下之利”是墨家一大特色。《墨子》书中多次强调“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如《墨子·兼爱中》载:“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而《墨子·尚同》亦云:“子墨子曰:‘爱民不疾,民无可使,曰必疾爱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贵以道其前,明罚以率其后。为政若此,唯欲毋与我同,将不可得也。’”《黄老帛书》中也浸透着这种精神:“圣人举事也,合于天地,顺于民,祥于鬼神,使民同利,万夫赖之,所谓义也。身载于前,主上用之,长利国家社稷,世利万夫百姓。天下名轩执国士于是虚。壹言而利之者,士也;壹言而利国者,国士也。
是故君子卑身以从道,知以辩之,强以行之,责道以并世,柔身以待时。王公若知之,国家之幸也。国大人众,强国也。若身载于后,主上不用之,则利国家社稷、万夫百姓。王公而不知之,乃国家之不幸也。故王者不以幸治国,治国固有前道: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②文中“使民同利,万夫赖之”、“长利国家社稷,世利万夫百姓”、 “壹言而利之者,士也;壹言而利国者,国士也”、“利国家社稷、万夫百姓”等语,与墨家使民“富贵以道其前”、“兴天下之利”思想何其相似!
即黄老学派的思想中也把国家之利和人民之利看成是一致的。他们认为:“昧天下之利,受天下之患;昧一国之利者,受一国之祸。约而背之,谓之襦传。”③另外,墨家认为应无赋敛于民,《墨子·非乐》认为:“姑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墨子·节用中》)。黄老学也继承了这种看法,《经法·君正》主张:“三年无赋敛,则民有得”,“赋敛有度则民富”。又说:“一年从其俗,二年用其德,三年而民有得。”黄老学派在上述思想基础上,进而把它发展成自己的民本主义思想。
《十六经》通过黄帝的口说:“吾受命于天……吾畏天爱地亲民……吾爱民而民不亡。”《经法·国次》非常清楚地把“失民”看成是“五逆”之一。而要保民,首先又在于“养民”。 《十六经·果童》云,“夫民印(仰)天而生。恃地而食。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又说:“夫民之生也规规生食与继。不合不继,无与守地。”强调要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他们才不会逃走,才不致“失民”。并进而要求一切政策都必须以民心、民利为准则。认为这样做才能“长利国家社稷,世利万夫百姓。”要做到这样,就要让老百姓也能有好一点的生活,有一点余财,所以《称》篇说:“夫天有明而不忧民之晦也,百姓辟其户牖而各取昭焉;天无事焉。地有财而不忧民之贫也,百姓斩木刈薪而各取富焉;地亦无事焉。”是让老百姓多开荒种地,发家以致富,这应是黄老学对墨学兴利思想加以发挥的地方。
三、黄老学吸收了墨家的“强本节用”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发展农业生产以及“行俭省欲”思想
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称赞墨家说:“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墨家“强本节用”思想着重强调了“赖力而生”、“以时生财”以及“尚俭节用”思想:“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今人固与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异者也,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裤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纴,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墨子·七患》亦载:“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五谷尽收,则五味尽御于主,不尽收则不尽御。一谷不收谓之馑,二谷不收谓之旱,三谷不收谓之凶,四谷不收谓之馈,五谷不收谓之饥。岁馑,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旱,则损五分之二。凶,则损五分之三。馈,则损五分之四。饥,则尽无禄禀食而已矣。故凶饥存乎国,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彻县,士不入学,君朝之衣不革制,诸侯之客,四邻之使,雍食而不盛,彻骖騑,涂不芸,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负其子而汲者,队其子于井中,其母必从而道之。今岁凶、民饥、道饿,重其子此疚于队,其可无察邪?