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讨论了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社会分工理论受到了中国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 思想家、政治家管仲的分工思想的影响。斯密和管仲的社会分工思想在各自的经济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 们通过比较研究揭示二者分工思想的相通性，有助于澄清学界长期存在的模糊认识。

管仲(公元前725一前645年)是我国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曾相齐达四十年，他的思想主要集中于《管子》一书。管仲不但开了我国思想史上社会分工理论的先河，而且他的“四民分业定居”分工学说在其理论体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他的富国、强兵、安民、称霸和商贸等思想都是在分工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亚当· 斯密(1723—1790年)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主要代表，他的唯一经济著作是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斯密的整个 经济理论是从分析分工开始的，分工学说在他的整个经济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斯密的分工学说也是英国古典经济学中最系统的分工学说。我们通过对比发现，管仲和斯密的分工思想有许多相同之处，笔者认为斯密的分工理论受到了管仲分工思想的影 响。     

其实，中国自近代以来，不少学者已发现管子和斯密的经济思想有某些相同之处，只是他们没有作深入比较研究而已。石一参最早从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角度来研究《管子》，他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管子今诠》一书中谈道：“欧化东来，其政见学风， 尤多一一与管子相吻契。”这一时期传人中国的西方文化中就包括斯密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梁启超在20世纪初叶所著《管子传》中，论及经济学成为专门科学 只不过是近代的事情，并指出：“自百余年前，英人有亚丹斯密者起，天下始翕然知此 之为重。……然吾国有人焉于二千年前导其先河者，则管子也。”本书中还有多处将二 者经济理论进行类比。近代大学者黄汉在《管子经济思想》一书中也说：“今日之国家， 离世界大同相差尚远，而斯密氏大倡其自由主义，此其陷于谬误而不自觉也。国民经济观念，在欧洲近数十年始形注重，而《管子》则在我国二千年前，已力言之。”

现代也有学者作过类似的比较。这一方面说明《管子》的经济理论已远远走在西方经济学的前面，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管子》与西方经济理论有某些暗合之处。是偶然巧合，还是有必然联系呢?笔者经过比较研究，认为斯密的分工理论受到了《管子》的影响。 也许有人会说，斯密一生从未到过中国，说他的经济理论受到《管子》等中国古代 典籍的影响是不是有牵强之嫌呢?作者决无穿凿附会之意。我们知道，15世纪地理大发现，为东西方思想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从此以后中国古老而深邃的文化开始西渐。在明末清初时期，西方大批传教士先后来到中国，像利玛窦、南怀仁等传教士都是会说 汉语识汉字的“中国通”，他们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不但将西方的 科技文化传人了中国，而且也把中国的古代优秀思想文化不断传播到西方各国。此后西 欧各国先后出版了一些反映中华文明的著作，例如，1585年在罗马以西班牙文出版的 《中华大帝国史》，相继被译成英文、法文等多种文字，稍后《管子》、《论语》、《荀子》、 《孟子》等中国先秦诸家经典也传人欧洲，并有英、法、德等文字译本，对欧洲社会和 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到了18世纪启蒙时期，正如朱谦之先生所言，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已经代替了希腊文化对欧洲的影响。     

以前理论界一直认为，古希腊著名思想家柏拉图、色诺芬等人的分工观点是亚当· 斯密的分工理论的直接渊源。毫无疑问，斯密的分工理论受到了古希腊思想家观点的影 响，但仅局限于此认识还不够，我们通过对比不难发现，斯密的分工理论与管仲等中国 古代思想家的分工思想有更多的相通之处，而且管仲的分工理论远比古希腊学者的论述要详细、具体和深刻得多，斯密也完全有机会从中国古代先贤思想那里汲取理论营养。唐任伍先生在他的《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一书中指出：“法国重农学派的根本思想 是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又是在重农学派的首脑魁奈和杜尔阁的影响下写成的，因而，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体系的建立亦间接与中国的经济思想发生关系。”又说，“斯密一生从未到过中国，有关中国材料的获得，除了一部分是他阅读有关中国问题的报道之外，其中大部分是得自魁奈、杜尔阁之处的。” 笔者同意唐先生关于斯密经济理论受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影响的观点，但究竟是间接影 响还是直接影响是可以商榷的。同时，既然《管子》等著作当时在英国被译成英文出 版，我们就完全有理由相信，斯密有机会接触这些文献，而且《管子》一向被誉为中国第一部经济学论著，恐怕作为经济学家的斯密不会不把《管子》当作他了解中国经济思想的首选资料吧。      

