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老子》云“道可道，非恒道”，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政策，无论对外贸易还是管理国内经济莫不深入观察市场，经过比较研究，睹万物之情，行因应变化之术。而西方经济理论株守一术，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直到破产方休！尹知章注此计云：“君下令税人三十钱，准以五谷，令齐西之人纳三斗，东之人纳三釜，以赈西之人，则东西俱平矣。管子智用无穷，以区区之齐一匡天下，本仁祖义，成其霸业。所行权术，因机而发，非为常道。”

白话：

桓公说：“齐国西部发生水灾而人民饥荒，齐国东部五谷丰足而粮价低廉。想用东部的粮价低廉来平衡西部的粮价昂贵，有办法么？”管仲回答说：“现在西部的粮价每釜百钱，每鏂就是二十钱。东部的粮食每釜十钱，每鏂只是二钱。请下令向每一口人征税三十钱，并要用粮食来缴纳。这样，齐国西部每人出粮三斗就可以完成，齐国东部则要拿出三釜。那么，一釜仅卖十钱的齐东粮食就全都进入国家粮仓了。西部的百姓也就可以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无本者国家贷予陈粮，无种者国家贷予新粮了。这样，东西两地得以相互补助，远近各方也就得到调节了。”

原文：

桓公曰：“齐西水潦而民饥，齐东丰庸而粟贱，欲以东之贱被西之贵，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今齐西之粟釜百泉，则鏂二十也。齐东之粟釜十泉，则鏂二钱也。请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谷菽粟决其籍。若此，则齐西出三斗而决其籍，齐东出三釜而决其籍。然则釜十之粟皆实子仓廪，西之民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无本者予之陈，无种者予之新。若此，则东西之相被，远近之准平矣。”

案例分析：

经过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国民经济体系严重失衡，不得不从1961年开始进行大的调整。

当时由于农业减产、基本建设规模过大，以及钞票发得太多，导致通货膨胀严重，陈云一方面通过控制发行、增收节支等手段回笼货币，另一方面通过统一物资管理，扩大进口等手段增加商品供应，以期实现资币的平衡。其中陈云还用了投放高价食品，增加供应，回笼货币的办法——就是让那些领取定息收入的资本家和领高工资的知识分子买比普通人凭票供应贵若干倍的食品，这一方面解决了一部分货币购买力买不到东西有问题，又回笼了大量货币，实现了损有余补不足的效果，与籍谷之谋相类。

1961年1月19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了向市场投放高价粮果的重要意义，他说：

糕点问题，这看来是一件小事情，但却是一个能缓和人心的问题。因为，现在什么东西都凭证供应，每个人买一份，有钱也不能多买，闲话就来了。江苏有一个资本家讲：“现在人民币不挂帅了。”上海有一个医生对党委书记说：“我和老婆两个人每月工资四百多块钱，但是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发给我们没有意思，还不如把工资还给公家。”按人口凭证分配，这是一个办法。这个办法，社会主义国家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在战时则必须采取。现在供应紧张，应该“两条腿走路”，即有些商品可以实行凭证分配的办法，有些商品应该是只要有钞票就可以买。我们现在出售糕点，就可以同时采取这两种办法。一种是便宜的，五角或者六角钱一斤，凭证供应。另外一种是高价的，你有钱就可以买。我们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我看，一是可以缓和人心，二是可以增加点营养，三是可以回笼货币。在供应紧张的时候，总要网开一面。外国也是这样的。我问了一些同志，伦敦在战时实行粮食配给，但饭馆还是开的，一个人只能吃一份，不要粮票。总之，网开一面好办事，不能都搞平均主义。这样，既可以使人们能吃到一些东西，增加一点热量，又可以多收回一点钞票。用这个办法回笼货币，实在是打了一个大主意。

针对一些商业工作人员害怕对市场网开一面后，出现抢购的想法，陈云用数据说明，这种担忧大可不必，他说：

我算了一下，把一万吨糖做成高级糖果，平均五块钱一斤，就是一亿人民币。有人怕资本家抢购。全国资本家一年的定息是多少呢？最多是一亿元。如果他们把所有的定息都拿出来买糖果，那很好，一万吨糖果拿出去，一亿元钞票就回笼了。我们手里有多少糖呢？已经到货的就有十几万吨，在路上的还有二十几万吨，第二季度还有三十万吨。这是可以靠得住的。所以，不要怕，敞开来卖就是了。也不要怕高级知识分子抢购。高级知识分子最多二十万人，就算他每人买一百斤，也不过一万吨。再就是五千万职工。五块钱一斤糖果，他们是不能多买的。他们只有那么多钱，要养家活口，要吃饭。工资高的和工资低的职工，平均每人买一斤，就是了不得的事情。就算每人买一斤，也只有两万多吨……天津第一天卖了七万斤，第二天卖了八万斤，第三天就只卖了八千斤。开始买得多些，这是人们的心理作用，敞开来卖之后，情况就会改变，卖数一定会降下来。

高价食品政策不仅稳定了人心，还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果，据统计，1961年和1962两年，全国共销售高价商品74.5亿元，增加财政收入38.5亿元，对回笼货币，平衡经济起了很好的作用。（李成瑞主编，《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6月，第335页 ）

我们不清楚陈云经济思想的学术源头，一些人坚信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回归和发展，不过我们同样无法否认陈云深得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轻重之术的真谛。1961年11月3日，针对当时物资极缺乏，私商投机贩卖等问题，他在出席刘少奇召集的市场问题座谈会时发言说：现在的情况和1956年不一样，那时物资充足，不怕私商在自由市场上做买卖，而现在，城里人吃不到东西要到农村去买，你不允许私商合法化，他还会去偷着搞，这种情况下，国家有收购不到农产品的危险，总之，东西多了就可以“放”，少了就要“统”。（李成瑞主编，《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6月，第336页 ）这种敛散商品的思想与轻重之术没有本质的区别！

另外，早在1956年，陈云就提出了以“三个主体、三个补充”（三主三辅）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新构想，即国家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为主体，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补充。这种思想与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公私相分，定分止争的思想深深地相合。有学者认为这一思想成为后来改革开放，探索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的先导。

问题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包产到户，“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归自己的”，提高农民积极性的理论在管子时代已经成熟。包产到户的关键还是在“与之分货”、“审其分”。《管子·乘马第五》论证说：

把土地折算分租，实行分户经营，可以使人民自身抓紧农时。他们会关注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这洋，他们就能够晚睡早起，父子兄弟全家关心劳动，不知疲倦并且不辞辛苦地经营。而不把土地分配下去的害处，就是地利不能充分利用，人力不能充分发挥。不告知农时，人民就是不抓紧；不教以农事，人民就是不干活。实行了与民分货的制度，人民就切实看到有得有征了；再明确征收的标准，人民就会尽力了。于是，不必督促，父子兄弟都会来关心生产的。（原文：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故不均之为恶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殚。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与之分货，则民知得正矣；审其分，则民尽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在考察中国经济史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强大生命力。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轻重之术”这个名词，但她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灵魂——轻重之术似乎从来就没有消亡，未来也不会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