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夫民何常此之有?为者疾,食者众,则岁无丰。故曰财不足则反之时,食不足则反之用。故先民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故虽上世之圣王,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无冻饿之民者何也?其力时急,而自养俭也……然而民不冻饿者何也?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可见墨家认为“本”在于耕稼树艺纺绩织纴,强本在于强力而为,之后在于毋废一时,“以时生财”,而它们的保障措施即为“尚俭节用”。
黄老学充分发扬了墨家的上述理论,也把墨家强本节用思想与治国富民密切相连,进一步阐释了墨家的“本”、“力”、“时”、“节”观念,并把它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黄老帛书》认为:“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时,时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节。知地宜,须时而树,节民力以使,则财生。”④“万民之恒事,男农女工。”⑤“不循天常,不节民力,周迁而无功。”⑥劝诫统治阶级不要违背农时,扰乱生产,只有按天时维持农业生产次序的正常,五谷才会获得丰收:“民乃蕃滋”,人口也会增长。然而要做到这样,政府发号施令必须要以“毋乱民功,毋逆天时”为原则。“是故为人主者,时适三乐,毋乱民功,毋逆天时。然则五谷溜熟,民乃蕃滋。”⑦这里所讲的“时适三乐”即是劝人在春、夏、秋三季抓紧时机,努力劳作,增加生产,切不可浪费大好时光,这些思想足可说明黄老学吸取了墨家之所长。
墨子尚俭,主张节用,反对统治者放纵心欲,聚敛财富,挥霍无度,《墨子·节用中》载:“子墨子曰:‘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黄老帛书》也主张朴实无华,行俭省欲,反对纵欲敛财,反对统治者纵欲,把“嗜欲无穷死”视为“三死”之一⑧,对纵欲贪财给以严厉的批判。《经法·六分》所讲懂得“王术”的人,要懂得用理性控制自己情欲,故说:“知王术者,驱骋驰猎而不禽荒,饮食好乐而不湎康,玩好娟好而不惑心。”⑨对于男女饮食,狗马玩好,都要有节制,不能放纵,否则于公于己都大力不利,故谈到个人有“三凶”时,“纵心欲”就是其个的一凶。所以黄老学是力主少私省欲的。反对纵欲也就必然要反对敛财。《经法·四度》说“黄金珠玉藏积,怨之本也。女乐玩好燔材,乱之基也。守怨之本,养乱之基,虽有圣人,不能为谋。”《称》篇指出:“宫室过度,上帝所恶;为者弗居,唯居必路。减衣衿,薄棺椁,禁也。”疾役可发泽,禁也。草丛可浅林,禁也。聚宫室堕高增下,禁也。指出纵欲和敛财都是怨和乱的祸根,最后都不免国破身亡。
《黄老帛书》修正了墨家“非乐”的主张,不是笼统地反对一切情欲和享乐,而是主张对情欲有所节制,把享乐控制在适度的范围,认为只要统治者有所节制而不放纵,声色犬马饮宴玩好并不妨碍其“王天下”的目标,这种主张易于被统治者接受。
四、黄老学继承发展了墨家的尚同、尚贤思想
墨家主张尚同,以君上之是非为是非,认为“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墨子·尚同中》云:“国君既已立矣,又以为唯其耳目之请,不能一同其国之义,是故择其国之贤者,置以为左右将军大夫,以远至乎乡里之长与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天子诸侯之君,民之正长,既已定矣,天子为发政施教曰:凡闻见善者,必以告其上,闻见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己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义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则赏之,万民闻则誉之。”
《黄老帛书》吸取了“尚同”之意,说:“君臣当位谓之静,贤不肖当位谓之正,动静参于天地谓之文,诛禁时当谓之武。静则安,正则治,文则明,武则强。安则得本,治则得人,明则得天,强则威行。参于天地,阖于民心,文武并立,命之曰上同。”⑩我们认为此“上同”显然取于墨家尚同之说。进而《黄老帛书》之《经法·六分》中提出:“王天下者之道,有天焉,有地焉,有人焉,三者参用之,然后而有天下矣。为人主,南面而立。臣肃敬,不敢蔽其主。下比顺,不敢蔽其上。万民和辑而乐为其主上用,地广人众兵强,天下无敌。”其中的“臣肃敬,不敢蔽其主。下比顺,不敢蔽其上”就是下层必须绝对服从上层,亦即墨家“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之意。对于违背尚同之意,墨家认为那将天下大乱。“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⑾黄老学继承发展了这种思想,把违背尚同的祸害纳入普通伦理的范畴:“嫡子父,命曰上怫,君臣离志;大臣主,命曰雍塞;在强国削,在中国破,在小国亡。主失位,臣不失处,命曰外根,将与祸邻;在强国忧,在中国危,在小国削;主失位,臣失处,命曰无本,上下无根,国将大损;在强破,在中国亡,在小国灭。主暴臣乱,命曰大荒,外戎内戎,天将降殃;国无大小,有者灭亡。主两,男女分威,命曰大麋,国中有师;在强国破,在中国亡,在小国灭”。（12）嫡子父、君臣、男女亦须各处其位,子、臣、女等须“上同”父、君、男,即其所提倡的“君臣当位,贤不肖当位”,以达到其治国安邦的政治目的。