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受到了中国古代诸子思想的深刻影响，这已在中外学界形成了 共识。重农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魁奈、杜尔阁等，在阐发自己的重农思想时都吸取了中 国传统的重农思想的积极因素。在魁奈的许多论著里面曾多次赞扬过中国古代的重农思想，而且他对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阐述，也有不少与《管子》等中国古代典籍所 言十分相似。例如，魁奈在《中国的专制制度》中提到：“只有农业才是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的来源。”他又在《赋税论》中说：“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只有农业能够增加 财富……国家行政所有部门的成功，都依靠这个丰富的源泉。”这和《管子》中“地者， 万物之本源，诸生之根苑也”(《水地》)的认识如出一辙，这决不是偶然巧合，而是直接受到了《管子》重农思想的影响和启迪。1907年，法国学者维吉尔·皮诺发表《18世 纪的重农学派与中国》一文，承认重农学派受到中国的极大影响。1923年德国学者赖希魏在《18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一书中，断言魁奈等人的重农学说的思想渊源，不是如人们所宣称的为古代希腊人，而是古代中国人。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中外学者都公开坦言重农学派受到中国古代思想的深刻影响，恕不一一列举。     

斯密的《国富论》又是在重农学派的思想影响下写成的，据有关资料记载，斯密与魁奈、杜尔阁等人交往甚厚，经常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探讨的话题自然也会涉及到中 国古代的优秀经济思想。“我们发现，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有不少地方都具有重农学派的特征。”故而唐任伍先生得出斯密受到了中国古代思想的“间接影响”的结论。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斯密在《国富论》中也常常论及中国的经济状况，如农业、劳 工、货币、利息、税收等问题，足见他对中国经济发展情况是相当了解的。     

总之，斯密至少可以通过三个渠道来了解管仲的分工思想：一是通过直接阅读《管 子》的英文译本，二是通过参考英国有关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介绍材料，三是间接从重 农学派那里获取管仲的分工理论知识。所以，我们可以断定，管仲的分工思想对亚当· 斯密的分工理论产生过重要影响。     
以下我们还可以通过对比斯密和管仲的分工思想来进一步证明我们的结论。斯密和管仲都对社会分工及其作用进行了具体的理论阐述，并多有相似之点。斯密把劳动分工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国民财富的一个重要途径。他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他认为正是由于分工具有这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好处，才使得各种行业各自分立，一个国家的产业与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程度如果是极高的，则其各种行业的分工一般 也都达到极高的程度。在进步的社会中，农民一般只是农民，工人只是工人，而且生产 一种完全工业品所需要的劳动也往往是由许多工人来共同完成的。管仲也有类似的表 述，管仲认为社会有多种事业，要有细密的分工，每个人只能“攻于一事”，不能兼搞 多样，“事之不可兼也”(《宙合》)。管仲认为人们做任何工作都必须专才能做好，“成于务”，“不务则不成”(《侈靡》)。管仲的社会分工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四民分业定居” 理论，即他主张全国民众按不同职业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阶层，并按各自的专 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而且各行业世代相传，以保持从业人员的稳定和连续性。     

