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政治家：信仰至上 明锐犀利 尽公极身

　　商鞅，是中国古典法制社会的创始人，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性改革家。本剧对商鞅的塑造，以两种主流历史评价为根基：其一，近代史论家陈启天之《商鞅评传》论：“商君者，法学之巨子，政治家之雄也。”其二，西汉刘歆《新序》论：“……夫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

　　商鞅精神的最基本特质，是信仰至上的人格力量。

　　商鞅的信仰是尊奉法治，追求目标是“为万民立法，为国家立制。”这一信仰及其追求目标，是其人生的全部价值追求所在，更是其无私与极身的精神根基。商鞅信仰的展开形式，是坚定不移地实现自己的法治学说。其选择立足之邦，其论说治国理念，其实现变法目标以及处理情感私生活，无不表现为以一贯之的坚定纯粹。商鞅一切行为的根基，皆在于坚不可摧的人生信仰。商鞅对法治社会的追求，有着一种近乎宗教信徒的笃信与虔诚，甚至远远超过了对自身生命的热爱。这种坚定，在历史上除了宗教开创者，几乎无人与之比肩。

　　如何将这种千古仅有，而又不能靠论述来形象表现的伟大的纯粹的人格力量，以戏剧行为表现出来，是对演员的高难度挑战与考验。最大难度有二：其一，如何体现坚定的信仰追求所生出的人格魅力与精神感召力；其二，如何在人物言行中渗透出一种精神的高贵，以及这种高贵精神的征服力量。其间火候是，既要冷峻肃杀，又要以精神世界的熊熊火焰为底蕴。

　　商鞅精神性格的第二层面是明锐犀利。

　　商鞅之明在于二：其一，清醒地知道信仰道路的艰难；其二，清醒地知道与自己选定的雄主如何共事。惟其有明，商鞅的犀利是冷而不硬，锐而不狞，是以信仰追求为依托的坚定明晰，而不是简单的声色俱厉。商鞅之锐（犀利）也在二：其一是思想彻底言辞犀利，其二是执法无情立断立行（大仁不仁）。此间之要，切忌犀利带出刻薄，切忌高贵带出浮华。

　　商鞅精神性格的第三层面是尽公极身。

　　尽公者，私不扰公也。极身者，敢于以生命维护信仰也。商鞅的尽公极身，既有秉性执著的根基，更有信仰至上的根基。惟其如此，商鞅的无情行法与舍身护法，都须表现出清醒的思索，而不是简单的走投无路的冤狱。

　　另外，必须把握商鞅孝公之性格区别。商鞅孝公两强相遇，肝胆相照共始终，历史奇迹也。故必须清醒把握其同于不同，方能体现人物个性。两人之同，在于都是千古罕见的正才，精神通同。两人不同，在性格气度：孝公沉雄，商鞅肃杀；孝公厚重，商鞅犀利；孝公亲和，商鞅冷峻；孝公质朴，商鞅高华；孝公通权达变，商鞅坚持原则。此间关节，是区别两人之根基。

　　商鞅是历史天空的一道闪电。

　　商鞅是疾风暴雨中一道接天贯地的长虹。

　　商鞅的悲剧命运，是现实恶欲对高远信仰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