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联合早报网》（2008-07-15）

     走出新加坡国际机场，签证官的职业笑容、秩序井然的各国来客、干净的地面路边，都让人霎那间感到走进了文明社会。再稍留意一下交通规则、路标上的名称，在英国生活过的人会感到这就是在英伦，如果对气温不敏感的话。
　　但是，新加坡还是新加坡，尽管有诸多欧洲文明的印记，也承续着很多亚洲传统，似乎是一个无法用洲际文明圈定的国家，一句“亚洲价值观”也许不能涵盖其治国理念。在这里，路牌都是用英文、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四种文字标识；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各族人们各行其职、彼此尊重、和谐相处，用英文和自己的母语交流，遵守着共同的社会运行规则；无线上网技术覆盖全国，任何时候都能获知世界正在发生什么。这种情形，让人不由得想起英国人对伦敦M25环城高速公路内区域的说法：“M25以内的伦敦不属于英格兰，而是属于世界的”。
　　在新加坡访问数日后，“世界的新加坡”几个字在笔者脑海不断闪现。并不是说新加坡该属于世界，而是说新加坡是最先接应全球化风浪的国家之一，集合着东西文明的优长，具有独创性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模式，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其治国理念和制度设计，给世界无不启蒙，包括对西方发达国家。

德与法至上的精英政治

　　新加坡的政治制度非常独特，说是自由民主体制吧，她是一个一党独大的国家，自建国以来始终由人民行动党执政，没有出现过政党轮替；说是专制体制吧，议会选举是唇枪舌剑地进行着，政坛上没有出现过东方国家难以治愈的腐败顽疾，政府廉洁、社会公正、以法治国的水准均超越于西方；最接近的是社会民主制，人民享有较好的社会福利，但新加坡却听不到罢工的声响，媒体承担的角色不是欧式的“公众的看门狗”和“第四权”，却有较充分的自由对政府政策提出批评和建议。可以说，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是难以用“民主”、“专制寡头”、“家长制”等模式来概括的，只能用“新加坡之路”来概括。
　　无论是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体制，还是欧洲大陆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体制，均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为基本理念，以民意为国家政策出发点的。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政府和媒体之间以及民间组织和权威机构之间的力量对抗，保证了政府廉洁、政治透明、社会公正，但却是以社会资源的消耗为代价的。
　　西方民主制度的另一个弊端是“民意独大”，而民意有天然的短视性，政党为在大选中获胜，抛出很多急功近利、缺乏远见的政策，导致很多错误甚至灾难。比如，绿党进入政府是欧洲国家的新景观，但一经进入政府就毫无作为，关于环境保护的长远政见根本无法成为政策，而为了眼前利益，为了石油而不惜开战的灾难倒是不断发生。战争进而导致不同民族和宗教间的仇视，为反恐所消耗的国家财政开支，已让美英等国感到力不从心。也常有智者发问：如果把这些钱用在民生建设上有会是怎样一番光景？
　　新加坡的政治则更多地表现出“合力为善举”的特征。政府、企业、工会、学界之间的渠道是畅通的，言论是自由的，各民族和宗教之间也是相互尊重、和谐相处，政治家不仅保持了廉洁和高效，而且不是为了争夺权力为目的。笔者曾询问从事不同职业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他们对政府的认同感都很强，都觉得政府是为人民着想。96％以上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失业率只有3％左右；“花园之城”的美誉，显现着在环境保护上所下的功夫；全国范围内的免费无线上网，展示着在高科技领域的先进程度……这些成就既说明新加坡政府的领导能力，也证明政治制度的保障很有效。
　　对于新加坡的政治制度，笔者以“德与法至上的精英政治”来概括。李光耀对政治家的要求是，“强有力并具有勇气和廉政的道德威信的领导人才”，这里有东方人理想的“德治”色彩，但在政治体制设计上又借鉴西方的“法治”思想，将“德”和“法”置于权力之上，使得政治人物把国家利益、人民福祉、社会和谐作为施政目标和德性体现，在严格的法律框架下行政。
　　与此同时，总理直管的贪污调查局拥有绝对权威，可以不受任何法规限制逮捕犯任何罪行的嫌疑人，对显赫官员进行监督和调查。可以这么说，“德”和“权”的结合往往导致专制和腐败，“权”和“法”的结合会导致急功近利和争权夺利，惟有“德”和“法”的结合才能营造出和谐、有秩序的社会，把各界人士的创造力和善行发挥出来，并且聚合在一起。也许正是“德”与“法”的至高无上，促成德才兼备的精英投身政界，把“除了阳光和空气，几乎没有任何资源”的小岛，建设成让世界尊重的国家。

