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孚琛：全球化浪潮下的民族文化（一）-哲学纵横--新法家

2001年在北京召开的第12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上，笔者发表了《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一文^[[i][i]]，综合中西方各种异质文化的精华对古老的道家文化进行了综合创新与现代化诠释，以解决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称之为人类21世纪唯一可行的文化战略。这一学术观点能否被世人接受并成为各国思想家主导的信念，则有待于人类激发一场真正的意识革命，树立起全新的文化视角。这种全新的文化视角不仅同西方社会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相呼应，而且要从悟道的广阔视野和最高境界去体认。人们终究会认识到，全人类的各种异质文化本来是从同一个原点起跑的，道学的生态文化是人类最初的文明，也必将是人类最后的文明。

（一）

道家之学，实质上是一种原始反终、探赜索隐、极数研几、藏往推来、钩深致远、穷神知化的学说，其思维方式在于“执一统众”。“一”是“种子”，是“基因”，是“原型”，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以“一”为“模本”展现某种历史系列，因之世界上万事万物本质上存在着同一性。

世界上的男人、女人，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表面看来千差万别，但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观察他们的遗传基因（gene），其特定核苷酸排列次序的差异却微乎其微。看来人类个体之间的差异是表象，而共性却是本质。令人惊奇的是，各色人种自受精卵开始，在子宫中十月怀胎，其胚胎发育都要重演36亿年（特别是近2.3亿年）生物进化的历程，重复从单细胞生命体到水生多细胞生命，到鱼类，到两栖类，到爬行类，到攀缘类，到古猿，到人的进化系列，这就是人类胚胎的重演律。胎儿自出生后，又从会哭，会爬，会站，会走，会说话，重复人类身体和智力进化的历程，这是人类个体生理和心理发育的重演律。

其实人类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异质文化也是一种生命体，也有相同和相异的“文化基因”，也会像生物那样形成各自的“文化生态群落”。在整个地球上，水、空气、石头、土壤等存在物都有物质的同一性，这在自然科学上已无疑义。地球上的植物、动物也存在同一性，都受生命科学规律的支配，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再进一步，地球上东西方各色人种，其生理和心理上的规律也是同一的，可以按同一原理用医药治疗身体的疾病或用音乐调整心理的情绪。他们可以杂居，可以共事，可以通婚，也可以适应不同的文化环境，由地理环境造成的肤色、体质、习惯等差别仅属于次要地位，这在学术界大概也不难理解。曾以“元素周期律”揭示宇宙间物质普遍联系的俄国科学家门捷列夫在《1870——1871年日记》中写道：“科学就是在探索共同的东西中形成的！”^[[ii][ii]]当前各国学术界对地球上的自然生态存在同一性尚能理解，但对地球上的人文生态也存在同一性却缺乏认识。实际上，人类各异质文明的不同民族不仅在发生、形成和社会进化的历史上存在同一性，而且地球上这些民族各自形成的传统文化也都含有相同的“文化基因”，在本质上是同一的，由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所造成的差异仅处于次要地位。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证明，地球上人类分布的不同部落都曾有过语言和文字的始创阶段，都曾经历过石器时代，都曾有过漫长的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社会。人类初始的文明就是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宗教巫史文化，人类的童年都是在天人合德、人神交通的原始宗教中度过的。人自胎儿、幼童到少年，也会重复人类文化的进化历程，这是一种人类心智和文化的重演律。因之，由原始社会遗留给人类“文化基因”的普遍规律可以断定，以人为的手段消灭宗教的思想和图谋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狂妄行为，人世间所谓“彻底的无神论者”是不存在的，任何人都无法消除自己在进化史上与生俱来的宗教情结（complex）和天人合一、人神交通的心理原型（Archetype）。

