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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重归古典 
作者:[李零] 来源:[《读书》] 2008-10-02
文章来源:《读书》2008年第3期

    我们的经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不是五经,不是九经,不是四书五经,不是十三经,而是现代人眼中最能代表中国古典智慧的书。

    我向读者推荐四本书:《论语》、《老子》、《孙子》和《周易》。
   
    为什么我把这四本书当经典阅读的基本教材,我想讲一下我的理由。
   
    第一,这四本书,是中国古典学术的代表作。先秦学术是诸子之学。诸子百家,影响最大,是儒、道两家。《论语》是儒家的代表作,《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作。这两本书,毫无疑问是先秦思想的代表作。另外两本也很典型。古代有两门学问,一门是治国用兵,一门是数术方技。治国无经典(有也不能讲),用兵有,《孙子》是先秦兵学的代表作;数术方技,古代有个到处应用的理论,叫阴阳五行说,阴阳五行说也没有经典,只有《易经》,影响比较大,涉及这个理论。
  
    第二,这四本书,年代最早,篇幅最小,《论语》约有一万五千字,长一点。《老子》、《孙子》、《周易》,都是约五千字的小册子(今本《孙子》在六千字上下)。其他古书,如《管子》、《墨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哪一本都比这几本大。读经典,先读年代早的小书,再读年代晚的大书,顺着读,效果最好。
  
    第三,这四本书最富智慧。中国典籍传入欧洲,约四百年,他们挑来挑去,看中的正好是这四本书,译本最多。它们比其他古书更能代表中国文化,也更容易融入世界文化。
   
    简单说,我的理由是这三点。

    不过,我想把问题说得深一点、远一点。

    我希望读者明白,这四本书,只是一个窗口。它们的背后,还有更宏大的背景。它们只是样品。
   
    我想,没人怀疑,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学术史最灿烂辉煌的时代,肯定是先秦时代。这个时代,人才辈出、思想活跃。它和欧洲文明最伟大的古典时代一样,同样属于雅思贝斯所谓的“枢轴时代”(或译“轴心时代”),也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
   
    我们都知道,先秦时代是子学时代,先秦学术是诸子之学。诸子百家平起平坐,是一种自由学术。当时,六经是装在子学的瓶子里,是子学的一部分,不像汉代,独尊儒术,只有六经最重要。汉代学术是经学时代。经学时代和子学时代不一样。儒经第一,儒子第二(《论语》、《孟子》成为传记),其他流派,其他流派依托的各种技术,皆不足道,或存或亡,幸存者,只能降居儒学之附庸。这不是中国古典学术的本来面目。


    欧洲的文艺复兴,是重归古典,反宗教专制,倡思想解放,不是回到中世纪。

    当今侈谈文艺复兴者,正好相反,此不可不察也。[现在的复古,都是迷宗教、政治和道德,过去叫道统和治统。不是复汉学(汉今文、汉公羊,大吹康子、廖子者流),就是复宋学(程、朱、陆、王)。]
   
    研究诸子之学,有六篇材料,是骨干的东西。
   
     1 《庄子·天下》
   
    《天下》说,天下治“方术”者太多,皆以其学为不可加。《天下》所谓的“方术”是古代的技术(比后来说的“方术”宽),即上面说的数术方技和治国用兵之术。它要讲的不是这些,而是“道术”。所谓“道术”,是思想,最初,只有“邹鲁之士、绅先生,多能明之”。百家之学,就是从其中散出,“道术将为天下裂”。

    它讲“道术”,主要有六个流派:

    一、“邹鲁之士、绅先生”,是儒家。
    二、墨翟、禽滑厘,是墨家。
    三、宋、尹文,是接近墨家的流派。
    四、彭蒙、田骈、慎到,是法家。
    五、关尹、老聃,是道家。
    六、惠施、桓团、公孙龙,是名家。

