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

   2008年1月，中国上海市的一名政协委员邢普先生向政府递交了一份提案：建议研究向全国每人发1000元以抵御物价上涨。这份提案被媒体报道以后，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几乎全国各大报纸及网站都报道了此事，同时也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评论文章，成了2008年中国人街谈巷议的热点。

   针对邢普的提案，一部分评论指出，按人发钱的建议初听起来有点离奇，但细想一下还是好的，是让民众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最直接办法。支持者还援引新加坡与中国香港等地的事例为证。不过，也有部分经济学家表示，这个建议根本不可行，他们认为采取建立社会福利体系或减税的办法更好。

   目前,中国面临着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就是收入分配不均等及缺乏福利的问题。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17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写入了“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内容，并提出要致力于让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07年中国GDP为24.66万亿元，财政收入5.13万亿，比上年增长30%，占GDP的比例为20.8%。有学者1指出，如果加上政府的预算外收入，财政收入会达到9万亿，约占全部国民产出的36%。虽然这个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算高，但这些钱很大部分用于行政开支，而用于社会福利的部分很少。政府用这些钱修建了超豪华的办公大楼，购买了高级轿车，以及供官员出国旅游和大吃大喝。逐年增长的财政收入与少得可怜的公共福利相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中国的工资收入占GDP的比例很低，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2005年工资占GDP的比例为10.8%,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44.7%（UNDP，2006），由一个非常平均的社会(most equalitarian societies)很快转变成一个极度不平等（inequality）的社会。中国学者粗略估计认为，目前中国的分配比例是政府及官僚占40%、资本家占40%、工人占10%、农民占10%。中国的左派幻想着“公有制”，而右派大力鼓吹“市场化改革”，也就是私有制。但是，在这样的分配格局下，人们无法选择支持“公有”还是私有。因为支持“公有”等于支持官僚权贵所有，而支持私有，等于是支持资本家所有，而广大劳动群众只有出卖劳动力一条路。2人们抱怨教育、医疗和住房的价格太高，微薄的收入上不起大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把这三项称为新的“三座大山”3。

   第二，就是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快速增长的外汇储备导致中国“流动性过剩”及物价上涨4。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作用下，大量热钱涌入中国。中国的外汇储备到2008年5月底，达到1.797万亿美元。面对流动性过剩及物价上涨，中国政府采取了tight monetary policy（与美国实行的扩张的货币政策正好相反）。中国政府自2007年起至今共15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至17.5%，同时也使用了加息的措施，经过2007年的6次加息，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提高到目前的4.14%。由于中国的居民存款利率已经高出美国大约2个百分点，因此，央行继续加息的空间不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于2008年4月10日升破7元大关。自2005年7月21日晚间中国央行宣布汇改，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升值到1美元兑换8.11元人民币至今，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幅度达到14%。每年大约6.5%的升值收益，再加上中美两国大约2%的利差的收益，保守的收益在8.5%以上。今年人民币升值的速度明显加快，丰厚的收益进一步刺激热钱加速流入中国。

   巨额的美元储备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中国政府目前在汇率问题上处于极度两难的局面。最近中国学者告诫政府，一旦人民升值到顶，热钱就会迅速撤出，这将导致巨额外汇损失。有人估计涌入中国的热钱高达1万亿美元5。打个比方说，如果这些热钱进来时以1美元兑换7.5元人民币，那么他们手中就持有7.5万亿人民币。如果等到人民币升值到1美元兑换5元人民币时撤出，那么，他们手中的7.5万亿人民就可以换到1.5万亿美元，中国将因此净损失5千亿美元。由此可见，人民币升值的风险是很大的。但是，如果选择不升值，就无法缩小贸易顺差，无法解决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中国学者抱怨说，中国向世界出口廉价产品导致国内资源匮乏、环境污染，得到的却是不断贬值的美元。美元贬值使得中国的外汇储备遭受损失。

