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以前的10月28日，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经过“册封”的“衍圣公”孔德成以89岁高龄病逝。明天就是他的“头七”，齐鲁电视台提出一个设想：中央政府是不是可以考虑重新册封“衍圣公”？
为何重封“衍圣公”？此中道理，想来其实很简单。衍圣公是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形象标志，自从北宋仁宗至和二年开始，也就是1055年，衍圣公就一直作为孔子嫡孙的世袭封号。衍圣公有很高的品级，也有一群庞大的属员。比如在清代，衍圣公是正一品，其职责是“掌奉至圣阙里庙祀”。在中国古代，衍圣公的存在，是和当时以儒家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并由其衍生的教育体制密切相关的，孔子就是这一国家教育体制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象征，因而受到极度的尊崇。今天，我们在世界性的文化危机中，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儒家学说不可缺少。而在今天，尤其是新生代们在大众文化的华丽诱惑中，传统往往仅只是一个极为淡漠的印象，或者是一个披着“普适化”外衣而被改造成为平庸化了的“人情世故”，文化传统已经愈益抽象化。那么，衍圣公作为儒家文化的一个实体象征，看来似乎确有其“必要”。
问题在于，我们对此可以提出什么样的反问？
第一问：衍圣公是不是“封建复辟”？
如果说“复辟”，也许言过其实；要说“封建”，倒是名归实至。历史发展到今天，谁都明白，儒家文化仅仅只是现代中国的一种补充，不可能再成为国家和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衍圣公也就不可能“复辟”。但是，如果册封之后，要不要给待遇、定级别、给编制、拨经费，甚而至于说，要不要像历代以来再把曲阜的“大孔氏”产业集群划给他，或者说仍然是国有资产吧，委托衍圣公来代为管理，至少是一个“法人代表”？如果如此，倒是真的“封建”，即册封创建之意。如果不如此，一个虚名而已，正如当下数不清的“名誉某某”，又究竟有何作用？其实，衍圣公只是一种象征，事实上在封建帝制退出历史舞台之后，1935年，中华民国政府就已将衍圣公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其所传达的信息，我以为是由神化了的“衍圣公”变成了职业化的“奉祀官”。正如德国近代哲学所宣称的“上帝死了”，在中国“圣人死了”成为一个不可以假设、不可以逆转的过往的历史。
第二问：衍圣公是不是“文化产业”？
谈到“衍圣公”的文化意义，册封论者主张结合儒家的种种祭典仪式，可以开发成旅游观赏项目，丰富旅游内容，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这里的出发点，倒是多年来各地政府热衷的“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由是创办了数不清的“某某节”。当然，衍圣公一出，也许立即成为“众节之首”，其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历史之久，都是其他节庆不能望其项背的。但是，文化是一种精神性的传承，如果衍圣公成为文化产业，甚至成为旅游景点，其提升和传承民族文化精髓的意义，也许立马就被埋没在孔方兄的海洋里而大变其味了。何况，册封了衍圣公，要不要衍圣公亲自出席祭祀大典，旅游者买了门票，亲睹衍圣公真容的愿望是否可以得到满足？
第三问：衍圣公是不是“主流意识”？
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经过无数志士仁人用鲜血和汗水的浇灌，终于改变了中国历史上积贫积弱的状况，开出了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和谐之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证明，中国现在所奉行的理想信念，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历史必由之路，因此，中国还将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当然，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对形成今天的大好局面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其中，儒家文化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翼，尤其是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文化层面，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不同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的分歧，成为世界范围内华人的文化凝聚力。虽然如此，历史仍然不可逆转，儒家文化产生于一个缺乏科学精密意识和逻辑力量的年代，先天的不足已经不可弥补，因而，儒家文化也就永远只能成为一种补充。
总之，我以为，某些象征本身就只是象征，未必一定需要实体。如果一定需要找到一个实体，既可以是以建立了特殊功勋的德高望重的“中国英雄”来充当，甚至也可以是一种艺术表演，当这个实体被充分抽象以后，也许其文化意义会更加深入广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