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是战国时期（前475-前221）著名的哲学家、散文家。他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是战国后期韩国的王族，口吃，不善言辞却善著书，其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当时，韩国国势日益削弱，他出于爱国心，屡次上书韩国国王，建议变法，主张统治者应当以富国强兵为重要任务；但没有采纳。于是，他根据历史上治国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社会状况，写出了《五蠹》、《孤愤》、《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政治论文，辑为《韩非子》一书。他的这些文章在韩国不受重视，却传到当时的秦国，很受秦始皇的喜欢。秦始皇举兵攻韩国，韩国国王派遣韩非出使秦国求和，秦始皇留下他准备重用，当时任秦国丞相的李斯是韩非子的同学，深知韩非子的才能高过于他，出于嫉妒，于是向秦始皇进谗言诬陷他。秦始皇听信谗言，将韩非子投入监狱，毒死了他。
其著的《韩非子》是先秦法家学说集大成者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代表，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攻击主张“仁爱”的儒家学说，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专制统治者深受韩非子学说的影响。
韩非子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且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其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传诵。
但是对《韩非子》一书中所蕴涵的经济学思想至今不被人们说重视，即使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也没有深刻的挖掘和体现。
韩非道:“好利恶害,夫人做所有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在《韩非子.备内》说“舆人欲人富贵，棺人欲人死丧，人不贵则舆不用，人不死则棺不买，非有人贼，利在其中”、“人民众而货财寡”等中都体现了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即理性人和资源稀缺之观点。
“好利恶害,夫人做所有也”，其意，喜欢追求个人利益、规避厌恶危害，是人人都具有的想法。“舆人欲人富贵，棺人欲人死丧，人不贵则舆不用，人不死则棺不买，非有人贼，利在其中”。其意说卖车的希望别人发财，不是其心好，或好意，而是希望人人有钱都能买的起车，而卖棺材的希望别人死，也不是心坏，或不义，其目的都是为了其自身利益，多赚些钱，都是利己主义，都是理性人。“人民众而货财寡”；货，可理解资源；寡，少。进一步引申可为稀缺，“民众”可理解为“货”的需求者多，而资源少。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才系统的提出了经济理性人假设的观点，韩非的思想早于亚当.斯密近2000年。在秦朝就萌发了资源稀缺、理性人的朴素经济学思想。
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有三个基本假设，就是理性人假定、资源稀缺假定、保护个人产权假定．这三个假定是经济学基础，如果没有这三个假定，也就不会形成福利最大化原理、供求原理和等价交换原理。因为理性人假定，就是把人看成利己主义者，或者说是理性的，理性的行为不一定自私自利，更不一定是损人利己的。事实上，有理性的人的行为可以有多种动机，获取个人经济利益只是其中的一方面。人有理想、感情、信仰、荣誉感、正义感等，这些都会驱使人们从事经济等各种活动。因此，理性无需完全自私自利，实际是追求其福利最大化，而这个最大化并不但指物质，也包括精神。既包括严眼前利益，也考虑长远利益。
更让人惊奇的是韩非子将上述观点运用到家庭、政治学上，早于贝克尔和布坎南3000多年，其认为家庭中父子是自利关系。“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于父母之怀衽，然男受贺，产女则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按照当时的情景，儿子将来可以从事劳动，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可以给家庭带来利益，是有回报的投资，而女儿是嫁给他人的，抚养的开支无法回收，生女是一种累赘，因此则出现“女则杀之”之现象。君臣之间看成一种买卖关系即“主卖官爵，臣卖智力”认为君臣之间相互自为自利，目的的买卖爵与力来维持其关系，而不是基于所谓君“仁”臣“忠”，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是一种交换。虽然上述观点失之偏颇，但在3000多年前这些思想，是有一定敏锐性和深刻性的，属于一家之言，从历史角度、现代经济学角度分析古人的言论，是非常有启迪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