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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作者:[新法家] 来源:[] 2008-10-09
      透过严密的铁幕,外人所能看到的苏联,是铺天盖地的标语,巨大的领袖画像和雕塑,没完没了的会议,慷慨激昂的发言等等。于是他们就把这一切当成是苏联社会的本质,并且普遍认为苏联就是实践共产主义的典型。
  
      由这种见解出发,许多革命者就以当时的苏联制度为师,而反对共产主义者就把苏联的种种弊害当作共产主义的错误和罪恶来攻击,最近十年来更把苏联的倒台作为共产主义彻底失败的最大证据。
  
      其实,苏联的倒台只能证明官僚社会主义行不通,决不能证明共产主义革命路线行不通。
  
     鲁迅先生曾经做过一次精彩的讲演,他的题目就是:“娜拉走后怎样?”鲁迅提醒国人:娜拉已经勇敢地完成了一次出走,但是今后她要面对的还有很多。鲁迅先生半带调侃半带沉重地说:“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同样地,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人民已经完成了一次出走,但她今后要面对的还有很多。
  
      十月革命自有其伟大的意义,但它只是一个开端,而历来我们为这个开端赋予了过多的意义。我们以社-会-主-义为十月革-命命名,而历史赋予它的使命,仅仅在于完成沙皇俄国无法完成的任务,仅仅是彻底破坏原始完整的公社结构,并为形成新的更成熟的社会性固有的完整性准备前提。
  
      历史发展的不平衡,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阻碍了落后的俄国的现代化之路,并且在本国产生失衡、脆弱的社会结构,从而使之跨越资本主义成熟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但是,苏联并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劳动与资本对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分离、剥削雇佣劳动,也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的所有制。
  
     透过计划经济的无数缝隙,产生着由于贫穷而导致的原始积累的趋势;残余着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分配方式,成为社会的新的分化的基础。在这个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官僚政治,又助长了不平等及特权、贫富分化,从而背离了革命的目标。
  
     革命先锋队掌握政权之后,它的阶级基础必须会发生变化,它必将形成自身的利益,并且不可避免地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相冲突。最后先锋队蜕变成为官僚集团,并有意识地纵容种种不平等的产生,促使小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行非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这种“资产阶级法权”才是最符合其阶级利益的。与其把有限的经济资源用于满足多数人的基本需要,不如优先满足精英的需要。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党试图鼓动人民参与“社会主义建设”革命热情。但是没过多久,就不得不用物质奖励取代了底气不足的革命热情。
  
     1929年斯大林放松了党员收入最高定额,随后不公开地取消了最高定额。这件事是党从一个政治运动向一个社会特权集团的演变的重要标志。1935年开始的斯达汉诺夫运动进一步扩大了工资差别和物质刺激。
  
      1931年,斯大林批评了“左派的工资平等化的实践”,同时强调货币刺激对于培养技能和提高产量的必要性。
  
       1934年,斯大林修正了平等的定义。“每一个列宁主义者都知道”,他说,“在需求和个人生活方面的平等,是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愚蠢,而不属于按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许奥威尔就是根据这句话创造出了《动物庄园》的名言: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斯大林提出了“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这意味着政权的精华是受过良好训练,得到丰厚报酬的管理者。
  
      在军队里,1935年恢复了传统的军衔。革命时期的官兵平等风气已无影无踪,党大力强调和对上级的服从。二战未期,肩章回到了肩上,卫队也恢复了,政委成为军事指战员的从属,最后,“红军”改名为“苏军”,从而彻底完成了军队向传统主义路线的复归。
  
      1929年之前,党原本以为,无产阶级国家是过渡时期为镇压旧资产阶级的抵抗所必要的罪恶。当社会主义建成后,国家将消亡。为了推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和集体化,党和国家把社会和文化的种种方面都置于控制之下。同时,斯大林开始在理论上强化国家的职能。1936年的苏联新宪法宣布阶级已消失,阶级剥削已不存在。在此同时,无产阶级专政不但没有减弱而且加强了。那么,在达到“共产主义”阶段后,国家是否就会“消亡”呢?斯大林说,如果“资本主义环境”继续存在,国家就不会消亡。如果有需要,这个“忠诚的学生”是不在意修正导师的“失误”的。斯大林说:“一般来说,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灭亡的普遍原理,不能放到一个孤立国家的社会主义胜利这个特殊的例子中”。
  
     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变化,苏联的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斯大林的党悄悄地把社会主义目标连同列宁的遗体一起埋藏,而仅仅致力于维持党的稳定和权威,致力于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为了给已落空的革命希望一个说法,在三十年代,斯大林政权对意识形态进行了一次彻底的修正。
  
     这次转变,表现在文学和艺术上,是拉普和其他极端马克思主义文艺组织的清洗,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确立。在历史学方面,到1934年已倒退到传统的“国王-战争”模式,并且给沙皇俄国恢复了名誉。心理学方面,逐渐从强调环境的条件作用转变到强调个人的意志和责任。政治学家也跟在斯大林屁股后亦步亦趋,1937年后他们拼命论证国家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工具,同时也是抵抗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主要工具,只要这些需要存在,国家就不会消亡。
  