墨家主张尚贤,黄老学也主张“亲亲而兴贤”,（13）“起贤废不宵(肖)”（14）,而且对贤者与君王的关系作了界定,《黄老帛书·称》篇云:“帝者臣,名臣,其实师也;王者臣,名臣,其实友也;霸者臣,名臣也,实宾也;危者臣,名臣也,其实庸也;亡者臣,名臣也,其实虏也。自光者人绝之,骄溢人者其生危、其死辱翳。
居不犯凶,困不择时。不受禄者,天子弗臣也;禄泊者,弗与犯难。故以人之自为,不以人之为我也。不仕于盛盈之国,不嫁子于盛盈之家,不友骄倨慢易之人。”此句中的“不受禄者,天子弗臣也”、“禄泊者,弗与犯难”实际上是对墨家尚贤思想的发挥,即君王不仅要对贤者“贵之”“禄之”,而且对不受禄者要慎重对待,体现了黄老学独特的用人思想。
五、黄老学在一定程度上同时吸取了墨家的“天志”及“非命”这对矛盾的思想
墨家既主张“天志、明鬼”,又讲“强力、非命”,黄老学对二者也有所取。墨家讲天志,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君主治理国家应该效法“天志”,制定法令和国策,要以天为法,否则将受天罚。 《墨子·天志中》:“观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无所不利,是谓天德。”又曰:“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且吾所以知天之爱民之厚者,不止此而已矣.曰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有之;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罚者亦有矣”。《黄老帛书》中亦有“天诛”、“天毁”、“天刑”的提法。《亡论》篇:“凡犯禁绝理,天诛必至。又云:兴兵失理,所伐不当,天降二殃。
逆节不成,是谓得天;逆节果成,天将不盈其命而重其刑”;《论约》篇:“养死伐生,命曰逆成。不有人戮,必有天刑”;《称》篇:“宫室过度,上帝所恶”,这些实际上是继承了墨家天志思想并有所发展的。
墨子明鬼,《黄老帛书》之《前道》篇讲的圣人举事要“合于天地,顺于民,祥于鬼神,使民同利……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亦与墨子的“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多有一致之处,但黄老学对这种思想理解得较为客观一些。
墨子主张“非命”,认为只要“顺天之意”,并没有什么命定之说,黄老学对此亦有所取,《黄老帛书》之《论》篇也说:“天建八正以行七法:明以正者,天之道也;适者,天度也;信者,天之期也;极而反者,天之性也;必者,天之命也;顺正者,天之稽也;有常者,天之所以为物命也:此之谓七法。七法各当其名,谓之物。物个合于道者,谓之理。理之所在,谓之顺。物有不合于道者,谓之失理。失理之所在,谓之逆。”在这里黄老学把天命解释为自然界的规律和必然性,“适者、有常者、必者、合于道”等都是对此的解释,但也强调个“顺”字,显然与墨家思想有很大的一致之处。
六、黄老学吸收了墨家的非攻、义战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战争观
墨于非攻,反对不义的战争,支持正义的战争,《墨子·非攻中》载:“今沓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同时墨家认为对于战争的最终结局,战争的起因与目的很重要:“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语曰:‘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今以攻战为利,则盖尝鉴之于智伯之事乎?此其为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黄老帛书》对战争态度近于墨家关于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态度,黄老学也区分了三种不同目的的战争,《黄老帛书》云:“世兵道三: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行忿者”（15）,一是为统治者谋取利益的“为利”战争;二是统治阶级为发泄私愤而发动的“行忿”战争;三是禁乱伐暴,起贤能以废不肖的“义战”,即合乎正义的战争。黄老学肯定了“为义”的战争,并解释了义战的含义,认为只有“义战”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所谓为义者,伐乱禁暴,起贤废不肖,所谓义也。义者,众之所死也。是故以国攻天下,万乘之主兼希不自此始,鲜能终之;非心之恒也,穷而反矣。”（16）同时黄老学也认为“为利”的战争,虽然有时也可以侥幸取胜,但最终仍不免还是要失败的。而正义的战争最终必将取胜。《经法·国次》说:“兼人之国,修其国郭,处其廊庙,听其钟鼓,利其资财,妻其子女,是谓重逆以荒,国危破亡”。这种战争显然是“为利”之战,目的在于掠夺别国的金玉子女。以“利其资财”,这样的战争,最后不免“因危破亡”。
