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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天－地－人：道－法－德》一文中，概括地叙述了从老子关于“道”的论述，引申出来的心物一元“动态平衡多维整体”世界观，并且用之于对社会层次和关系结构大框架的分析。本文即用此同一世界观来剖析被一贯奉为中国文化之“至尊”的儒学，看一看它是否真的那么经得起推敲，无愧于其至尊之地位。
先秦孔孟儒学本是着重论述个人自我修养之道的心性伦理之学，并不着重关注社会宏观治理之道，也不关注其思想的形上哲学依据，即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 • 齐物论》）、“敬鬼神而远之”（《论语》）。但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直至上世纪中，儒学即成为多数帝王的主导思想，儒生遂成为治国栋梁。他们的治国实践在内容上自然超出了个人心性道德的修炼和实践的范畴；随后又以所谓“天人相应”之说将其统治思想拉拔到形上天道的高度。但是儒家之“道”，并非黄老道家之“道”。孔子虽然曾经就教于老子，但他及其后继者始终都未能悟得黄老之道的真谛。
动态平衡之道
在具体分析儒家思想之前，还得提示一下动态平衡多维整体世界观的要点。“动态平衡”首先表现在人意识和意识对象之间从不断地出现的不平衡（如认知错误、计划失败、人为灾难等）、又不断地趋近于相对平衡这样一个螺旋式循环往复的无限过程之中。因此，人眼中这个为其意识所观照、化现、企及、并渗透其中的“人化世界”及其各个局部，是随着人意识的永恒变化而处于永恒的变动之中的。人意识和意识对象之间的相互渗透、作用和转化，乃是多维整体存在世界的基本之“维”、第一“维”，即本元性的、统领一切的阴阳对偶关系（“道生一，一生二”：“心物一元”）。
由于人意识这个“观照”主体本身的结构特点，“人化世界”显现出事物之间的分别性，包括层次性（即纵向上的分别性，这是人意识的直观“三维”模式决定的）。所以人眼中的宏微观世界，连同人类社会在内，包含着无数层次之间、各层次内部以及不同层次上无数事物之间、以及无数事物内部无限多样的阴阳两极对偶关系（“二生三，三生万物”：“多维”），而且任何一件事物在这一对偶关系中呈“阴”性，在另一对偶关系中就可能呈“阳”性；同时， 这个“人化世界”又显现出无限众多、规模不等的阴阳对偶体之间相互交叠套合、关联互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永远难分难解性（“整体”）。而在所有对偶体的阴阳两极之间，则永恒地从不断出现的失衡，又不断地趋于相对平衡（“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动态平衡”）；因为一个层次就是一个对偶合体、而不同的对偶合体之间也构成各种阴阳对偶关系，所以，不同层次之间也存在着动态平衡的阴阳对偶关系，直到 “人意识和意识对象之间”这个最高本元层次（“多维整体的动态平衡”）。
观之于社会，就是既看到所有“个体”、“局部” 、“层次”、所有 “群体”、“全局”、“总体”，在各种不同的对偶关系中，各自基于“阴”或“阳”的相对属性而具有的相对独立性、自主性；又看到这些林林总总所有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对偶的主体之间不可分割的相互渗透、作用、和转化的关系。
无论是西方传统思想，还是中国儒家传统，在总体上都与上述世界观相对立。表现在下述两方面：（一）在处于同一层次的对偶两极主体之间，仅仅以其中某一单极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或中心（如自我中心主义，种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二）在处于不同层次而相互套叠的对偶两极主体（如个人、家庭、国家三者之中的任何两者）之间、或构成对偶两极关系的抽象层次（如经济、政治、道德文化三者之中的任何两者）之间的关系上，仅仅以其中某一单极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或中心（如一长专制主义、原子论的自由个人主义、铁板论的集体主义、国家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泛经济主义或经济决定论、道德万能论等）。所有这些背离了动态平衡之道的种种“主义”或理论可以总称为“单极中心主义”世界观。
儒家的单极中心主义