    第三，就是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的问题。统计资料显示，2007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达到了41.6%。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般应为80%左右。因此，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是抑制投资过快增长。但是，在不改变分配比例的情况下，抑制了投资，也就抑制了消费。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的根源，在于工资占GDP的比例太低，在于工资与利润的分配比例太悬殊，在于剩余价值率太高。因此，提高工资，改善各要素之间的分配比例，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中国政府近年来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实施了一系列令人民群众欢迎的政策，如对城乡小学到初中的9年义务教育全部免费，取消农业税，对农业实施补贴，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城乡低收入家庭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等等。

  2．社会分红的理论与实践

   2.1与社会分红相关的理论

    最早提出“社会分红”这个概念的人，大概是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 James Meade，他毕生追求的“自由社会主义”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理论上很相似。Meade（1936）提出了“社会分红”的构想：国家将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国家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Meade的“社会分红”是每个公民不附加任何其它条件就可以获得的免税的社会红利。设立社会红利有两个基本考虑：（1）给每个人提供同样的、基本的、无条件的收入来促进平等；（2）提供一部分不受劳动市场灵活性影响的收入，以减小个人风险。Meade（1938）进一步明确将直接分给每个公民的“社会分红”作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使它在经济萧条时期起到扩大消费作用。1978年，以米德为首的“米德委员会”发表了改革英国税制的报告，该报告认为，当代税制在效率和公平方面都有严重缺陷。例如，虽然名义上英美等国个人所得税是累进的，但有着极为复杂的减免条件，富人有很多合理的避税途径，而工薪阶层则成为纳税主体。更重要的是，当代西方税制的管理成本很高，“米德委员会”经测算后认为，可以选择不太低的单一税税率，废除现有的税收减免，并同时对每个公民进行无条件的社会分红。这种“单一税（flat tax）”加“社会分红”，比起现行的名义上的累进所得税，更能促进效率与公平。

    在米德看来，“社会分红”的作用远不止于作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更重要的是“社会分红”比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更能促进就业。“有条件”是指，“失业了”才能领救济，而且失业者还得证明自己在不断地找工作。“社会分红”则给每个公民提供同样的、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即无论就业与否均享有“社会分红”，这就调动了“社会分红”受益者接受低收入职业的积极性。乍听起来似乎违反直觉，因为“无条件的社会分红”似乎比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更加削弱接受低报酬职业的积极性。米德用下面这个例子来反对这种直觉：如果现行的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是100元，米德的方案则是，无条件的社会分红80元，如果失业则再加20元。这样一来，失业者如果找到工作，则不再领取20元救济，但仍有80元的无条件的社会分红。因此，只要外面的工作收入大于20元，失业者就会被激励去工作。把一部分收益用于直接对个人的社会分红有多种益处。除前面提到的扩大消费、促进就业、简化税制外，直接对个人的社会分红可以加强人们对公有资产的关心度。

    米德所设想的社会分红的来源并不止税收，还包括公有资产的收入。米德认为，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市场收益，只能依赖税收。但税率过高则会降低个人、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国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以香港为例，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增加工作机会。但香港之所以能够承受低税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即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作整体通盘的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贡献。   

   中国学者Dang于2000年开始在网络论坛上大量撰文呼吁“按人发钱”，中国的很多网民都很熟悉。Dang, et al.（2004）全面论述了“按人发钱”的思想，他们指出，在资本家欲将卖不掉的“牛奶”倒掉的时候，如果政府按照人头数平均发放适当数量的货币，让资本家把“牛奶”卖给穷人，使穷人免于匮乏，使资本家免于破产，使国家免于动荡，这显然是生产过剩条件下的一个帕累托改进。

   Dang，et al.(2004)的“按人发钱”与Meade的“社会分红”的相同之处在于全民一律按人头平均发放，不同点在于：米德强调发钱的前提是有财政盈余、或国有企业有利润，而Dang（2004）主张只要有闲置的生产要素，就可以由央行来发。Dang,et al.(2004)与Luo(2003)主张发钱的基础是相似的，不同之处是Luo(2003)强调发钱给政府，用于搞建设，Dang，et al.(2004)强调发钱给个人，增加消费。 

