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史上，很少有概念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样误导国人。它暗示，西汉武帝时期儒家就取得了学术正统的地位，中华文明的主体就是儒家文明。

事实上这句话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在汉朝人的观念中，儒家本是百家之一，怎么可能罢黜了儒家又独尊了儒家呢？

今天，我们打开《汉书·艺文志》还能清楚地看到，时人只将儒家列为诸子百家之一。《汉书·艺文志》是根据西汉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改动不是很大。诸子中儒家共列出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班固加入杨雄一家三十八篇。推崇儒家的班固特别为长期以来世人质疑的“儒效”（儒者的作用）问题作了笼统地辩解，并指出当时儒家已经衰微，上面说：

“儒家学派，其源头来自掌管教化的司徒．其宗旨是辅助君主顺应阴阳提倡教化。它研习六经，专心于仁义之间，遵循尧舜之道，效法文武，以孔子为宗师，来显示他们言辞的分量，其道最为高深。孔子说：‘如果要对人有所赞誉，就要对他有所考察。’唐、虞的鼎盛，殷周的兴旺．已经证明行之有效。但不甚明智者已经不知其精妙细微之处，而偏邪的人又随着时代进退，违背偏离道的根本，只是用来博取众人的尊敬。后来的人以他们为榜样，因此《五经》互相矛盾，儒家学说渐渐衰微．这就是见闻寡陋的儒生的弊端。”（原文：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浸衰，此辟儒之患。 ）

《汉书·艺文志》儒家中记“《孟子》十一篇”。汉文帝时已经把《孟子》作为经书的传，立于学官，设置博士，称为传记博士。但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后废置传记博士，《孟子》又回归《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地位。

《孟子》一书的命运说明汉武帝并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史上汉武帝作的只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六经”是什么，是时人认为的中国国家学术王官学的基本文献，《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六部经典的统称。换言之，汉武帝是要复兴王官学，独尊王官学，而不是要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语出《汉书·武帝纪》班固对汉武帝的赞誉之词：“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意为：赞曰：汉承接了历代弊端，高祖拨乱反正。文帝、景帝注重养民，对于考究古代礼乐制度之事，还很缺乏．孝武帝刚刚继位，卓有远见地罢黜百家，突出《六经》的地位。）

恢复王官学，自孔子时代以来呼声越来越高，比如《庄子·天下》就对诸子各引一端的作法大为不满，慨叹诸子百家皆各入迷途而不知返，也就不能合于大道了，道术将要为天下所割裂！上面说：“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西汉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还引用《易经》中的话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

汉武帝从上台伊始就开始作恢复王官学的工作，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他批准了丞相卫绾的一个建议，堵住了治晋法家（不包括齐法家，西汉治国理念黄老之学是齐法家的核心）和纵横家学者的举贤良仕进之路（注意：只是举贤良一途，不包括其他仕进之路，汉武帝朝治百家者多矣！）。《汉书·武帝纪》载：“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秦：‘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罢各家传记博士官，只设置《诗》、《书》、《春秋》、《礼》、《易》五经博士。

到底什么时候偷梁换柱，变“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为二十世纪诸多知识分子乐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已不可考，但我们可以明确第一个提出这一思想的人，他就是西汉一代儒宗董仲舒。具体时间发生在武帝置五经博士两年之后。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正式提出：“《春秋》推重统一，这是天地永恒的原则，古今共通的道理，如今老师所讲的道理彼此不同，人们的议论也彼此各异，诸子百家研究的方向不同。意旨也不一样，所以处在上位的人君不能掌握统一的标准，法令制度多次改变，在下的百姓不知道应当怎样遵守。臣认为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学术的学说都一律禁止，不许它们同样发展。邪僻的学说消失，然后学术的系统可以统一，法令制度就可以明白，人民也知道服从的对象了。”（《汉书·董仲舒传》原文：《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接着，班固也只是说汉武帝“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而没有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书·董仲舒传》载：“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这与司马迁的说法大体一致，《史记·儒林列传》上说：“与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

今天我们知道，汉武帝复兴王官学，“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努力并没有成功。因为《五经》在当时已经相当程度地儒化了，比如《春秋》就经过了儒家义理化处理，《尚书》中的《逸周书》也早已被删除，其身边又不乏儒臣，诸子之一儒学取王官学而代之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历史证明，这还需要一千多年的时间，直到南宋朱熹编定《四书》，《五经》的地位才落到了儒家《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后面。也是在宋朝，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皆成了异端，《四书》真正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朱熹作《孟子集注》，使孟子不再是先秦的子，也不再是西汉初年的附于经的“传”，而成为“王官学原典”一样的经！

儒学取代中国国家学术王官学是中华文明衰落的象征，尽管二十世纪儒家已经彻底失去其独尊地位，但它还是增加了我们复兴中国古典学术，重建人类社会科学的困难——中华文明的主体是儒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的思想早已侵入每一个中国人的神经，清除这些事实偏见和学术虚伪还有相当多的工作要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