    它没提到阴阳家。
   
     2 《荀子·非十二子》
   
    《非十二子》不是泛论学术史,他只批评十二个人,恶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

    一、它嚣、魏牟,毛病是放纵情性。《天下》没提到。
    二、陈仲、史,毛病是压抑情性。《天下》也没提到。
    三、墨翟、宋,毛病是不讲差别。前者是墨家的鼻祖,后者和墨家有关。
    四、惠施、邓析,毛病是喜欢诡辩。他们是名家,《天下》没提到邓析。
    五、慎到、田骈,毛病是玩弄法律。他们是法家,
    六、子思、孟轲,毛病是假造传统,伪托圣贤。他们是儒家。

    荀子是儒家。儒家各派,他最恨子思、孟子,斥之为儒家之罪人。子张、子夏、子游的后学,他也看不上,唯一称道的是仲尼、子弓。
    这篇东西,也没提到阴阳家。
   
     3 《韩非子·显学》
   
    《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只讲儒、墨。先秦子学,早期,主要是儒、墨。儒分为八:

    一、子张之儒,即子张(颛孙师)的后学。
    二、子思之儒,即子思(孔子孙孔)的后学。
    三、颜氏之儒,孔门八颜子,颜氏之儒,不一定是颜回的学生。
    四、孟氏之儒,即孟子的后学。
    五、漆雕氏之儒,可能是漆雕启的后学。
    六、仲良氏之儒,即仲梁子的派别,仲梁子可能是曾子的学生。
    七、孙氏之儒,孙氏是孙卿,这是荀子的后学。
    八、乐正氏之儒,是曾子弟子乐正子春的派别。

    孔门七十子,子夏、子游、曾子、子张最后。子思、孟子更在七十子之后。《显学》无子夏之儒,最奇怪。上博楚简,颜回的“颜”和言游的“言”写法一样,我很怀疑,颜氏之儒,或即子游的后学。这些派别,主要是战国晚期的儒家。

    墨分为三,互称“别墨”:

    一、相里氏之墨。《天下》称为“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
    二、相夫氏之墨。
    三、邓陵氏之儒。《天下》提到“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
   
    4 刘安《淮南子·要略》
   
    《要略》是分国叙述。它提到:

    一、鲁国:“儒者之学”和“墨子”。
    二、齐国:“管子之书”和“晏子之书”。
    三、韩国:“申子刑名之书”。
    四、秦国:“商鞅之法”。

    另外,它还提到“纵横修短”之术,没说具体国家。
   
     5 司马谈《六家要指》
   
     它有三种叙述顺序:

    一、阴阳、儒、墨、名、法、道德。
    二、儒者、墨者、法家、名家、道家、阴阳家。
    三、阴阳、儒者、墨者、法家、名家、道家。

    其中第三种是主要顺序。

    司马谈是史官,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最重阴阳家和道家。阴阳主于术,不是思想流派,放在最前。儒、墨是显学,称儒者、墨者,有别于后三家,放在其次。法、名是术,古人叫刑名法术,放在更其次。最后是归总于道家。
   
   6 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
   
    班固的分类是根据刘向、刘歆,他们把古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门。其中子书,有所谓“九流十家”。十家,可以归为两类:

    一、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这六家就是司马谈的六家,但顺序不一样。西汉晚期,儒家最尊,其次是道家。当时盛行阴阳灾异,阴阳家也有一定地位。这是最主要的三家。法、名二家,属于刑名法术之学,秦代盛,汉代臭,几乎成为酷吏的符号或代名词,排在后面。墨家则销声匿迹(《史记》无传),最后归宿是神仙家(东汉有墨子派的神仙家)。
    二、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这四家,是新增。纵横家,见《要略》,是外交游说之术。杂家,是百科全书派。战国晚期,派别融合,很多思想家,都是通人。个人全能玩不下去,还有《吕氏春秋》、《淮南子》这样的集体创作。农家,是重农派和农业技术混在一起。小说家,只是稗官野史、琐语丛谈,都不是思想流派。

