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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从王官学到儒学再到“中国学派”(中国学术演变大势) 
作者:[翟玉忠] 来源:[] 2008-10-28
我们要复兴中华文明,首先要理解中国本土学术是什么,它是如何发展和衰落的?
 
中国学术出于王官。狭义的王官学指西周大学的基础教材、当时治国必备的《诗》、《书》、《礼》、《乐》“四术”;广义的王官学除了《诗》、《书》、《礼》、《乐》,还应包括流传下来的追述西周政治的《周礼》、《逸周书》、《竹书纪年》等文献,以及后来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殊途同归、对传统王官学术发展开拓的优秀成果。西汉治国理念的核心黄老思想集古代王官学术之大成,创造了辉煌的汉文明。
 
《礼记·王制第五》上说:“负责大学教育的乐正应特别重视大学生必修的四门课,每门课都要设有老师,用先王传下来的《诗》、《书》、《礼》、《乐》四种教材来培养人才。春秋两季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原文: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解释“四术”说:“术者,是道路之名。《诗》、《书》、《礼》、《乐》,是先王之道路谓之术。”《礼记·文王世子第八》也提到:“秋学《礼》”、“冬读《书》”。
 
在西周,《诗》、《书》几乎是政治教科书的代名词。《国语·周语下》载公元前550年太子晋的话说:“观之《诗》、《书》,与民之宪言”,对春秋精英集团来说,《诗》、《书》具有治国宪法般的崇高地位;也因此,那时饱读诗书,遵守礼乐是一个人德行高尚的象征。公元前633年,晋国作三军,选择元帅,赵衰推荐郤縠,他的理由就是郤縠喜爱礼乐而重视《诗》、《书》。并说《诗》、《书》是道义的府库,礼乐是道德的表率。(《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于是乎蒐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郤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
 
但就在春秋时期,熟知礼乐、心系天下的孔子怀着重建社会秩序的理想,开始了对王官学的系统整理和改造。他和他的后学一方面发展了西周礼乐精神,另一面在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走上了泛道德主义的歧途。中国学术由此开始了长达两千多年之久的儒化过程。最终,从南宋开始诸子百家被归入异端,儒学取代了王官学。其大致过程是这样的:
 
司马迁《史记》中多处记载说,孔子为了发扬自己的思想,将原本普通的鲁国史书《春秋》义理化,晚年的孔子还发现了卜筮书《易》的哲学价值,爱不释手。这样到战国时期,在孔子后学的鼓动下,《易》《春秋》竟然和王官学并列了起来。不过当时这种观点并不流行,即使是先秦儒家也极少称引《易》,却大量引用《诗》、《书》中的文句。
 
在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战国中期竹简《六德》中,我们才开始读到后来儒家“六艺”的内容(儒家“六艺”概念也是偷换了西周王官学中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名),上面说:“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但在同一墓出土的《性自命出》中,仍将《诗》、《书》、《礼》、《乐》称为“四术”,而没有提《易》和《春秋》。(原文:道四术,唯人道为可道也。其三术者,道之而已。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
 
传世经典《庄子》、《荀子》等书还将《诗》、《书》、《礼》、《乐》并称,不过有时也一并提到《易》或《春秋》。荀子特别指出,圣人是思想原则的枢纽,他们要学会历代圣王的思想结晶《诗》、《书》、《礼》、《乐》。《荀子·儒效第八》说:“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 《诗》、《书》、《礼》、《乐》之归是矣。”显然,荀子这里所说的“百王之道”就是《礼记》作者所谓的“先王之术”。
 
到西汉,汉武帝立《易》、《书》、《诗》、《礼》(指《仪礼》)、《春秋》五经博士——《易》从先秦的一本卜筮书一跃成为五经之首,《易》和《春秋》的经学化标志着中国学术原典儒化的开始;请注意,这还只是开始,之后越来越多的儒家书目登上了与王官学平起平坐的大雅之堂。唐文宗开成年间(827年~840年),在国子学刻石,内容除了“九经”之外,还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这是王官学儒化的一个关键点,儒家《论语》第一次成为“经”。因为初唐“九经”只是在汉代“五经”基础上的扩充,即《春秋》分为“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
 
南宋理学家不再崇周人的《诗》、《书》、《礼》、《乐》“四术”,而是崇儒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同时他们还将子学《孟子》也并入了经学的行列,使经达到十三部,分别为:《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榖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从崇“四术”到崇“四书”,中国学术完成了王官学到儒学的蜕变。
 
之后,清末大儒廖平和康有为甚至认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都是孔子的作品。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明确指出:“凡六经,皆孔子所作,昔人言孔子删述者,误也。”于是,王官学的著作权人也归于孔子。
 
物极必反。邪片战争以后,中华文明开始面对西方强大的外部压力,儒学作用(儒效)问题立刻突出出来,因为儒家不能提供有效的思想资源抵御外侮。慢慢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勇敢地抛弃的儒家,转向了西学。无论情愿还是不情愿,全盘西化一时成为不可遏止的潮流。这一进程持续到二十世纪末,长达一百多年。
 
今天,中华文化的复兴,建立当代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已经成为一股正在形成中的力量(北京大学潘维教授2008年10月22日在给笔者的信中语重心长地写道:“我们的目的是确立‘中国学派’,与西方和西方的东方俄国鼎足而立。”)。一时间,新道家、新儒家、新法家、新墨家等各种新思潮蜂起。无论“中国学派”的最终形态如何,她都应是中国本土学术正源——王官学的返本开新——也只有重返由道、法、儒等诸子百家发展了的王官学之本,我们才能开出“中国学派”之新。
 
 “中国学派”,那是二十一世纪最古老且又最富生命力的人类文明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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