人们一般将“文明”作为与“野蛮”相对立的人类进步状态，并与“文化”混为一谈。严格讲来，“文明”和“文化”的概念稍有区别。人类脱离动物的野蛮状态，历经大约200万年的进化，萌生了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形成是以原始人与自然界争夺生存权的集体活动和自发的原始宗教信仰为核心和先导的，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都能证明这一点。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大约发轫于距今数十万年以前的有巢氏、燧人氏时期，人类有了居住巢穴，发现了“火”的用途，在数十万年的漫长进化历程中，有了语言，也就自发地产生了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女性崇拜、祖先崇拜的原始宗教。大约距今八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进入了以新石器时代文化为标志的原始社会，考古学家已经发掘出大量人类遗迹和遗物资料可以描述中国文化初期的轨迹。我曾借用亚里士多德的“动力因”观念，将人类发展的历史按“社会动力学”分为体力、神力、德力、权力、财力、智力再到德力逐次演化的几个历史发展阶段。须知这种社会动力学说并非是一种命定的历史哲学，因为具体的社会动力往往是多元的合力，且不同民族的历史进程也有差异。体力社会尚处于动物阶段的蒙昧时代，原始人完全受自然生态规律的支配，中国先民是在有巢氏、燧人氏以后具备生存的保障才进入神力社会的。神力社会有宗教而无哲学，非理性的信仰压倒理性思考，故仅有“文化”出现却没形成独立的“文明”体系。文明进步的标尺是人类的理性思维，包括人类对自己宗教信仰的反思，文明是以语言、文字等抽象信息载体的使用为标志的。中国在五千年前发展到文明社会初期的三皇时代（伏羲、神农、黄帝），人类从非理性的宗教信仰逐渐转入理性的思考，“文化”开始成为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原动力，道学文化发轫奠基，遂由神力社会进化到德力社会。伏羲氏为渔猎和畜牧业部落酋长，开始制作象形文字；至神农氏则兴起农业文明，发明了医药；黄帝轩辕氏则可服牛乘马，训练士卒，能耕能战，抚四夷，和氏族，制礼乐，明职官，发展了氏族原始宗教的巫史文化。新石器时代巫史文化的高度发展，已具备了原始的礼乐习俗。原始部落在生活、婚姻诸方面的宗教禁忌，为自然之礼仪；祭祀、交际诸方面的歌舞、音乐，有调和氏族成员相互关系的作用。这种原始的礼乐习俗，本身就是当时巫史文化的信息载体，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它成为一种“文化基因”留存下来。三皇时代的德力社会是一种原始共产制的氏族社会，实行没有阶级压迫的民主制度，部落酋长作为“王”仅为社会承担责任而不享受特权。老子《道德经》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78章），“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17章），就是这种德力社会的真实写照。在这种原始共产制的社会里，“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3章），“以道莅天下”（60章），“以百姓心为心”（49章），“其政闷闷，其民淳淳”（58章），道学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三皇时代是中国道学文化开宗立基的时代，这种原始共产制的氏族公社并非生产力低下到没有剩余产品，而是剩余价值全充作公益事业。当时的礼乐仪式皆发乎自然之习俗，实质上是德的体现，道在社会上可不待语言而传，为中华民族奠定了深厚的道学文化基因。原始社会的文化是一种自然生态文化，人和自然界融为一体，人类社会也处于一种自然状态（“百姓皆曰‘我自然’”）。而后历史进入五帝时代（少昊、顓顼、高辛、唐尧、虞舜），原始宗教中的自然因素逐步被社会因素所取代，“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38章)，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道德逐步沦落。五帝时代中国进入洪水时期，各部落在治水中父权上升，巫史文化中的自然礼仪体系也逐步转化为社会礼义体系，即转而体现“仁”和“义”的内容。夏、商、周三代时期，原始共产制的民主社会逐步解体，父权家长制的阶级关系形成，中国由德力社会转化为权力社会，儒家文化遂取代道家文化成为维系父权家长制的意识形态。夏、商、周三代华夏民族开始形成，奴隶制的剥削压迫日见残酷，至周代早熟为封建宗法社会。周公制礼作乐，进行了一次空前剧烈的原始宗教革命，创建了维护父权家长制的政治等级礼乐体系，将五帝时代的社会礼仪转化为君臣等级人身依附关系的政治礼仪，这就是后世儒家的礼教。由战国而至秦代，在周代开创的封建宗法社会中又建立起家长制的官僚专制政治体制，这种官僚政体的社会制度之所有目标都在于维护君主和官僚阶级从中央到地方“家国一体”的特权，儒家的礼教遂占据国家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中国的权力社会延续了数千年，清朝灭亡之后又向西方资本主义的财力社会靠拢。在财力社会中，经济是社会结构的基础，生产力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诸要素中，经济要素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当代世界的前锋已由财力社会转化为智力社会，代表人类智慧结晶的现代科学技术早已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杠杆。随着20世纪末西方社会后现代主义新启蒙运动兴起，唯科学主义及工具理性万能的弊端日趋暴露，老子的道家文化遂成为世界各国学者研究的热点，文化再次成为社会历史发展驱动力的事实日益显现在各国学者面前。这迫使不少国家政权在施政纲领上不得不从“以政治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为中心”，然后再发生向“以文化为中心”的嬗变。当人类迈进21世纪，全世界出现了从智力社会再向德力社会回归的契机，德力社会就是以新道学文化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文明是一种自然生态文明。