    班固说,九流十家,都是从古代的王官之学散出,每一家对应于一种王官,这是有名的王官说。

    阅读经典,我们要知道,古人的思想分类法和学术分类法是什么样。
  
    中国哲学史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这个运动,不管有什么过火之处,它的伟大成果是确立了新学的主导地位,这点不能抹杀。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打倒的只是店,而不是孔子。孔子走下圣坛,重归诸子,意义非常大。别的不谈,光对恢复传统文化的真实面貌,就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因为,没有这一步,就没有中国哲学史,更没有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学术史。
   
(一)说冯、胡异同。

    中国哲学史的开山鼻祖有两位先生,一位是胡适,一位是冯友兰。他们的哲学史都是中西合璧的新学术,不是传统的经学,不是传统的子学。

    当时,中国文运,一如国运,兵败如山倒。百废待兴,一无所有,大家是在中国的子学中寻找对等于西方概念的“哲学”。子学之盛,清季已然,西学为它注入了新的活力。儒家独尊、死水一潭的局面,是被这种东西打破。

    胡适,洋博士,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身。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九年版),是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他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哲学史的讲义,讨论范围是先秦子学。后来,还有一本《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上海:中国公学一九三○年油印本)。

    冯友兰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一九一九年也负笈哥大。继胡适之后,他出版过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年版)和英文本《中国哲学简史》(麦克米伦公司一九四八年版)。冯氏后来居上,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都比胡适影响大。(大陆批胡后,研究中哲史的,更少想起胡。)他的《中国哲学史》第一篇《子学时代》,还有《中国哲学简史》的前十六章,都是讨论先秦子学。冯氏三史,《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此书是他一九四九年后接受思想改造的成果(如吸收《孙子》,论《老子》是否兵书),这里不讨论。

    冯、胡异同,值得回味。

    冯、胡二人,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竞争对手。他们都留学美国,都钻故纸堆,作同样的题目。一般印象,胡适喜欢怀疑,比冯氏更美国;冯氏趋于保守,比胡适更中国。胡适捧戴东原,冯氏吹朱晦庵。冯氏解释说,这是汉、宋之别:胡适是汉学,他是宋学。其实,他们都是不中不西,不新不旧,唯激进、保守,程度不同耳。

    他们有三大分歧:

    一、诸子是否出于王官,胡说不出,冯加限定而承认。
    二、先秦是否有六家,胡说没有,冯加限定而承认。
    三、孔子和老子谁先谁后,胡说老先孔后,冯说孔先老后。
    这三大问题,中国的学术界,西方的学术界,一直有争论。
   
(二)诸子出于王官吗?

    《汉书·艺文志》的六种书,六艺、诸子、诗赋是学,古人叫文学;兵书、数术、方技是术,古人叫兵书和方术。前者是人文学术,相当今天的文、史、哲,后者是古代意义上的科学(和各种迷信)。班固说,诸子出于王官,即古代政府的职能部门,这从一开始就是引起争论的话题。

    中国哲学史,是西化的产物。开始搭架子,先要问什么叫哲学。哲学的概念,当然是从西方来,标准是形而上。胡适的哲学史,其实是子学,他从子学找哲学,主要是名学,但名学只是子学之一端,实难以此为范围。冯氏虽以弘扬民族哲学为号召,也一样以西方的哲学概念为绳墨,明确说明,他不讨论术。比如《孙子》,他就不收。他们的取材范围,都是狭义的诸子,重学不重术。

    胡适的体系是基础,该讲的都已讲到,整个布局,粲然大备。儒家,孔、孟之间有七十子,孟、荀之间有儒家八派;墨家,有墨子、别墨;道家,有杨朱、老子、庄子。其他诸子穿插其间。这是基本框架。冯氏是在这个基础上往下做,从子学到经学,从经学到玄学,从玄学到理学,从理学奔近代,顺流而下,百川归海是归于儒,孔是思想教皇。他的三史,是直通六书,一切为尊孔做准备。书,越写越多,越写越大,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都是取胡适而代之。此公酷爱三段式,讲先秦儒家,讲先秦道家,都是三段。儒、墨、道,儒家是终结者。