   中国学者Lu（2007）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角度出发，借鉴凯恩斯《通论》中把新钞票埋入废矿的思想，提出了模拟金矿的理论。她指出，在贵金属货币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经济发展要求的情况下，构建一个具有良好操作性的模拟金矿理论，可以实现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自我发展。

   中国学者Cui（2006）长期跟踪研究国有资产问题，他以Meade提出的社会分红概念为理论基础，并以美国阿拉斯加“每人一张支票”的实践作为依据，提出了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的设想。即，自然垄断行业的高垄断收益应造福全体人民，而不是为部门或少数人独占。如果划拨部分国有企业利润，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并把永久基金投资的部分利润直接分给每个公民，使人人享有“社会分红”。

   Meade（1936，1938）、Cui（2006）、Pu Xin8的建议大致属于财政范畴，而Dang, et al.(2004)、Luo(2003)、Lu(2007)等人的理论已经超出了财政范畴，包含着货币制度的改革。

    还有学者Cai（2008）提出了以人民币升值红利为基础给全民发钱的建议，Liu（2008）提出了建立“公民基本收入帐户制度”的建议。参与这方面研究的中国学者于2008年5月份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学术交流会，媒体也作了报道。

2.2 政府给民众发钱的众多事例

  目前，由政府给国民发钱的事例很多，依其资金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发钱的事例基本上属于临时性的，其资金来源是财政收入或财政盈余，属于财政政策范畴。西方发达国家把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用于社会福利，可以看成是发钱的一种。另外，如果财政收入有盈余，还可以通过减税或直接发钱，让社会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目前，中国的大多数人的认识基本停留在这个层次上。

    香港政府于2008年2月27日公布了财政预算案，封面特地选了温暖的橙色。在财政盈余取得超预期的1156亿港元时，香港政府向全体市民发钱合计超过1500亿港元，其宗旨是“藏富于民、支持弱势、促进长远发展”，具体用于减税、补贴、基建、医疗等。 3月1日，香港财政官员在解释其思路时引用了一句中国古语：“不患寡而患不均”。他认为公共财政首先必须考虑社会利益分配与社会目标，以人为本，“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

    新加坡政府给老百姓发钱的做法大概有超过5年的历史了。2007年新加坡经济成长与房地产景气程度超乎预期，财政盈余达64亿新元，创下1994年以来最高纪录。新加坡政府决定从中拨出18亿新元还富于民，其中8.65亿新元将分两次在2008年4月和10月，作为分红发给年满21岁的本国居民，而穷人与老人受惠更多。

    中国澳门特区政府今年4月22日宣布，拨出逾20亿元盈余还富于民，永久居民获发一份5000元的“红利”、非永久居民获发一份3000元的“红利”，争取在2008年7月实施。澳门特区政府称全民派发红利的目的是为了舒缓高通货膨胀的压力。

    中国南方的广东省东莞市9于2008年6月份宣布，由财政拿出1.2亿多元向12.2万低收入的本地居民发放每人1000元的一次性“临时生活补贴”，获得了舆论的好评。不过，很不幸，发生了作者事先就担心的事情:报道说有些地方的居民为了抢这份红包导致纠纷甚至打架。
    日本为了刺激经济，于2001年对15岁以下儿童和65岁以上老人每人发放2万日元“Local(Regional) Promotion Coupons”。

   第二类发钱的事例属于Meade（1936，1938）倡导的社会分红，它的资金来源并不仅仅是税收，还包括公有企业的利润和出售公有土地的收入。

　  美国的阿拉斯加州从1978年起已经实现了社会分红制度，所有的阿拉斯加公民每个月都能从政府那里收到一张支票，它就是几百美元的社会分红，分享阿拉斯加公共油田贮备的收入。

