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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忠国: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致命内伤 
作者:[田忠国] 来源:[] 2008-11-22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致命内伤是什么?是新自由主义思潮解构了中国原有的价值观念,也就是由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革命家建构的、以人民利益、人民权利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这才产生了经济上的制度性制造占有率膨胀式涌堵,导致普通民众失去消费能力,因为,经济发展的能力,取决于民众的消费能力。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就无法真正发展。更为可怕的是,中国的经济学家是占有率膨胀式涌堵现象的理论制造者,并且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因为它能给特殊利益者带来特殊利益。再进一步说,中国要发展,就必须有穷人的经济学家,但媒体总是对穷人的经济学主张者采取封堵措施。导致这一严重后果的原因,是中国在价值标准、价值原则上的迷茫和混乱,使具有资产思想的人掌握了话语权、领导权。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首先,从经济理论清除自由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危害,修正经济制度,使之保持相对动态均衡的经济发展状态。但要清除自由经济学对中国的危害,就必须使穷人经济学的研究者、创新者有个表达的机会。没有表达的机会,高层不知道,很多人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使经济发展既保持稳定、高效、高速的方法,怎么会形成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呢?

  其次,破除话语霸权。官方媒体不能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传声筒,应该成为党的政策方针的传达者,成为穷人经济学研究者、创造者表达观点的平台。

  再次,立法要扩大民众的参与权,并采取民众投票通过的方式,杜绝郭京毅类官员利用手中的立法权,用制度的形式卖国。世界上最大的危害,一是思想文化的渗透,搞思想文化的颜色革命。二是利用立法权搞制度性卖国。前者使民众被人卖了不知道怎么卖的,因为,思相文化是价值判断的基本标准,后者则使有道德感、使命感,有志于维护国家和民众利的官员、民众都捆绑起来了,因为,你反对他卖国就违法呀。三是领导权问题。资产阶级手中拥有领导权,就实行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就实行无产阶级革命。

  从这里看出,普世价值是相对的,有阶级性,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普世价值。但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不同的阶级组成的,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不可能全部消灭无产阶级,消灭了无产阶级就没有替他们干活了,同样,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也不可能全部消灭资产阶级,你消灭他的人,也不一定消灭了他的思想,既便是全部消灭了资产阶级,因为权力和利益的原因,无产阶级队伍中也会滋生资产阶级思想,如果没有制度机制,有效防止权力获取利益,无产阶级政党也会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在这里,就提出了如何有效执政的问题。也就是说,不论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还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都有一个不同的价值标准、价值原则,并有各自不同的维护价值标准和价值原则的法律与制度体系。

  在这个价值标准、价值原则的法律和制度体系下,维护各自阶级主体利益不变的前提,各阶级间实行和平搏弈。

  所以,法律和制度体系,是不同阶级价值标准、价值原则的自然延伸,而不是相反。这是维护社会价值秩序的基本,也是前提条件。

  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执政的政党,其价值标准、价值原则,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不能破坏,而资产阶级执政的国家,其价值标准、价值原则,无产阶级也不得破坏。比如说美国,民众可以选择总统,但民众没有选择政体的权利,根本不可能选出无产阶级的总统。但既是,或者假如选出了无产阶级的总统,但总统也不具有改变政体的权利。

  这就说明,所谓普世价值,是一种强制性,一个国家内部的价值观念。

  什么时候才会出现普世的价值观念呢?全世界消灭了阶级、阶级观念,国家、国家观念,民族观念,世界大同了,也就是共产主义化了,那时候不用说也就有了普世价值。但是,在有阶级观念、国家观念、民族观念之前,要有一个所谓的普世价值,一,是一厢情愿、自欺欺人。二,是强国掠夺弱国的借口。也就是说,你服从我的利益,你的价值观念就是普世的,反之就是不普世的。

  但是,现代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关起门来过日子,需要国际交往,也需要国际交流,更需要相互学习,求得更好的发展。但各国之间又有不同的价值观念,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要构建各个国家都能接受的、平等的价值规则。

  也就是说,各国的交往活动,都必须遵循国际价值规则。

  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有世界各国共同遵循的价值规则,但没有,也不存在普世价值。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中国一直搞清楚,不搞清楚,或者用美国的价值观念衡量中国的一切,就是自己卖自己,但卖了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卖的。因为,任何国家的价值观念,都是建构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基础上的,而这种价值观念,既是对别国价值观念的解构,也是对别国利益的掠夺,和战争掠夺所不同的地方是,战争掠夺是一种武力掠夺,而后一种掠夺是通过价值观念的解构,让你自愿送给他他想掠夺得到的东西,如此而已。

  我认为,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引导下的改革开放,在思想文化领域,新自由主义者除掌握我国改革操作的领导权外,也在思想文化、经济研究、内外宣传上掌握了领导权,仅就此一点,仅就党能不能长久执政的角度,中国也必须反思改革。

  反思改革是为了更好的改革,是为了明辩方向、目标,在系统的价值观指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改革。再进一步说,中国的改革必须坚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根本的立足点、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多种经济成分相互促进,因为,没有公有制和人民的人民民主权利,就无法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有人认为我反对改革、否定改革,但我反对的是损害国家和民众利益、出卖国家和民众利益,损害党的形象的改革,赞成、支持的是有益于国家和民众利益、维护国家和民众利益,有益于党的形象的改革。如果反对损害国家和民众利益、出卖国家和民众利益,损害党的形象的改革遭受到打击或迫害,那就只能证明与人民为敌者或卖国者掌握了一定的权力。

  这一事实说明,中国不是不要改革,而是更需要,更迫切需要新一轮改革,那就是革掉卖国主义、自由主义、腐败主义的命,重新构建人民民主的科学社会主义国家。

  人们还有必要明确的问题是,检验是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关键,其实只有这么简单的几条:一是实行倒推法,就是改革的成果是普惠于人民大众了,还是被少数人占有了。二是按照“易经”“简易、变易、不易”的原则(简则易从,易从则易能),简易就是有没有程序规则,有了程序规则是不是人民群众一看就懂,就能操作,变易就是你这个改革是更有利于人民利益了,更适合社会发展了,还是违背社会发展,损害人民利了,不易就更简单了,就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根本权利不能变,不能改,不能革,变掉、改掉、革掉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根本权利,就必须革掉。不革掉他们,他们就会革人民的命。三是效益问题。新自由主义者的改革理由,就是产权导致的效益不高。其实,效益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管理问题。二是在同等质量的前提下,有个逐年递增的量变过程。根本与产权无关。管理问题一个要解决的是责任问题,另一个要解决的民众问责问题,再一个要解决的是程序规范化和主体精神问题,也就是说,解决责任问题首先必须民众问责机制,因为没有民众问责机制,不论政府还是企业的负责人,就没有责任感。责任感是民众逼出来的,而不是自觉出来的。程序规范化管理是个系统工程,需要认真研究,逐步解决。这三者解决好了,公有制并非不出效益。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检验办法,就是用毛泽东的思想观点,认真分析一下、比较一下,改革成败自然就知道了。

  有人说毛泽东不懂经济,其实,毛泽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穷人的经济学家。而那些说毛泽东不懂经济的经济学家,恰恰证明他们是富人或者叫资本阶层的经济学家。可惜穷人的经济学家现在没有发言权了。这就是中国经济社会最大的内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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