    胡适的布局,即使从今天看,也仍然有其长处。特别是儒家,从今天的出土材料看,讲完孔子,就是七十子,布局比较好,气魄也更宏大。胡适主张,中国哲学史,应改名叫思想史,把格局做大。冯氏关心的却是重张儒学。表面上,胡小冯大,其实相反。

    现在,学者主张把中国哲学史扩大,改造为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学术史,这个想法,来自胡适。怎么改造?还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认为,关键是要吸收术。比如《孙子》,怎么没思想,怎么没哲学?阴阳五行说,是典型的自然哲学,离开数术、方技,怎么研究?我研究兵法,研究方术,就是这个路。

    总之,研究中国学术,我们要分清,什么是学,什么是术。即使是《诸子略》,即使是九流十家,也有这个分别。比如,诸子是否出于王官,关键就在学与术的区别。术,跟王官有对应关系,但学不同,没法对号入座。

    我们不要以为,古代的诸子可以离开术。弃绝术,学就架空了。我主张以术读学,以诸子读孔子。这样才有思想史。

    诸子百家,他们的技术传统是什么?他们的知识结构是什么?这不是题外的问题。即使今天,思想和知识也是互为表里。
   
(三)先秦是否有六家?

    先秦是否有六家,有人说有,不但有,还有更多的家,一人一家,百家都嫌少;有人说没有,不但道家没有,法、名、阴阳也没有,一无所有。这些说法,都源自冯、胡异同。胡适说,司马谈的分类,是汉代分类,不反映先秦,先秦无六家。近年,国内如任继愈(任继愈《先秦哲学无六家——读〈六家要指〉》收入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433页),国外如苏德恺〔苏德恺《司马谈所创造的“六家”概念》,《中国文化》第七期一九九二年秋季号,三联书店一九九三年版,134—135页;Kidder Smith,“Sima Tan and the invention of Daoism,‘Legalism,’et ceter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2,no.1(February 2003),pp.129—156〕,都重张此说,西方汉学界,很多人都坚信这一点。

    我的看法是,六家不是六个思想流派,而是半学半术各三家。司马谈讲六家,不是讲汉代学术,而是讲先秦学术。六家,不能说完全没有,如来源较早的儒、墨,就是最明显的两家,先秦诸子都这么讲,绝非虚构。道家晚出,边缘模糊,不管叫什么,非儒非墨,本身就是一大类。这三家是一类。另一类是跟术有关的派别,法、名是刑名法术之学,阴阳是数术方技之学,不是思想派别。道家晚出,讲实用,与刑名法术和阴阳家说分不开,是个非常复杂的派别。

    六家,其实是三家,儒家是古典派或保守派,道家是现代派或激进派,墨家是过渡。

    无家说,全盘抹杀,不可取。百家说,像《汉志》那样讲,一人一家,一书一家,等于没家。这是白马非马之辨,同样不可取。
   
(四)孔、老先后的问题。

    儒、墨、道,孰先孰后,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这个问题,价值取向最明显。
 
    胡适把《老子》摆在孔子前,是跟尊孔拧着来(胡适晚期,尊老敬孔贬墨。他说,老子是无政府主义,最高;孔子是个人主义,其次;墨子是集体主义,最下。并把秦政之失归罪于墨家,汉政之得归功于道家,都可反映他的价值取向,他不反对儒家,但也不独尊儒术)。冯氏把《老子》摆在《论语》后,胡适不服气,说他是信仰作怪。冯氏尊孔,不假,但这个问题,还是要平心静气,摆事实,讲道理。
    孔老先后,我的看法是,老子其人,也许比较早,但书是另一码事,绝不可能在儒、墨前。