日本学者薮内清教授指出：“在世界上，与中国同样建立了古老文明的地域有埃及、中东、印度河流域等，然而无论哪一种文明，都早在二千年前就灭亡了。没有一个能像中国那样，使同一民族及其文明保持到今天，中国文明的产生真可以说是世界的奇迹。”^[[iii][iii]] 我们如果把世界上各种异质文明看作是“文化生态群落”，那么中国、古埃及、古印度、巴比伦的文明都是“原生态的文化”，是世界上的第一代文明；而欧洲文明则是“次生态的文化”，是第二代文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文明只能是移植的“再生态的文化”，是第三代文明了。世界上一些独立发展的原生态文化灭亡，多是由于游牧民族的摧残，海盗的入侵，自然灾害迫使民族迁徙，强势文化的征服和同化，宗教战争的袭击等原因。以上原因导致原生态文化群落被砍伐，必然使文化生态发生断裂和突变，从而改型为次生态或再生态的文化群落。在21世纪，世界上仅有中国还保留着这种原生态的第一代文化群落；只有中国文化生态群落之变异是一脉相承的自然发展的过程，其文化传统没有中断，因而中国文明是“纯种”的，其初生阶段的“文化基因”得到完整保存。这样，中国文明为全世界保留下一个典型的原生态文化群落的样板，而西方的次生态文化群落却是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特例，因之从研究中国文化发现的规律必然具有对世界上各种异质文明的普遍适用性。

考中国三皇五帝时代的新石器文明，决非仅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而是在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燕北地区乃至东南沿海地区都有发现。这说明，中国、印度、西亚、北非洲等世界各地原生态的文化在起源上本来是同步的，中国境内的原生态文化之起源也是多元的。人类的出现已有200万年的历史，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左右，地球上的人类突然各自在同一个原点上起跑，不约而同地创立了颇具道家色彩的大同小异的原始宗教，这应是历史的事实。然而为什么早在二千年前世界各地这些原始道家类型的原生态文化都相继灭亡，仅有中国文明能独立延续下来呢？推其原因，其要有三。

一是优越的地理条件。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北面是长年冰封的西伯利亚荒原，西面和南面环绕着大漠荒沙、高耸入云的昆仑山、阿尔泰山及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东面是浩瀚无际的太平洋。在这个辽阔的区域内，从北到南横贯着几条平行水系，滋润着这片沃土。这种特定的自然环境为我们的祖先设下了天然的安全屏障，准诸《禹贡》等古地理文献，可知中华民族的先民早就在这个广大的区域实现了大一统的农业文明，没有被世界上强悍的游牧民族扼杀在摇篮里。

二是优越的经济条件。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业文明的国家之一，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的先民早就以谷米、高粱和稻米为食，并发展起稳定的驯养家畜、植麻养蚕和家庭手工业。农业远比渔业和游牧业收入稳定，且生产周期长，需要人口的定居，这又带动了房屋建筑、市场贸易，并促进了青铜器和铁器的早期普遍使用。中国地大物博，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自然生态资源，发达的农业经济必然促进大一统民族的提前形成和政治上的稳定。世界上几次游牧民族大迁徙，皆是从中国北方向西直达欧洲平原。游牧民族不能南侵毁灭中国先进的农业文明，并非由于地理障碍，而是由于中国的农业文明具有强大雄厚的实力所致。其实中国历史上一直没有停止过同北方游牧民族的斗争，而且中华民族在形成过程中也融汇进不少游牧民族的血液，这说明地理环境的优势仅是次要因素，早成熟的农业文明与其经济实力才是根本原因。