      在社会政策上也有了相应的变化。由于党发现仅仅靠强制还不足以激发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因此它逐渐转向建立传统的政治秩序:对国家和法律的美化;对阶级分化的鼓励;作为激励因素的收入差别;传统的权威式的家庭;最后还有教育政策的转变,目的是培养适应新的官僚主义工业秩序所需的既自信又顺从的性格。
  
      为了使教育适应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的紧急需要,斯大林集团在1931年底采取了行动。在一系列法令中,它批评学校消亡的理论是“左的机会主义”;批判激进的教学方法;以放弃工艺和技术训练为代价,重新建立起单独的传统科目的教学;恢复老式的纪律和等级。在纠正“过火现象”的借口之下实际上放弃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列宁主义原则。在斯大林官僚集团的领导下,苏维埃的学校逐渐变成了“苏维埃式的旧中学”。说明这一点的不仅是完全取消了劳动教育,而且恢复了许多已经被人遗忘了的旧中学的特征,如男女分校,部分学校教授拉丁文等。同整个社会的变化一样,教育领域也强调权威化。斯大林本人曾经指出,如今国家依赖组织和权威的力量,以克服物质条件的缺乏,以完成它的目标,因此教育自然也不能忽视权威。在学校里,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改为填鸭式的反复灌输,这也正是为了让学生更顺从社会纪律。教育制度的变化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它只是整个苏联社会的官僚化进程的一个环节。在官僚统治的社会中,教育的目标在于“批量生产”官僚的接班人,即缺乏个性、创造力和温良顺从的下一代。甚至学校本身都成了官僚机构。
  
      在社会风俗方面,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开始破坏对旧社会的遗产——包括传统家庭。早期措施包括:使婚姻世俗化;宣布男女完全平等;限制父母的权威;使堕胎合法化;规定离婚只要一方提出要求就有效。那时自由恋爱受到提倡,多数人希望家庭“逐渐消亡”,成为一个完全不定形的联合体。根据这种理论,1927年的法规规定,同居或者未登记的婚姻在法律上和登记的婚姻同等。在1935年和1936年苏联的家庭政策转了180度大弯。原因在于出生率的下降,离婚率的上升,以及严重的少年犯罪问题,这原本是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所导致的,但是党归咎于早期的解放家庭的政策,于是他们把家庭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支柱,而把“自由恋爱”说成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货色”。社会主义下的家庭不但不会消亡,而且还会得到加强。1936年6月27日的法律禁止非医疗性堕胎,给大家庭发特别津贴,离婚必须通过合法程序,并且付一笔补偿费。二战时期传统家庭进一步得到了加强。表现之一就是对孩子的自由的限制和家长权威的加强。1934年规定,16岁以下的孩子不许看晚间的戏剧演出。1945年3月的继承法给家长以更大的处理财产的权力。1943年在中学废除了男女同校制度,声称要使男孩子们更容易接受军事训练,使女孩子们更容易接受家庭训练。苏联政权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社会关系的稳固,而是为了鼓励一定模式的家庭,从而为特定类型的国家服务。此外,本身就是传统主义者的领导集团,发现传统的家庭关系乃至人际关系,更适合于他们要建立的传统政治结构。
  
      尽管在苏联时代,名义上是公有制,其实也是一种私有制——官僚私有制。那些把持着国有资产的官僚们,尽管在法律上并没有享受国有资产收益的权利,但是,手中掌握的国有资产越多,他们的个人利益越多。
  
       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有制不应当被看作是社会所有制。二者代表不同的阶段。列宁认为,实行社会主义化意味着废除国有化,即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代替国有制。在国有制,即国家占有生产资料的条件下,国家不仅是上层建筑,它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及“经济家和组织者”(马克思语),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是国有制成为社会所有制的必要条件。这就是说,国家的性质是一种决定基本生产关系的因素。托洛茨基就苏联的制度说过:“经济作为整体来说,其性质决定于国家政权的性质”。(《政治经济和苏联社会主义》第280页)这是苏联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点。
  
     既然国家决定基本生产关系并且是生产关系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当“工人国家”成为政治幻想,当工人阶级被排除出政权之外,就意味着他们的劳动同产品相分离,同积累、计划和扩大再生产的管理相分离,失去了对重大决策和公共事务的影响,就意味着他们被排除出生产资料的所有之外。同时也意味着,官僚作为一个整体拥有生产资料,在社会劳动组织中处于支配地位,占有剩余产品并亨有对剩余产品的优先分配权。他们是苏联的统治阶级。
  
     苏联官僚集团不仅仅是执行者,还是决策者;不仅仅是决策者,而且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及“经济家和组织者”(马克思语),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官僚作为一个整体拥有生产资料,在社会劳动组织中处于支配地位,占有剩余产品并亨有对剩余产品的优先分配权。他们不但追求本阶级的利益,而且凌架于社会的整体利益之上。苏联官僚政治是伪装成普遍利益的特殊利益,因此,它往往与普遍利益相冲突。
  
      在苏联,特权官僚拥有宫殿式建筑,而工人的住宅造得象牢房,农民还跟小牛和蟑螂一道住在破草房里。豪华的内部商店堆满鱼子酱和法国香水,普通民众却为了几颗土豆而犯愁。修建莫斯科地铁的共青团员每天在冰水里干十个小时,出身上层的同龄人却开着爹妈的轿车四处兜风。
  
       ——这就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苏联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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