在上述（一）、（二）两个方面中，从孔孟等先贤的立说主旨来说，儒家是反对上述（一）中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提倡“仁”即博爱的；对于 “一长”则要求他们施“仁政”、“德治”。但其实现博爱、仁政、德治的方法论是上述（二）中的“一长专制主义”、“自由个人主义”、和“道德万能论”。下面我们就从“家庭家族－社会政治”、“社会经济政策”、 “社会总体关系”这三个方面中的主要对偶关系，具体剖析一下儒家的“单极中心主义”思想和实践及其后果：
一、家庭家族－社会政治之一长专制主义
儒家理想的家庭家族成员之间关系的实质如下：
家长族长 主宰 其它成员
男性 主宰 女性
长辈 主宰 晚辈
年长者 主宰 年次者
在这一组对偶关系中，根据儒家的尊卑次序，两方面的成员之间是单向的主宰与被主宰、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后者对前者必须是绝对的服从，而前者对后者的所谓“慈”、“爱”并无章法可循，全凭前者的“良心” 。而这种一方必须绝对服从另一方的不平衡关系，则必然造成“良心”乃至亲情的逐渐丧失。
当然，成年人对于未成年人的严格教育和子女、晚辈对于父母、长辈的孝敬是必要的，是培育博爱情操的起码基础。问题是，既存的不平衡家庭家族关系、一长专制的身教榜样，只能培育出或者是专制意识、或者是奴性意识，复制出新的一代又一代、不平衡程度越来越严重的家庭关系，甚至僵化成摧残人性、扼杀生灵的吃人礼教。
同时，家庭关系中毕竟还存在着近距离直觉感性的天然血缘亲情，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给那种冷酷僵硬的不平衡关系增添一点温情脉脉的柔滑剂。但问题是，儒家还不仅仅就家庭论家庭，而是将家庭伦理当作是社会政治伦理的原型样板，最终目标是要将这种不平衡的家庭关系放大复制到全社会去的。那么其危害也就被无限倍数地放大了。儒家所提倡的社会政治关系实质上是这样的：
帝王 主宰 天下
君 主宰 臣
上 主宰 下
官 主宰 民
君臣、官民之间的关系本不同于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孙长幼之间的关系，因为前者一般不存在后者所具有的、天然的血缘亲情。因此，君对臣、官对民的绝对主宰、支配，后者对前者的绝对服从，与家庭中的不平衡关系相比，则具有更大得多的破坏性。君王是否能虚怀纳谏、官员是否能勤政爱民，通常全取决于他们的“良知”。而儒家推行情大于法的亲亲原则、空洞的伦理说教、和脱离实践的八股科举制，推翻法家全民监督、刑无等级、社会功勋制等符合动态平衡之道、对于传统贵族特权有所约束的法治制度，其结果必然是天理“良知”的缺失或丧失。一方绝对主宰另一方的特权是绝对孕育不了天理“良知”的。在绝对的权力之下，任何良知、甚至亲情都没有容身之地；任何道德文章、空洞说教只能是权力淫威的遮羞布，麻痹天下的迷魂汤，怎么可能催发出博爱精神、“德治”“仁政”？
二、 社会经济政策之自由放任主义
农业与商业、巨商与国家的关系是农业社会自然经济中最基本的两大对偶关系。儒家的政策是：
（1）重农抑商：他们离开社会不同阶层经济功能和利益互补互动、动态平衡的实际需要，抽象谈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德教条，实际打击的是有利国计民生的中小商业，最终也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而且无助于人们建立正确的义利观念。
（2）反对盐铁官营：实际是迁就、保护巨商大贾的垄断利益，断送有关国计民生大局的国家经济命脉。
儒家对于商业和商人阶层的上述两项政策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但实际上其出发点都是属于小农世界观的自由放任主义思想路线，表现为讨好大鳄而轻视小鱼的势利政策。其结果是听凭官商勾结，听凭他们侵吞广大农民和中小商人的利益，从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民不聊生、国力衰弱、内忧外患、战争连年。。。最终以改朝换代收场。
这样的经济政策及其导致的社会经济关系，既不能带来“德治”、“仁政”，也不能孕育博爱精神，只能造成官场的腐败，和社会道德的普遍堕落。
儒家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路线还曾得到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青睐。为此，十八世纪法國提倡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先驱魁奈（Francois Quesnay）曾被誉为“欧洲的孔夫子”。现在这种自由主义的经济路线又“出口转内销”，回到中国来继承儒家未竟之业，将一个延续了五千年的古老帝国折腾得热闹非凡、不亦乐乎！