　　英国在布莱尔政府的推动下，已经向社会分红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即英国已经开始给每个新生儿一笔钱，存入该儿童的“教育账户”。这些都和失业不失业没有关系。

   据Cui（2006）介绍，委内瑞拉、以色列和美国的新墨西哥等州，均已出现了要求建立阿拉斯加州式的社会分红的主张。

    中国仍然有庞大的国有资产，这些资产属于全民所有。然而，这些资产的收益权一直没有落实到每一个国民。10我们知道，一项产权的价值，是和它的收益密切相关的。没有收益权的产权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是假的。

3. 基于生产过剩的社会分红

3.1 以生产过剩作为社会分红的来源

    本文要论述的社会分红，其资金来源与本文第二节提到的两项有很大的区别，它的资金来源不仅包括财政盈余和公有企业利润，还可以来自中央银行。这项社会分红的设想着眼于生产过剩的现实，认为只要有生产过剩，就可以透过改革货币制度，给国民分红，从而消化生产过剩，化解经济危机，促进生产力发展，为社会造福。

    Many analysts agree that overproduction is a basic characteristic of capitalism. 虽然现代资本主义在克服生产过剩方面作出了各种努力，但始终没有摆脱生产过剩的痼疾，只不过是在生产过剩的形式上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最早期的生产过剩的形式是产品过剩，它起因于大规模的无计划的生产。当企业按照订单生产以后，产品过剩的情形得到缓解，于是，生产过剩的形式就转化为由投资过度引起的产能过剩。当政府干预过度投资以后，产能过剩的情形得到缓解，于是，生产过剩的形式转化为各种生产要素的过剩——具体表现为失业增加及资本过剩。目前三种形式同时存在，只不过在某些时段某种形式表现得更加显著一些罢了。中国目前正面临着产能过剩的困扰。11

3.2 货币的信用基础是全社会的生产力

    当货币（money）与金属脱钩以后，就完全变成了一种信用货币。只要市场交换关系存在一天，货币就会流通一天，政府根本不需要赎回，也没有能力赎回。从货币的演化史来看，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在信用货币的使用上，市场具有自组织（self-organizition）的功能，而政府法令仅仅起到类似于导火线的作用。这就是说，货币体系演化到今天，几乎可以脱离政府而独立运转。虽然政府应该像维护社会稳定一样维护货币体系的信用，但并不是一定要通过无限赎回的方式来维护。有些政权垮台以后，它发行的货币仍然在流通。新政权建立以后，一般仍要用新的货币兑换旧的货币，货币体系仍然得以延续。

    名目主义者（chartalist）认为，货币的信用基础并不在其内在价值，而在于使用它以后会给我们带来诸多便利与好处。我们知道，货币的使用，可以节省交易费用、节省储藏费用和折旧费用，这是它在商品交换关系中涌现12出来的初级功能，而促进分工、提高劳动效率，是它涌现出来的更高级功能。货币的各种功能和属性，是在人类社会的商品交换关系这个高级层次（hierarchy）13上的一种从无到有的涌现。

    一般而言，从事专业劳动与非专业劳动相比起来，专业劳动要容易得多。对画家而言作画是简单劳动，对歌手而言唱歌是简单劳动，对医生而言治病是简单劳动，对飞行员来说驾驶飞机是简单劳动，对建筑师而言设计房屋是简单劳动……反过来，让画家驾驶飞机就很难，让歌手治病也行不通……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货币为纽带，在人与人之間建立起了一個相互依賴的網絡，借助于這個網絡，使人们自身的能力取得了巨大的飞跃。所有人借助于自己的“简单劳动”取得货币，然后买来他想要的任何商品或服务。比方说，画家可以拿钱去听歌、去看病、去旅行、去买房，其他人也是这样。那些买来的商品或服务，如果让他自己亲手去实现的话，必须付出千倍万倍的劳动，——有些甚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除了专业化劳动，即使那些在生产线上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他们的劳动成果也是惊人的，也远远超出了个人劳动的简单加总，表现出了规模效应。