    学者怀疑《老子》晚出,有一个原因是,老子的故事几乎都是出自《庄子》,很有可能是庄子的虚构。其实,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儒、墨、道对话的逻辑关系。冯氏把《老子》放在《论语》后,我同意。至于说,后到什么地步,可以讨论。近年,史华兹的书(Benjamin L.Schwartz,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Cambridge:Belknap Press,1985.《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本杰明·史华兹著,程钢译,刘东校,江苏人民出版社二○○四年版),葛瑞汉的书(A.C.Graham,Disputers of the Tao,La Salle: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1989;《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葛瑞汉著,张海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三年版),都是把《老子》往后摆。冯氏搁《孟子》后,还比较接近。葛瑞汉把它放在《庄子》后(钱穆已有这种看法),郭店楚简证明,太晚。

    先秦诸子大辩论,《天下》讲得很清楚,道术最初在儒,后来才散于天下。儒是第一发言者,最寂寞。孔子没有对话者。墨是跟儒对着干。对着干,才热闹,两者具有对称性。道不同,跳出儒、墨之争,超越儒、墨之争,走得最远。百家的基础是三家,先是儒、墨,后是道,百家争鸣由此起。

    冯、胡异同,三大问题,在具体结论上,我更倾向冯氏。但我的理解,与信仰无关。

    思想不能无的放矢。儒家是众矢之的。在先的意义是当靶子。射箭先要有靶子。靶子的意义很伟大。

    比如,胡适就是冯氏的靶子。

    保守与激进,常常可以互补。上述异同,前两条,胡适激进,冯氏保守;后一条,冯氏激进,胡适保守。西方汉学界,酷爱分,酷爱疑,前两条取胡适,后一条取冯氏,正在情理之中。他们的思想史,大框架,是源自冯、胡二氏。

    冯、胡二氏对创建中国哲学史,各有贡献,两者可以互补。但要说文化立场,我更赞同胡适。

    胡适的贡献,是开创性的,也是开放性的。他是真正的大师。

    大师的意思是倡风气之先,为后世奠格局,不是收拢包圆儿,不是颠扑不破。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蔡元培讲过四大优点,我看最重要,还是下面三点:

    第一,胡适开创的中国哲学史,是以诸子为范围,把古史和古书分开来,直接从老、孔讲起,蔡元培说,这是截断众流,开风气之先,厥功甚伟。这个格局是他开创的。冯氏是站在他的肩膀上才后来居上。

    第二,胡适是把诸子摆平,有容乃大。蔡元培说,胡适的体系有“平等的眼光”,对儒家既不尊,也不批(见蔡元培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写的序言)。此语最为知言。胡适讲诸子平等,是真正平等。冯氏讲诸子,是“众生平等,唯我独尊”。他说,儒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就像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其他派别,则如君主立宪制下的内阁。君主是万世一系,然治国之政策,常随内阁而改变。平等是儒家之下的平等。

    第三,胡适想把子学做大,做成思想史,而不是相反,像冯氏那样,子学做成经学,经学做成理学,理学做成新儒学(他张口闭口都是做圣人,应帝王)。书越写越大,路越走越窄,失去中国思想的大气魄,失去中国思想的自由精神。

    中国哲学史,从一家之学,重归六家之学或百家之学,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胡适。中国的学者要感谢他,西方的学者也要感谢他。

    胡适不必气短。

    由于胡适的出现,中国的思想史才初具规模,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从此,不但墨家的地位、道家的地位被重新估价,儒家本身,也面临重建。孔子和七十子,先进和后进,还有七十子之后,迈了辈儿的,都要重新理顺;被遗忘了的,都要重新找回。特别是宋儒痛恨,明代革出教门的荀子,也要恭恭敬敬请回来。

    民元前后,百废待兴,胡适的出现,引发的是范式转变。

    他的书,和冯氏的书,方向正好相反,一个是从一家重返百家,一个是把百家再扯回到一家。冯氏似顺而逆,胡适似逆而顺。

    今天,重温这段历史,我们要特别感谢胡适先生,因为没有他,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百家争鸣。他的方向,才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新方向。
    我说这么多,您明白了吗?
  
    复兴子学,才是重归古典——我是说,真正的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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