而且，无论是儒家还是西方自由主义者，都一贯打着道家“无为而治”的旗号，有意无意地肢解、曲解道家的的“无为”思想、为其背道之行打掩护。一些盲目的儒家追随者还以此力图使人相信，后期儒学已经吸收、融合了道家和佛家思想的精华，俨然成了中华文化之集大成者，似乎无愧于其“至尊”的桂冠了。在歪曲道家“无为”思想、为其自由放任主义路线辩护这一点上，东西方的假道学者是一致的。如有一位西人（Ken McCormick）数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 “自由放任主义之‘道’”（“The Tao of Lassez-faire”，注意：作者用的是道家之“道”的习惯英译），并且支离破碎地引用了老子的半句话。老子说：“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第五十七章》）这句话包含着四个“无”，构成一条完整的思路。但这位西人偏偏只摘引了前面三个“无”，而“遗漏”了最后的“我无欲，而民自朴”。但这一遗漏却非常要紧，因为：
（1）“无欲”，不能望文生义地解读。因为即使是“圣人”，只要还是“人”，就不可能去除一切欲望，不吃不喝。所以，“无欲”，只能是“无贪欲”之意。既然“无欲”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解读为“去除一切欲望”，那么这说明“无为”也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解读为“无所作为”，而只能是“无妄为”之意。
（2）那么“贪欲”与“无欲（不贪欲）”、“妄为”与“无为（不妄为）”的界线究竟何在？做学问，尤其是研究那些自成体系、影响深广的学派，不但不应肢解别人的语句、篇章，还必须尽量从研读对象的思想总体中去理解和解读对方的一言一语，这应是做学问的一项基本功。只要从道家思想的总体去探究，那么，其区分 “贪”与“不贪”，“妄”与“不妄”的标准很容易找到。老子有云：“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道德经，第七十七章》。）显然，前半句说的是“无欲”，按照这个“天之道”去“为”，就是“无为” ，或曰“为无为”（《道德经，第六十三章》）；后半句说的是“贪欲”，自由放任主义者放任的是“有余”者的“贪欲”，是“損不足以奉有余”，所以是“妄为”，而不是道家所说的“无为”。
总之，儒家的盲信者们，与西方的自由放任主义鼓吹者一样，背离了社会关系动态平衡之道，侈谈什么“无为而治”，实际是为 “損不足以奉有餘”的经济政治服务的假道学。
三、社会总体关系之道德万能论
如上所述，儒家提倡的是家庭和社会政治关系上的“一长专制主义”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按照动态平衡的观点：“一长”是任何群体、任何社会都少不了的，问题在于“专制主义”；“个人自由”也是必须的，问题在于否定人际关系平衡的极端主义。自由放任主义必然导致少数人的专制霸道主义，这两者本来就是一体两面、两面一体的一对连体双胞怪胎。但在字面上，这两个“主义”又好像是互相背道而驰、根本无法调和的两个极端，于是儒家就用一座“道德万能论”的虚拟之桥将它们在想像中连接、调和起来。但这种想像中的“调和”决不是社会关系的平衡，因为“道德万能论”本身就背离了人们的道德思想与社会经济政治关系这两方面互动互适、动态平衡之道。儒家的道德是从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丛林和一长专制主义的政治死水中生发出来的。这样的社会环境只能制造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道德毒雾，怎么可能生长出“博爱”、“仁政”、“德治”的政治伦理鲜花来？
说儒家是道德万能论者，即是说他们只看到人们、尤其是为政者的道德的高下，决定着社会秩序的好坏，而看不到社会关系的平衡祥和与否也会提升或败坏人们的道德。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在首肯或默许既定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大谈特谈道德修养和教育，而不触及社会关系和秩序的改造。儒家也有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批判，但他们的批判一般来说都是抽象的道德批判，而不是像老子那样一针见血地击中“人之道”的要害。那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損不足以奉有餘”乃天经地义、古今皆然。因此，他们一般都是从维护既定社会秩序的目的出发，来谈论道德教育、和为政者的道德修养的，无非是要上位者对百姓“仁慈”一些、百姓则要“安分”一些。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自然不会想到要呼吁改变一下“損不足以奉有餘”的 “人之道”，而只能将空洞的道德说教打扮成包治一切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了。