    专业化分工与交换，使人获得了千倍万倍于自身能力的魔力。而这项魔力的获得，必须借助于货币。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出售自己的“简单劳动”，取得货币，从而扩张自己的魔力。货币的魔力来自于涌现，掌握了货币，就获得魔力，成了现代人。反之，没有货币，就没有魔力，就是原始人，这又反映出资本主义残酷无情的另一面。

    社会分工越专业、越深化，则越有必要进行交换，于是货币的信用基础就越牢固。也就是说，货币的信用基础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而不断强化。同时，货币体系的健康发展，进一步促进专业化分工，提高劳动效率，形成良性反馈。因此，本文认为，真正维持货币信用的基础是全社会的生产力，而不仅仅限于黄金、外汇储备以及政府持有的资产。一个社会拥有的生产力水平越高，则它的财富产出能力也越高，于是，它的货币的信用等级就越高；反之亦然。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货币的信用，就完全摆脱了固有的、狭隘的以政府信用为保障的观念，极大地拓宽了货币的信用基础。目前实际的货币体系，也正是依据这个非常宽大的信用基础而运行。

3.3 现行货币制度的两难

　　目前，货币是由国家垄断发行的。货币的增加，必然导致政府负债的增加，这一点与金属货币的发行截然不同。金属货币的增加，并不会导致任何机构或个人负债的增加。

    在现代企业惯用的“成本加利润”的定价原则下，如果企业要实现全部利润，必然要有源源不断的货币供应，这必然导致政府负债的持续增长。用马克思的观点来描述，就是生产剩余价值与实现剩余价值的矛盾：一方面，企业压低工资为生产剩余价值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另一方面，低工资导致市场需求萎缩，使得剩余价值无法顺利实现。
　　以负债的形式发行货币，这种制度安排虽然有效地约束了政府可能滥发货币、聚敛财富的行为，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两难命题：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政府负债增加，反之，如果政府不能持续大规模负债，必然阻碍经济发展。

    政府具有印钞的权力，但却不愿使财政赤字无限膨胀，政府为了分散风险，避免信用过度集中，普遍选择商业银行货币创造制度。如果贷款给企业，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互相竞争，一部分企业赚另一部分企业的钱，部分企业的盈利必然对应着另一部分企业的亏损。亏损企业破产倒闭以后，就形成了银行坏账。如果贷款给家庭，这些贷款绝大多数通过消费转化成企业利润，正是在这种利润的驱使下，私人部门（private sector）大肆挥霍消费者“money creation”，其结果是加重了家庭的债务负担，同时也形成商业银行坏账或隐性坏账。我们经常听到的“房奴”、“卡奴”这类词语，就反应了这个社会现实。14家庭债务的持续增长是以资产泡沫的持续膨胀为前提的，一旦资产泡沫破灭，则债务链条断裂，就会爆发危机。Kotz（2007）较早前预言，以扩大家庭债务负担的方式维持资本主义运行的办法已经无法持续下去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似乎验证了这个预言。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追求对外贸易顺差，也就是把国内的过剩产品卖到国外，换来外汇。这个办法虽然有效地解决了货币的来源问题，同时也克服了给国内企业或个人贷款带来的诸多缺点，但却损失了巨额的实物财富，同时也把债务负担转嫁到了国外。中美贸易不平衡，使得美元源源不断地流出美国，给美国的企业和家庭增加了债务负担（如“次贷危机”的爆发），而中国却损失了实物财富，导致资源逐渐枯竭，环境污染加重，人民生活无法得到改善。中美贸易不平衡，没有赢家。

    国内贷款导致银行坏账，加重家庭和企业债务负担；贸易输出导致财富流失，还加剧了国际关系的不和谐。由此可见，尽管纸币本身是一种极其廉价的货币，但它背后的社会代价是极其高昂的。

