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经济交往是人类社会发展最持久和最强健的动力，用经济手段增强民族的融合是本篇的主旨。今天一些西方人士将中国对西藏新疆的开发说成是汉人对这些地区的渗透，可谓愚蠢！老死不相往来何以和睦相处？马非百先生说：“此言四方之国皆各有其所宝贵之特产，如欲使其朝服，即当利用此等特产作为与各该国互相交换之媒介。否则远近无以相因，而国交亦不可得而睦矣。”可谓一语中的。

白话：

桓公说：“四夷不肯臣服，他们的叛逆政策怕会影响天下而使我受害，我们有办法解决么？”管仲回答说：“吴国和越国不来朝拜，就用他们所产的珍珠和象牙作为货币。发和朝鲜不来朝拜，就用他们的高贵皮张和皮服作为货币。北方的禺氏不来朝拜，就用他们所产的玉壁作为货币。西方的昆仑虚不来朝拜，就用他们所产的良玉美石作为货币。所以，那种拿在手里或含在口里看不见而价值千金的东西，是珍珠；用它作货币，八千里外的吴越就可以来臣服朝拜了。一张豹皮，是价值千金的，用它作为货币，八千里外的发和朝鲜就可以来朝拜了。揣在怀里或挟在腋下都不显眼而价值千金的，是白玉，用它作货币，八千里外的禺氏就来臣服朝拜了。发簪耳饰之类而能价值千金的东西，是良玉璆琳和美石琅玕，用它们作为货币，八千里外的昆仑虚就来朝拜了。所以，对这些宝物若无人主持管理，对各地的经济事业若不去联系，远近各国不能互利，四夷也就不会前来朝拜了。”

原文：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于天下而伤寡人，寡人之行为此有道乎？”管子对曰：“吴越不朝，请珠象而以为币乎？发、朝鲜不朝，请文皮、（兑毛）服而为币乎？禺氏不朝，请以白璧为币乎？昆仑之虚不朝，请以璆琳、琅玕为币乎？故夫握而不见于手，含而不见于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后，八千里之吴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后，八千里之发、朝鲜可得而朝也。怀而不见于抱，挟而不见于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后，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后，八千里之昆仑之虚可得而朝也。故物无主，事无接，远近无以相因，则四夷不得而朝矣。”

案例分析：

不能因为齐国使用他国产品作货币就以为齐国放弃了铸币权，要知道在管子时代，有上、中、下三种货币，而文中提到的各种玉只不过是“上币”，还有黄金作为中币，青铜刀布作为下币。这里”上币“的应用具有其明显的政治目的，即“平天下”，这也符合《管子》轻重十六篇“平天下者平天下之财而已”的主旨。

《管子·国蓄第七十三》对当时的货币体制论述说：“玉出产在禺氏地区，金出产在汝河汉水一带，珍珠出产在赤野，东西南北距离周都七干八百里。山水隔绝，舟车不能相通。先王因为这些东西距离遥远，得来不易，所以就借助于它们的贵重，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这三种货币，握之不能取暖，食之不能充饥，先王是运用它来控制财物，掌握民用，而治理天下的。”（原文：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这里《管子》的作者说的很清楚，货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他的功能只用于调节经济。进而言之，世界上真正的财富是商品而不是货币。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引入中国后，那些“食洋不化”的学者禀承西方重商主义传统，把金银货币，甚至是纸币等同于财富，并用这种理论指导中国经济，导致近几十年来中国利权大失，至今积重难返。相对于《管子》的经济理论，这些穿着西服革履，处高堂之上的经济学家简直倒退回了野蛮时代！

如果谁反对这些经济学家，他们会反唇相讥说人家“反对改革开放”。事实上在列国分立的条件下，中国古典经济学讲的开放是有原则的，就是应用轻重理论，以经济手段“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虚易其实”，使“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中国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桑弘羊在《盐铁论·力耕第二》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明显反对当时儒生的小农经济主张：

“有才能的人治家的方法不止是一种，使国家富裕的途径也并非一个。从前，管仲筹策谋划辅助齐桓公成就了霸业，而纪氏由于只搞农业亡了国。如果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必须从事农业，那么舜就不应该去制作陶器，伊尹也不应当去当厨师。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应该是天下人认为低贱的东西，他使之贵重；天下人所贱的商品，他却加价购买。用工商业代替农业，用无用的东西换取有用的。现在从山林川泽取得的财富，实行均输法所获得的积累，是为了施用轻重之法来役使天下的诸侯。汝、汉一带的金子，各地进贡的丝织品，可以引诱外国人和换取胡、羌的珍贵财物。用我们两丈丝绸，就能得到匈奴的很多贵重物品，从而减少了他们的财物。这样，骡、驴、骆驼就可以成群结队地进到边塞之内，各种良马也都变成了我国的牲畜，鼠皮、貂皮、狐貉等各种贵重皮料，彩色的毡子，有花纹的毯子将充满皇宫里的仓库，璧玉、珊瑚、琉璃也都成了我国的宝贵物品。这样，外部的各种物品源源不断地运进来，而内地的财物不外流。外族的东西运进来，国家财用就充足，自己的财物不外流，人民家用就丰足。（原文：圣贤治家非一宝，富国非一道。昔管仲以权谲霸，而纪氏以强本亡。使治家养生必于农，则舜不甄陶而伊尹不为庖。故善为国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虚易其实。今山泽之财，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騨騱騵马，尽为我畜，鼲鼦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

在怀夷之谋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桓公在经济上交通各国，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在大一统条件下的外贸理论，以及中国作为东亚大陆的世界领袖“衣养天下”的责任感。反观当代西方国际贸易理论，表面上是冠冕堂皇的“国际分工”，实质上行的却是残酷的“殖民掠夺”。中国清代以前的国际贸易不是这样，她从来就没有过欧洲那种勒索和剥削式的进贡，对中国的朝贡贸易收益最大的总是外围小国，那些小国得到的回报有时是贡物的数倍。朝贡贸易实际上是一种国际上的“损有余补不足”，这是西方世界和全盘西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直到今天也不能理解的。刚刚故去不久的柏杨先生在他的《中国人史纲》中写道：

“中国始终是一个农业社会，一切自给自足，基本上不需要外国的产品。尤其是一些邻国的文化程度相当落后，面积又小人口又少，中国不仅是万王之王的天朝上国，而且也是物产丰富的世界中心。所以中国没有西洋那种因小国林立而产生的狭隘的国家观念，更没有西洋那种因同样因素而产生的贸易观念。只有对藩属国和进贡国，中国必须负起宗主国的责任，才准许他们前来中国贸易。”（柏杨，《中国人史纲》，同心出版社，2005年11月，第460页）

上面桑弘羊所论述的外贸理论与大统一条件下的朝贡贸易不同。桑弘羊是针对匈奴讲的，当时匈奴对汉王朝构成了极大的安全威胁，不能再用怀柔的手段，只能实行强硬的经济战——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根据现实情况调整中国未来的外贸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