斯密和管仲对分工的作用也作了相似的表述，都认为分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并 体现于三个方面：1)分工使劳动专门化，提高了工人的熟练程度。斯密说：“工人的熟 练程度的增进，必会增加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分工实施的结果，各个工人的业务，既 然终生局限于一种单纯操作，当然能够大大增进自己的熟练程度。”他还举例说明一个 劳动者因特殊情况不得不改换自己的工作时，他制作的产品数量大大减少而质量又差， 降低了工作效率。这点管仲也有同样精辟的论述，“能则专，专则佚”(《乘马》)，专于一事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管仲强调安排人力必须坚持“五务”，即“君择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辩事，官长任事守职，士修身功材，，庶人耕农树艺”(《五辅》)。意思是说君主要 选臣任官，大夫要任官治事，官长负责其事而严守职责，士人修养品德而攻治才艺，平 民则从事农耕种植生产，各负其责，各尽其职。又言：“凡此五者：务之力也。夫民必 知务，然后心一，心一然后志专，心一而意专。然后功足观也。”(同上)意为这五个方 面就是人力的各有专务，人民必须认识这些专务，然后才能思想统一，思想统一然后才 能专心致志，这样功业就可观了。2)分工可以培养熟练劳动力并能节约劳动时间。斯 密说：“由一种工作转移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 这种损失”。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很快地从一种工作转移到使用完全不同的工具而且在 不同的地方进行的另一种工作”。同样，管仲认为专业化分工是培养熟练劳动力的重要 条件。他不仅要求工作要“成于务”，而且对熟练劳动力的标准也进行了规定，管仲认 为农民要能“审其四时”、“备其械器”、“深耕均种疾耨”和“别苗莠”等；手工业者要 能“辨其功苦”、“论比计制断器”、“尚完利”、“相陈以巧”等；商人要能“察其四时而 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还要会“料多少，计贵贱”等(《小匡》)。为了培养这样 的熟练劳动力，必须实行专业化分工。3)分工可以促使劳动工具的改进。斯密说：“许 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人类把注意力 集中在单一事物上，比把注意力分散在许多事物上，更能发现达到目标的简易便利的方 法。”同样，管仲一向非常重视分工对“精材”、 “良工”的培养，并使“百工尽其巧” (《山至数》)，“治百工之锐器”、“战胜之器”，以求“器盖天下”、“工盖天下”(《七 法》)。总之，斯密的分工理论似乎许多地方都是对《管子》的分工思想进行解释阐发， 或是用现代语言进行了重新表述。更有意思的是，二者的理论失误也一样。斯密和管仲 虽然都详细阐发了社会分工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但是，他们却忽略了另一 方面的内容，那就是不知道一切分工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这是二者共同的理论缺陷。     

斯密和管仲在谈论国际分工时，也存在基本一致的思想表达。斯密认为，承认国际分工和进行自由的国际贸易，不仅能使每个国家比它在闭关自守时获得更多的廉价商 品，而且能促进这个国家的劳动和资本得到最合理的运用。每个国家都应当专业化于生 产本国拥有优势的商品。斯密认为富国的相对优势在制造业方面，应当专业化于制造 业，贫国的相对优势在农业方面，应当专业化于农业。他提出的原则为：“只要甲国有 此优势，乙国无此优势，乙国向甲国购买，总是比自己制造有利”。这样就形成了国际 分工。在这种思想指引下，斯密积极倡导自由国际贸易政策，竭力反对欧洲重商主义政 策及对国际贸易的限制，反对当时的政府管制，国际分工学说成了他的理论武器。     

管仲也特别注重诸侯国间的分工协作，他的国际分工思想也很丰富。当时齐国作为 海滨国家，靠海之地多盐碱，内地又多丘陵山地，农业不很发达。但是管子认为，齐国 也有自己的资源优势，“齐有渠展之盐”、“百工之巧”和“器盖天下”，只有充分利用自 己的资源发展优势产业，才能扬长避短和取得更多的经济利益。管仲积极主张发展对外 贸易，加强与各诸侯国之间经济交往。在管仲的国际分工思想指导下，当时齐国一方面 将大量鱼盐和手工业产品销往各诸侯国，另一方面又吸引其它诸侯国的粮食等到齐国销 售。“与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谷”(《山至数》)，意思是发展手工业，制造精美的 器物，来换取各国的粮食。另外，齐国还植桑养蚕，大力发展丝织业。齐国充分利用国 际分工的条件，“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以及“通利末之道，极女工之巧。是以邻 国交于齐，财畜货殖，世为强国。”(《史记·货殖列传》)这实际上就是管仲的国际分工 思想在社会实践上的贯彻。      另外，在阐述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因受利益的驱动而不辞辛苦劳作经营方面，斯密 的理论带有更明显的管仲的思想的痕迹。管仲说：“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 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人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 利在水也。”(《禁藏》)斯密也同样承认，“我们并不从屠户、酿酒家或面包师的恩惠， 而是从他们对他们自己利益的关心中，期望我们的饮食。我们不诉诸于他们的利他心， 而诉诸于他们的利己心”。二者的举例虽不相同，但意思表达甚至行文风格基本上都是 相通的。     