    
3.4货币制度改革的构想

　　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有必要创造这样一种货币，它既像纸币一样廉价，又像发行金属货币一样不增加任何人的负债，没有任何社会代价。这需要货币制度的彻底改革。

    本文设想建立一种这样的货币制度，可以称为货币配给制：每个家庭在商业银行开一个账户，由中央银行定期向每个账户按照人头数汇入一笔钱，作为社会分红。这类似于上市公司派红利，人头数就是股份数。分红数量的多少由政府根据社会初次分配后的剩余生产力来决定。对于中国而言，具体建议现阶段每人每月50元，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增加。这种货币制度也可以理解为以生产过剩为基础的社会分红制度。
　  前面已经提及，货币体系演化到今天，货币的信用是由全体国民、以全社会的生产力为基础通过市场机制共同维护的。既然政府不能、且不愿为经济发展而负债，那么，就应当把这项权力归还给社会、归还给人民。我们不可能鼓励政府以其掌握的货币发行权来聚敛社会财富，供官员肆意挥霍，从而满足社会对货币的需求，但是，我们必须要解决货币来源的问题。要实现这个愿望，就迫切需要改革货币制度。
　　在货币配给制下，中央银行是代替国民发行货币。因此，发行货币并不增加中央银行的债务。货币制度的这种改革，使得货币的债务关系由政府对公众的负债转化为公众对公众的负债。由于全体国民的负债额都相等，且不必偿还，也没有道德上的瑕疵，于是便可以看作不增加负债——如同发行金属货币一样。发行一种如同金属货币一样不增加负债的货币，便可以充分满足经济发展对货币的需求，彻底打破政府负债的桎梏，克服现行货币制度的缺陷，实现解放生产力的目的。
　　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来看，货币配给制的实施，使得宏观经济这个非平衡的系统演化成了一个“货币耗散（dissipative）系统”：由全体国民不断地、公平地“生产”货币，企业以利润的形式不断吸收货币，同时释放过剩产能，这些被吸收的货币进入虚拟经济。资料显示，全世界的货币中只有3-5%参与实物及劳务的交易，其余部分都滞留在虚拟经济中。
　　凡一切过剩，都可以作为社会分红的物质基础。只要我们有过剩的要素，就不要说我们没有钱，就不须为没钱而愁眉苦脸；只要我们有过剩的要素，就可以印钱，只要平均分发，体现公平原则，就没有道德瑕疵。

3.5 按人发钱的理由

    当我们把印钞与生产过剩结合起来考虑以后，突然间我们发现我们获得了一笔巨额的财富。然而，如何支配它，却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一般来说，让政府用这笔钱来提供社会福利，维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是很多人的选择。我们的建议并不排斥现存的各种福利及救助政策，然而，作者及其他中国学者基于以下诸多原因，倾向于把这笔钱以社会分红的方式，按人头平均发给公民。

    1）这是米德的社会分红及目前欧洲基本收入倡导者的一致观点,本文在第2节已经提及。米德认为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经济权利，可以促进就业，维持宏观经济稳定，而基本收入的倡导者认为它是一项基本人权，它能保障公民的“real-libertarian”，从而解决社会公正（approach to social justice）（Van，Parijs，2001）。

    2）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必然要求。中国有大量的公有资产，它本来属于全民所有。因此，把公有资产的收益权切实落实到每一个公民身上体现了公正（justice）原则。中国不仅存在着个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inequality），同时也存在着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均衡。按人发钱可以立即消除极端贫穷，缩小收入差距，体现公平（Equity）原则。根据马克主义的原理，剩余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理应把它归还给它的创造者。

    3）这是共产主义的雏形，是促使资本主义平稳过渡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有力工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进入这个帐户的资金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依赖这个账户的人越来越多，依赖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共产主义主张解放全人类，因此，不能把任何人排斥在这项政策以外。如果仅仅依靠转移支付（transfer payments）和社会救济，不仅会让人失去尊严，就其数量而言，也不足以消化生产过剩。