儒家的道德万能论集中体现在所谓“内圣外王”，即从“内圣”开出“外王” 之说。显然，他们只看重从心“内”到心“外”这一个方向的作用，而看不到心“外”对于心“内”，用现代语言来说，即存在对于意识、社会存在对于社会意识的作用。因此儒家在心与物这个本元性的第一阴阳对偶关系上，就背离了动态平衡的大道理。庄子有云：“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源）于一。” （《天下篇》） 这个“一” 就是“道”。这就点出了“心内”、“心外”之间阴阳互动之道，而决不仅仅是一方 “源于”另一方。可见，儒家并没有领会和接受道家世界观区别于其它（世俗的或宗教的）世界观的根本关键所在，而只是摘来一些片言只语、作为自己跛脚思想体系的新包装罢了。
儒家的道德万能论看似与西方的经济决定论针锋相对，但实际上都无视或故意抹杀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与道德精神文化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适应、互相转化的动态平衡关系。他们各执一端，但根子都是背离天道，结果都是破坏社会的平衡和谐，或者加剧社会原有的不平衡和混乱，最终只能导致无尽的灾难。
结语
今天，无论是作为现代社会主人的普通国民（不再是“莫非王臣”了）、还是受国民之托管理社会的各级官员、包括最高领袖，本身都是处于平衡或不平衡的各种各样社会关系之中（而不是之外、之上）的。因此，（以下是笔者对道家所说的 “守雌”、“居下”、“虚静”、“无为”思想行为路线的概括）只有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学习运用心物一元、动态平衡的宇宙观、社会观，就自己的职责和能力范围，去观察、分析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然后在行动上或顺应大致平衡的、或正在走向平衡的各种趋势，或顺应天道平衡的总趋势、在适当时机（“时机”非常重要）像“顺水推舟”那样推动调整那些不平衡的社会关系，并为此首先反省和调适自己不合平衡天道的心态、欲念、和思想方法（这里用得上道释儒各家关于个人心性修炼的一些或同或异的原则和方法），必要时耐心等待那个适当的“时机”而“不妄为”，才能有利于社会在各个层次上、和所有层次间社会总体关系的综合平衡，才能企望天下大治、人皆尧舜那样一种境界的最终实现。
总之，儒家学说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在总体上并不如历代统治阶级所吹捧的那样“高”，正如庄子所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说明儒学的立说者（后继者也一样）并没有把握到宇宙的总体规律、即道家所揭示的天地大道。因此，即使他们的个人动机是善的，他们在某些方面的论述是正确的，是应该继承、发扬的，但由于他们的意识中缺乏天道的指引，正如两千年独尊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了的，他们的学说在总体上是站不住脚的，或者说是跛脚的，其客观社会效果是不好的。
独尊儒术以来中华文明之所以仍能存续两千年之久，主要不是儒家的功劳，而是由于每个大朝代之初的几代君王往往都接受了前朝灭亡的教训、采纳道－法思想、励精图治的结果。从道－法改革、天下大治，到儒家重占上风，到社会矛盾激化、民不聊生，到农民起义、或外敌入侵、国家分裂混乱，再到新的领袖改朝换代、重新一统天下、再以道－法思想重整朝纲。。。这样的多次循环往复，这本身就是动态平衡之天地大道的宏观展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历史早已收回了儒家被作为中华文化之“至尊”的资格。可以凭着特权“独尊”某种思想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以预见，历史的选择将是：以黄老道学为纲、道释儒等诸子百家互相修正、补充、切磋、融合，同时吸取、采纳西方和其它文化的优秀成果、合理精华，并结合当代人类的新的历史实践加以丰富、扩展，这才是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的新方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