三是优越的文化条件。中国为什么能在八千年至五千年前的三皇五帝时代就能在这样辽阔广大的区域内将上万个部落整合成大一统的部族，又较早地发展起先进的农业文明？其深层原因正在于早期文明的优势。我们曾把非理性的宗教信仰作为“文化”的先导，并把理性思维作为衡量“文明”进步的标尺，而人类的头脑是靠词语、概念的抽象进行理性思维的。因之，语言、文字等表意系统的出现和广泛用为交换信息的载体是人类文明的标志。除了语言和文字之外，中国先民还有一套更古老的表意系统充当交换信息的工具，那就是原始宗教中自然形成的礼乐程式。先民将乐与礼相配合，形成发达的礼仪体系，通过表情、动作、音乐等程式的复杂变换，成熟为一套象形的表意符号系统。邹昌林先生对此有精到的研究，他说：“礼仪具有表意功能，这是现代文化人类学普遍证明了的。但是，在任何民族中，都没有把礼仪的表意功能发展到能与文字相媲美。因此，在任何民族中，礼仪都不能取代文字。但在中国古代，则是例外，礼仪发展的完备程度，基本可与文字媲美。这就像今天哑语中的手势可以代替语言，电影可以再现生活一样，礼仪在古代，也可以成为传授经验、交流感情、储存信息的工具。”^[[iv][iv]]五千年前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作《易》八卦，应为中国象形文字之始。其实中国古老的象形文字，就是对原始宗教中自然礼仪形象的描画。礼仪既被符号化为文字记录，使之代替“结绳记事”成为信息储存的手段，礼仪本身的表意功能也就逐步被文字取代了。

根据新道学的理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统于“一”，“一”又分化为万事万物，因之全人类的各种原生态的异质文化必有其同一性。从石器时代的遗存看，地球上东西方各民族的先民制造的石器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这说明全人类社会进化和文明形成之初确实都是从同一个原点起跑的。人类的旧石器时代长达200万年，新石器开始的时代距今也有八千年之久，在这期间形成的原始共产制的母系氏族公社原始宗教巫史文化，就是人类文明的原点。在这期间，世界东西方先民都创造了自己的礼仪、语言和文字，而这些礼仪、语言和文字应该是相似的。就文字而论，人类各民族的文字不外拼音文字和象形文字两途，这两类文字的差异大概是造成东西方各民族传统文化差别的最根本的要素，因为文字比语言更能影响人的思维方式。考察古巴比伦人、苏美尔人、埃及人、玛雅人的文化遗存，乃至欧洲的古代岩画遗迹，都说明那里的先民也曾尝试使用过象形文字。再从这些岩画、墓葬图案分析，大多是对先民原始宗教礼仪的描绘和标记，这说明世界各原始部落的原生态文化不仅采用过象形文字，而且都流行过原始宗教的自然礼仪。母系氏族公社的礼仪是一种协和万邦的礼仪，是道学文化“中和之德”的体现。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语言虽然五花八门，但人类在语言发生学上必有其同一的规律性，因之世界各国语言可以通译。中国古书中有“阏逢”、“旃蒙”、“摄提格”之类多音节单纯词，历代注家多不能解，我推测中国原始部落先民的语言最初也如英语、法语、俄语那样采用过多音节词语。中国先民的语言，是随着象形文字的发明和推广而逐步进化的，由五合音、四合音演变为二合音，终于进化成世界上最简洁的单声字的语言。而今中国各省的方言甚至比欧洲不同国度的语言差别还要大，仅广东省的四种方言（广东白话、客家话、闽南话、海南话）之间的差异就如同华语、朝鲜语和日语。中国古代的先民要使用拼音文字，就必须首先统一各部族的语言，这在幅员辽阔的中国是难以办到的，因而只能采用各部族都便于识别的象形文字。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较早的混血民族，它能将这么多操不同语言的部族融合为一体，并将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记载下来，汉字起了关键作用。可以说，汉字是人类唯一保存下来的象形文字，它对平衡人的视觉、听觉和左右脑的功能，开发人的智慧和艺术才能，训练人的思维方式有着不可取代的优点。中国三皇五帝时代的文化是原始的道学文化，它为人类留存下大同社会的“文化基因”。正是由于中华民族的先民在地理上、经济上、文化上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才使中国原生态的文明能延续到今天，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

人类文明起源于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共产制社会，这种民主的大同社会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的末期。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道学文化是人类所有文明的原点，它的原始共产的民主制度作为“文化基因”成为人类潜意识中最崇高的社会理想，它的天人合德、人神交通的思想成为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它的人类与自然界和谐互动的价值观成为人类最伟大的自然生态智慧。

^[[i][i]] 胡孚琛：《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第12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论文集（1）——21世纪中国哲学走向》(方克立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ii][ii]] 〔俄〕鲍·凯德洛夫著，胡孚琛、王友玉译：《科学发现揭秘——以门捷列夫周期律为例》，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

^[[iii][iii]] 〔日〕薮内清：《中国·科学·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iv][iv]] 邹昌林：《中国礼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