    4）防止腐败，减少行政成本，增加政策的可操作性。中国很多反对这项提议的人认为，应该把钱发给穷人。但是，究竟谁是穷人，需要甄别，这是一项成本很高的工作。或许有些人为了从政府那里得到1000元，可以拿出500元来贿赂官员。本文第二节提到了由于发钱的事引起邻里纠纷甚至打架的事情。

    也有人认为应该拿这些钱来提高社会福利。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建立社会福利体系的办法对民众的好处未必优于发钱。关键问题是，这个福利体系能多大程度惠及低收入群体？计划体制时代，中国就已建立了国家福利体系，但这套福利体系在福利覆盖方面欠缺公平。它只覆盖了最稳定的国有部门，而没有顾及到农民及城市非国有部门的员工，起了逆向调节的作用。医疗、退休等福利也呈现出这种逆向再分配效应。直到今天，国家福利体系的基本结构依然存在。对于这样的福利体系，再把更多的钱投入进去，未必能给中低收入群体带来多大福利。与此相反，发钱的办法起码不会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可以惠及全社会各阶层、各地区。

    媒体报道说，这项提案反映了人们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的确如此。学者们希望用一种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让穷人立即得到实惠，学者们害怕其他复杂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腐败。由于地方政府行政效率低下及官员腐败，很多好的政策无法贯彻下去，中国老百姓把此形容为“政策不出中南海”。

    5）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支持发钱的人认为，与其让政府包办福利，还不如把钱发到个人手里，让消费者自己决定如何花费，效果更好。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曾经告诫皇帝说“分生不分熟”，意思是说应该把生食品分给大家，让大家根据自己的偏好蒸、炒、煎、炸，这要比把食品煮熟了分给大家更受欢迎。这就是说，或许货币形式的福利比实物形式的福利有更高的效率，更受欢迎。他们还认为，公共产品过多可能导致市场失灵，中国的穷人更需要私人产品，而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是更高级的需求。

    6）直接增加消费，调整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因为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是密切相联的，消费增加了，生产过剩就会得到缓解。一般来说，社会上80%的人是穷人，因此，以这项政策发给公民的钱，大约有80%会用于消费。而同样一笔钱，如果用于投资，大约仅仅有11%左右可以转化为消费。因此，这项政策与增加投资相比较，在提高消费方面具有更高的效率。

    7）减少政策实施阻力，尤其是来自富人的阻力。毕竟这些钱是“凭空”印出来的，从公平的角度来说，应该人人都有。由于大家都拿一样多的钱，富人们也就没有了反对的理由。另外，这种平均分钱的办法，意味着要求每个公民对新的货币体系承担一份责任，也意味着一旦出现通货膨胀或其他弊端，任何人没理由去抱怨别人。

    8）有利于社会稳定。在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具有向少数人不断集中的趋势，当这种集中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爆发经济危机甚至政治危机。因此，我们极力主张让社会财富尽可能地在全社会均匀分布。

    9）特殊时期的金融政策。本文第1节提到了中国政府目前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面临着极度两难的局面。Dang（2008），Cai（2008），Liu（2008）一致认为，应该在保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不变（或轻微贬值）的情况下，以全民发钱的方式主动制造通货膨胀，让人民币贬值，15从而化解人民币升值难题，击退国际投机者对人民币的炒作，化解金融风险。

    鉴于以上诸多理由，我们主张把新增加的货币按人头发给国民。因此，我们有时候说这种制度就是“全民印钞”。16

3.6社会红利制度的优点　

    以生产过剩为基础的社会分红制度（或曰货币配给制），是一种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财富分配制度，它可以解决目前各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诸多棘手问题，具有很多优点，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1、既为生产过剩找到了出路，同时也为社会分红找到了更加宽广的资金来源。这项制度是依据生产过剩的多少来决定发钱的数量，可以充分消化社会上已有的生产能力，解决生产过剩、内需不足的问题。生产过剩严重制约生产力发展，解决了生产过剩，就扫除了生产力发展的一大障碍。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生产率会不断提高，社会分红的数量会越来越多，社会主义的成份也就越来越多。