《国次》继续说,“故圣人之伐也,兼人之国,堕其城郭,焚其钟鼓,布其资财,散其子女,裂其地土,以封贤者。是谓天功”,这应是翻版墨家讲的“以攻战为利,此其为不吉而凶”的深意所在。
七、黄老学吸收了墨家的诚信思想及道德观
墨家行为准则最为讲求“言必信,行必果”,《墨子·兼爱下》云:“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墨子·公孟》亦认为“言而行之”是为政之本:“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恶能治国政?子姑亡,子之身乱之矣!’”《墨子·耕柱》篇更讽刺言行不一者的话是耍嘴皮子:“子墨子曰:‘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囗也。’”墨家甚至为了一言之诺而不惜性命:“天下不若身之贵也,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于其身也。”《墨子·贵义》可见墨家在先秦诸子之中最为讲求诚信思想,这种美德被黄老学充分加以吸收。黄学特别注
重言行一致,《黄老帛书》《经法·名理》云:“若(诺)者,言之符也。已者,言之绝也。已若(诺)不信,则知(智)大惑矣。已若(诺)必信,则处于度之内也。”这就是上述墨家讲的“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经法·道法》也说,“事必有言,言有害,曰不信,曰不知畏人,曰自诬,曰虚夸,以不足为有余”。所谓“已若(诺)必信”,就是答应了的事就一定要办到。也就是讲话要算数。认为言而无信就是“自诬”,就是“虚夸”,“虚夸”也就是墨家讲的“荡囗”,即耍嘴皮子,同时黄老学亦从为政之道上进一步认为:这样的人如果让其参政则对国家危害很大,故云:“声华实寡,危国亡土。”(《经法·亡论》)《十六经》更说:“言之壹,行一壹,得而勿失”。一个人应该言与心符,言与行合,那种不诚实的“有一言、无一行”的欺骗行为是黄老学坚决反对的。
总之,可以说黄老思想中兼有墨家思想的很多成分,所以墨家思想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黄老学派的思想的形成。
注释:
①④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黄老帛书·经法·君正》,文物出版社, 1985年版。
②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黄老帛书·十大经·前道》,文物出版社, 1985年版。
③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黄老帛书·经法·亡论》,文物出版社, 1985年版。
⑤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黄老帛书·经法·道法》,文物出版社, 1985年版。
⑥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黄老帛书·经法·论约》,文物出版社, 1985年版。
⑦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黄老帛书·十大经·观》,文物出版社, 1985年版。
⑧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黄老帛书·称》,文物出版社, 1985年版。
⑨（12）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黄老帛书·经法·六分》,文物出版社, 1985年版。
⑩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黄老帛书·经法·四度》,文物出版社, 1985年版。
（11） 孙诒让:《墨子闲诂·尚同中》,中华书局, 2001年版。
（13）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黄老帛书·十大经·立命》,文物出版社, 1985年版。 （14）（15）（16）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黄老帛书·十大经·本伐》,文物出版社, 1985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