负责任的新闻自由模式
　　
      新加坡媒体的角色，也是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不是“公众的看门狗”，但仍能认真反映民意，对政党和政府提出建设性的批评；不是执政者的“喉舌”，没有新闻检查制度，但接受政府部门委婉的提示和柔性的“吹风”，在享有新闻自由的同时也受到社会责任和法律的约束。因而新加坡的媒体既不像西方媒体一样咄咄逼人、耸人听闻，也不像一些东方媒体一样唯唯诺诺、偏执极端，而是把事实真相较全面、较温厚地传播给大众。借用《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的话来说，新加坡媒体“自认为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桥梁”。
　　西方媒体在政治清明和权力监督上的确卓有成效，但在“人咬狗才是新闻”、“坏消息才是好新闻”等理念作用下，常常有主导国家政治的雄心（或者说野心），也便有为政府设定议题、让政治跟着媒体转的现象，而政治家为得到民意支持，也常讨好媒体，把争取媒体支持作为掌权的必备，所以新闻大亨默多克（又译梅铎）是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巴结的对象。布莱尔在卸任时把媒体比喻成“未经驯服的凶猛野兽”，但同时承认“也曾经集中精力来迎合和讨好媒体”，可见西方媒体已在不断“越位”。
　　尽管李光耀在1988年就指出“不让外国传媒影响新加坡人的想法”，新加坡也对国外报刊的发行有数量上的限定，但新加坡仍是世界上信息最开放的国家之一，全球媒体都能在网络上看到，没有“封网”、“屏蔽”之举，人民能自由阅读到国际报刊。在预防海外媒体蛊惑人心的同时，也给本国人民开阔眼界和获取信息提供了方便。这种“负责任的新闻自由”模式，既避免了西方媒体过强的干政力、少约束的自由度，也不会导致因信息操控带来的国民视野狭隘、遇事极端的危害。在集权国家“坚硬”的新闻政策和民主国家“散漫”的新闻制度之间，新加坡走出了“柔和而富有弹性”的媒体管理之道。

全球化时代的治国典范

　　新加坡的很多制度，像对罢工的处理程序和限定、每年公职人员和企业员工的工资升降、公民的住房公积金安排、司法制度、议会选举和辩论制度、民族和宗教制度等等，都带有较强的英国色彩，但不是照搬，其中蕴含着其他国家的成功做法。比如住房、医疗、教育这些事关民生的政策，既不像美国式的个人自理，也不像英国式的税收调剂，更不像欧洲大陆式的国家承担，而是“共同致富”理念上的政府和个人共同支付。
　　欧洲的福利制度，导致了社会整体竞争力的下降，形成个人过分依赖国家而不进取的弊端；美国的个人自理，拉开了贫富差距，很多底层人得不到国家的支持，加剧了民族、种族和阶层间的冲突与矛盾，不利于社会和谐和团结。新加坡的制度，把社会救助和个人自强较完美地结合起来，且随着国际经济和国内发展的行情不断调整国家和个人支付的比例，使得这个国家既充满人道，又鼓励个人竞争。在建国短短的40多年来，已从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世界最富有、最祥和、最国际化的国家之一。
　　新加坡的制度是难以复制和效仿的。人们可以把日本当作“西方国家”，也可把台湾体制归于“美式民主”，但对新加坡则一筹莫展。新加坡就是新加坡，但是世界的新加坡，其治国理念和不设前提地吸收先进文化的主动性，是各国如何在全球化时代治国兴邦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