    有人认为这项制度会养懒汉，其实不然。在这项制度下，一个人实际收入包括两部分：工资收入和社会分红。因为社会分红的多少是以生产过剩的多少来决定的，如果愿意工作的人数减少，则生产过剩减少，分红也相应地减少，有些人就会觉得仅靠分红会不够花费，于是就会去工作。反之，如果参加工作的人很多，则生产过剩增加，分红也相应地增加，有些人就会觉得不工作也可以过得很好，于是就会放弃工作去享受闲暇。这是一个自动负反馈调节机制，可以确保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在这个系统中，劳动者可以实现多劳多得。

　　2、减少银行坏账，减轻家庭债务负担。以生产过剩为基础发行货币，即不是以增加央行负债的方式来发行，也不是以增加个人负债的方式来发行，这种制度安排保证它不会直接增加任何团体或个人的负债。社会分红的发放，增加了公民的收入水平，会减少借债消费。原来欠债的可以拿这笔钱去还债，原来准备借债的或许就不需要了。

　　3、减少财政赤字。实行货币配给制以后，政府就不必通过举债投资来解决内需不足问题，因举债投资造成的财政赤字就可以避免。

　　4、促进就业。实行货币配给制以后，内需增加，生产扩张，势必带来很多的就业机会。

　　5、改善需求结构。实行货币配给制以后，发给公民的钱，就目前的中国而言，估计有80%会转化为消费需求，而相同数量的一笔投资，能够转化为消费需求的比例估计不超过11%。这对改善投资过剩、消费不足的需求结构，有很大帮助。

　　6、为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利润。发给公民的钱，首先转化为消费需求，然后转化为企业利润。不断的社会分红，会给企业带来有源源不断的利润。

　　7、为宏观调控提供有力工具。国家可以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状况，灵活决定分红的数量，灵活调节消费与投资的比例。这项工具比使用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更有效率、更安全，可以做为宏观调控的“第四杠杆”。

　　8、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以生产过剩为基础的社会分红，不仅可以包含公有企业的剩余（surplus），还可以包含私有企业的剩余。这项措施不仅使得社会主义公有企业的收益权真正落实到全体公民身上，而且还可以让私人企业的剩余温和地转化为社会财富，被全社会共享。对于私有企业而言，虽然它的所有权掌握在私人手里，但部分收益权已经转移到全体公民手中，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私有企业的私有性质，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

    9、改善国际贸易秩序。以生产过剩为基础的社会分红，可以消化国内生产过剩，于是，国际贸易的目的就会转化为互惠互利，而不是输出生产过剩、转嫁危机。

4.结论

　　建立以生产过剩为基础的社会分红制度，不仅能够使得公有企业的收益权落实到每个公民的身上，而且可以弱化私有企业的私有性质，使得一切社会剩余全部转化为社会福利，从而彻底解决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基本矛盾，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同时，货币制度的改革从根本上克服了现行货币体系的诸多弊端，为生产力发展扫清了障碍，从而有利于尽早实现社会主义。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到今天，人类已经掌握了极其强大的创造财富的能力，但却苦于没有建立起良好的财富分配制度，于是，生产过剩与贫穷匮乏结伴而生。更重要的是，财富分配制度的落后，反过来限制了财富的创造。

    “按人发钱”观点已经被中国人熟知，网络调查显示，大部分人表示坚决支持，有少数人激烈反对和嘲笑，但这些反对意见仅仅是出于直觉，几乎没有任何学术价值。不过，支持者认为，虽然目前看不到有任何缺陷，但也不排除会有意想不到的弊端。对于新思想保持谨慎态度是应该的，但这不应成为阻碍我们对此理论进行大胆试验的借口。中国可以用此方法扩大内需，美国可以用此方法减轻家庭债务。如果全世界都用同一种货币，而且是按人头发放，则离全球社会主义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