辨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又服务于实践。斯密和管仲 的分工理论是分别分析总结英国和齐国当时社会分工基础上形成的，而这些分工理论反 过来又指导着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促进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这点我们是应当肯 定的。近代英国和先秦齐国发达的社会分工是两位思想家分工理论形成的基础，也是斯 密吸收管仲分工思想的社会经济条件。斯密所处的时代，是工场手工业时代的末期，这 时主要是手工劳动的分工，虽然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确立，商品经济已相当发 达，但是封建势力还很强大，自然经济也占有很大比重，社会分工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以满足资产阶级发展社会生产力和追求财富的要求。斯密正是代表了英国资产阶级利益 借鉴管仲等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优秀思想成果来阐发社会分工思想的。春秋时期的齐国， 在社会分工方面虽然无法同十八世纪的英国相提并论，但从有关史料记载和地下发掘文 物的考证来看，当时齐国的分工已比较发达，和近代英国的分工状况相比，差距也不是 十分悬殊。例如，先秦齐国社会除了农工商等基本产业分工外，在每一产业内部劳动分 工也十分细密，如在农业内部又分出粮食种植和林、牧、副、渔等各业生产，手工业内 部也分出丝纺、刺绣、冶炼、制陶、铸币、木工、文巧以及农工器具和兵器制造等多 业。另外，《管子》一书中还提到对百姓中具有特殊技能的人给予物质奖励和免除兵役 的政策，这些人中包括科技人员、医生和兽医等，这充分说明当时社会分工已相当发 达。管仲的分工思想正是在社会分工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些思想反过来又促进了社 会分工进一步发展，并服务于封建阶级的统治。管仲的分工思想许多是反映人类社会分 工发展的共同规律，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形态下都是相通的，这自然可以为斯密氏所 借鉴。不过管仲从分工对社会稳定、人心安定等作用作了较宽泛的理解，四民分业定居 和同业相居可以减少相互干扰，便于专业化管理，士、农、工、商“群萃而州处”，同 业人员之间可以相互切磋技艺和经验，有利于传播市场信息，便于从小培养职业感情。 职业世袭有利于各业子弟相安而居，不致见异思迁，以保证稳定的劳动力资源。父传子 职，子学父业，各业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 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小匡》)。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动荡的大变革时 代，保持社会稳定、人民安定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头等大事，所以，管仲将四民分业定居 当作是安定民心、稳定社会的重要策略，突出了他的分工理论的政治色彩，这也是和当 时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分不开的，作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学家斯密，自然不 会也无必要吸收管仲“同业相居”和职业世袭的分工思想。     

作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和不同阶级的思想家，斯密和管仲的分工思想也有许多不同特点，例如，斯密坚持自由放任原则，而管仲主张自由放任与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 “自由放任”是斯密整个经济学说的中心思想，也是他所主张的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 作为产业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的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强烈反对封建主义和重商主 义。所以，斯密认为分工是人类特有的交换倾向自发地发展的结果，是各人追逐个人利 益的结果，商品交换的自由发展必然促进分工，而国家对于如何提高分工的程度是无须 干预的。他认为，实现自由放任原则的主要内容是实现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而管仲对 于社会分工倡导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相结合。一方面，他顺应了经济规律，提倡自由放 任的经济政策，承认了人们追求经济利益的自发性，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限 制。“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形势解》)，“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禁藏》)。另一方面，他又 强调国家用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干预和调控专业分工，主要通过规定士农工商 四民不得杂居，实行职业世袭制度，人为限制职业自由转换。同时，实行“官山海”的 国家盐铁专买政策、平抑市场物价、国家掌握贫富予夺之权等，通过平衡各社会集团经 济利益，达到稳定社会分工的目的。为了调节工商业与农业之间的人口就业比例和解决 “野与市争民”问题，国家除了采取“务本饬末”和“禁末作文巧”的行政手段外，还 利用经济调节手段，“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 得均”(《治国》)。各行业经营效益接近了，就可以防止“野与市争民”现象发生。因为 在古代社会，工商业经营效益较农业高，“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 不足以自食。”在人们趋利避害的心理的引导下，大批农民必然“舍本事而事末作” (《治国》)。所以，利益分配关系的平衡，可以适度控制人们追求工商之利的行为，以保 护农业的稳定发展。二者分工思想的不同特点说明，虽然斯密在讨论社会分工时受到了 管仲的思想的深刻影响，但是并没有完全照搬，而且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发展。     

通过以上分析，说明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家管仲的分工思想对近代欧洲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家斯密的分工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有意思的是管仲的思想理论比斯密早两 千多年。这对那种叫喊中国文化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西方国家中世纪经院学者在经济分析方面所作出的良好开端相媲美”的外国人无疑是泼了一碗冷水，也给了那种大谈中国的经济思想遗产“与今之欧美经济科学比，本无一顾之价值”的中国人当头一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