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谢物”，即因新需要而要卖出的旧物。在某一季节农民因生产生活需要大量卖出物资时，国家必须“物贱而买之”，以防止私商的投击行为。《管子·轻重甲第八十》上说：“且君朝令而夕求具，有者出其财，无有者卖其衣屦，农夫粜其五谷，三分贾而去。”《管子·揆度第七十八》：“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财物与其五谷为雠，厌（分）而去。贸人受而廪之，然则国财之一分在贾人。”均言农民会因集中出卖物资利益受损，商人得利。

白话：

桓公说：“平衡供求的理财方法我已经知道了，请问关于国家的平准措施。”管仲回答说：“初春一到，沟渠堵塞不通，溪谷堤坝里的水泛滥成灾，内则毁坏房屋、墙垣，外则损害田地、庄稼。因此，国家应注意百姓为上交水利费用而抛卖的物资，并把它收购起来。夏季，兵车的帷盖衣幕供应不足。国家应注意百姓为上交布帛而抛卖的物资，并把它收购起来。秋季，盔甲兵器要修缮，弓弩要上弦。国家要注意百姓为上交丝麻而抛卖的物资，并把它收购起来。冬季，雇人做盔甲兵器，粮食供应不足，黄金赏赐不足，国家应注意百姓为上交粮食、黄金而抛卖的物资，并把它收购起来。国家把这些物资掌握起来以后，富商蓄贾就无法施其故技了。这就是国家的平准措施。”

原文：

桓公曰，“衡数吾已得闻之矣，请问国准。”管子对曰：“孟春且至，沟渎阨而不遂，溪谷障上之水不安于藏，内毁室屋，坏墙垣，外伤田野，残禾稼。故君谨守泉金之谢物，且为之举。大夏，帷盖衣幕之奉不给，谨守泉布之谢物，且为之举。大秋，甲兵求缮，弓弩求弦，谨守丝麻之谢物，且为之举。大冬，任甲兵，粮食不给，黄金之赏不足，谨守五谷黄金之谢物，且为之举。已守其谢，富商蓄贾不得如故。此之谓国准。”

案例分析：

谢物之谋直接反应了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对商人的态度，就是防止私人资本垄断市场。

东西方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商人和商业的态度是决定社会形态的重要因素。在欧洲的中世纪及中国汉以后，商人阶层几乎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抑商甚至最大限度的“灭商”成了社会的主流（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称为“割资本主义尾巴”），这种态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欧洲中世纪以后，对商人和商业的态度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从抑商发展到资本决定一切，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今天。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胜利已经严重威胁到世界和平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战争的目的不再是正义，而是掠夺；经济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为了人类的普遍福利，而是为了资本的扩张和投机……

按照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百姓均平的思想，大商、大农、大工是三种基本的职业分工，他们是平等的，国家作为社会整体意志的体现应保证各个阶层力量的均衡，不使其中任何一个阶层垄断国家政权，这样国家最高领袖就得以在上无为而治。《尹文子·大道上》说：

如果要使国家得到全面的治理而没有欠缺，就应使事情的方方面面都恰如其分，农民、商人、工人、官吏，都各守其业。如果有经验的老农和擅长经商的商人，熟练的工匠和老练的官吏，都发挥自己的专长，那么处在上层的统治者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亲自做呢? （原文：全治而无阙者，大小、多少，各当其分；农商工仕，不易其业。老农、长商、习工、旧仕，莫不存焉，则处上者何事哉？）

上述理论也是西汉均输平准政策的理论基础。在公元前81年西汉政府举行的盐铁会议上，表面是讨论盐铁专卖政策是不是要取消的问题，实际上是讨论国家对商人和商业的政策问题。当时儒家主张取消盐铁专卖的放任市场经济，表面实行“排困市井”的抑商政策，客观上为东汉以扣儒学与权力结合的怪胎——士族集团的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础。

后来，儒家的放任市场经济思想通过十八世纪的法国重商主义催生了西方古典经济学，又为资本主义的产生铺平了理论道路，而中国包括商人阶层在内各阶层平衡的思想则永远地成为历史；事实上早在十八世纪的亚当·斯密时代，西方人就将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政府参与市场，因势利导的“无为”错误地理解成为儒家不干预市场、自由放任的“不为”，这一错误可悲地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经济理论的核心。清代学者唐晏（1857~1920）解释说：“无为之说与不为大异。夫不为者乃坐视事机之放弃而不知挽，若夫无为则熟思审处，灼见事机，因其利而导之，如大禹之行水，韩白之用兵。”（转引自罗检秋，《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6月，第81页。）

在中国，放任市场经济+抑商政策产生了支配社会两千多年的儒家士大夫集团；在西方，放任市场经济+重商政策产生了资本家。他们的基础都是放任市场经济，却因为对商人态度的不同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亚当·斯密建立自己的古典经济体系时，没有采用儒家泛道德主义的形式，而是借用了牛顿的机械论宇宙观，认为自由市场通过“看不见的手”会自动实现社会利益的优化和内部的平衡。现代系统论告诉我们，亚当·斯密的理论有根本的缺陷，市场作为复杂巨系统不会自动实现平衡——儒家经济理论最终被西方的系统论送进了坟墓——历史是怎样的奇妙啊！

今天，资本独大的已经成为西方许多国家的恶性社会肿瘤。

2007年底，在俄罗斯总统大选期间，俄罗斯前总统普京严厉抨击了叶利钦时代的寡头以及支持这些寡头的政客，他说：“十年前，政治投机者控制了联邦会议和政府的关键席位。高官们为了迎合寡头而不惜损害俄罗斯的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把国家财产挥霍殆尽。腐败是他们的进行政治和经济竞争的手段。这些人年复一年制订的预算既不平衡，也不负责任，导致我们负债累累，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水平成倍地下降。” 事实上，普京总统任期内（2000年3月~2008年3月）成功打击威胁国家权力的寡头是他深得民心的关键因素。

我们知道，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曾经一度濒临崩溃。上个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历了世界上最不成功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就在老百姓日益贫困之际，一批俄罗斯新贵（也有人称之为“内部的人”，他们最出名的称号还是“寡头”）却利用俄政局混乱、经济处于转型期的千载良机，或凭借独特的经济眼光，或依靠权贵做投机生意，一夜暴富。这些人最普遍的作法是用虚价（ nominal prices）从收买国家大量的自然资源。

野蛮的资产掠夺造就了许多亿万富翁。在美国权威财经杂志《福布斯》推出的2003年全球富豪排行榜中，俄罗斯又有10名新富入榜，这使她的入榜亿万富翁人数达到17人，仅次于美国、德国和日本。《华盛顿邮报》莫斯科记者部前任主任霍夫曼曾这样描述寡头们对国家的巨大威胁，霍夫曼写道：“寡头们攫取了俄罗斯工业的皇冠珠宝，指挥着私人部队，左右大选，支配着国家和它的金融中心莫斯科。他们买断了大众媒体，特别是电视，他们不但夺取了工厂而且整个国家本身，包括预算、执法体系和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在支配俄罗斯早期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他们赤裸裸、充满欺诈，有时是无情的暴力。”

普京不可能懂得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但他反寡头的一贯政策却符合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百姓均平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