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财富》2008年第十一期 　　　发表日期：2008-11-07

      一般认为《老子》是一部纯粹的哲学经典著作，然而深入挖掘，《老子》一书涉及许多经济问题，比如农业生产方式（自然农法）问题，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经济适度增长与持续发展问题……完全可以认为老子是中国最早的大牌经济学家。

      老子并未直接提出农业生产方式，但根据老子的“（道之动）周行而不殆”，日本现代农学家福冈正信提出了“自然农法”构想，并在实践上获得巨大成功。所谓自然农法，是与科学农法相对立的，意思是按照“周行而不殆”的自然之道行事，不对农事进行过多干预，做到“四不”：第一，不用机械深耕土地；第二，不施化肥；第三，不除一般的杂草（杂草过于茂盛时“以草除草”）；第四，不用农药。原因是，用机械深耕会破坏土壤结构，施化肥会导致土壤板结，适度的杂草可以增加土壤肥力，农药会破坏生态平衡，导致不良后果。福冈正信教授不仅是学者，也是实践家，他所耕种的“四不田”，不仅收成远远高于科学农法，而且在果实的色香味等方面优于科学农法。2008年，北京等城市进口了一些日本“四不稻米”，超市柜台上每斤单价高达50元人民币。高价并不是因为高成本引起的，而是因为味道好才卖出了好价钱。

      福冈正信教授直言不讳地把自己发明的自然农法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老子的无为思想（见福冈正信《自然农法》）。他声称，自己是从老子思想中得到营养，才创造出自然农法。其实，老子的认识论不同于西方的理性主义，是一种直觉主义认识论。《道德经》开宗明义就说“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道不能通过“说”（思辨）加以把握，只能通过“为道日损”加以把握。何谓“为道日损”？就是一点点祛除欲望的污垢，使心灵复归洁净与平静，这时候就可以看清楚“道”了。显然，反复操作所得出的经验至关重要，
不能把人的智慧或意志强加给自然。

      实际上，中国世世代代的农民都是按照老子教诲去做的。休耕、轮作、秸秆沤肥归田、以虫杀虫等都是常用的方法。中国的土地耕种了数千年，并没有贫瘠化、板结化，更没有沙漠化（只是到了近代才发生上述问题），这一切应该都与老子的“自然农法”思想有着密切关联。

      人与环境的关系被纳入经济学范畴是现代的事情，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根本不把环境视为一个经济学参数。只有奉行天人合一世界观的中国人才考虑到环境，对环境抱着杞人忧天式的虔诚。老子所说的“不知常，妄作，凶”中的凶指的就是自然环境被破坏导致的恶果。如果说老子“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用于军事、政治、艺术不一定灵验的话，用在经济（古代中国的经济主要是农业）方面则十分灵验，而且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前瞻性与实效性。现代化造成的环境危机从反面证明，人不能与自然较劲，否则就会失去生存环境，正如1973年12月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黄老帛书》所说的“毋逆天道，则不失所守（所守即环境）”。

      生态平衡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和谐。老子的和谐观基于他对“人”的清醒认识，他不认为人是万物之主宰，而是把人放置于天与地之间，共同受“道”的支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是一种很客观的认识：人的双脚踏在大地上，不能不依据大地的规律行事，地被天所覆盖，地不能不按照天的规律运行，天在自然的包围中，天也必须服从自然的规律。如果按照以上原则行事，人类就是和谐的，违反以上原则一定会造成混乱，甚至带来灾难。

      老子认为人类必须做到“三知”——知常、知和、知止——才可能与自然平安相处。其中“知止”就是今天常说的适度发展或可持续发展。老子是最早提出这一理念的人。“知止可以不殆”，这个思想用到经济学中再适合不过了。我们今天常常讲的“经济调控”乃是对老子知止思想的灵活应用。《黄老帛书》讲得更加明确：“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时，时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节。知地宜，须时而树，节民力以使，则财生。”可见，真正的财富来自于止与节，而非来自一味的开发！

（作者系北京市社科哲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