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北京师范大学的周桂钿教授区分了商家和轻重家，称商家总结商人的经营经验教训，形成经营理论。轻重家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学家，利用政权干预经济，调控市场，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抑制民间富商巨贾垄断市场、谋取暴利，保护平民利益。轻重家癸（guǐ）乙生于商业气息浓重的周地。《汉书·地理志》称此地人“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憙为商贾，不好仕宦”。癸乙运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节制资本（非剥夺资本），实现“散积聚，调高下，分并财”，可谓得轻重之术的精髓，所以此谋亦包括轻重之术的理论概括，值得重视。
白话：
管仲说：“现今主持国家拥有土地治理人民的君主，要注重四时农事，保证粮食贮备。国家财力充足，远方的人们就能自动迁来；荒地开发得好，本国的人民才能安心留住。粮食富裕，人们就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人们就懂得荣辱。现在君上亲身示范犁田垦地，开发草土，是可以得到粮食的。人民的口粮，每人也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保证。然而大街小巷为什么还有挨饿受冻的人呢？这是因为粮食被人囤积起来了。现在君上铸造钱币，人民用来交易，每人也合有几百几十的数目。然而为什么还有卖儿卖女的呢？这是因为钱财被人积聚起来了。所以，作为人君，不能分散囤积的粮食，调节物价的高低，分散兼并的财利，即使他加强农业，督促生产，无休止地开发荒地和铸造钱币，人民也还是要贫穷的。”桓公问管仲说：“现在我想调节物价高低，分散兼并的财利，散开囤积的粮食，否则社会上将会无休止地兼并，不停息地积累，贫贱、鳏寡以及老而无子的人们就将生活无着了。那么，这种‘散’和‘分’都有什么办法呢？”管仲回答说：“只有精通轻重之术的专家能解决这个分散的问题，请下令召见精通轻重之术的专家好了。”桓公说：“好。”于是束车五乘，从周下原接来癸乙。桓公与癸乙、管仲、宁戚四人坐定。桓公说：“请问关于轻重之术？”癸乙说：“向人民征税过重，就失掉人民支持；对各国诸侯多次失信，就没有盟国追随。”管仲与癸乙并肩而坐，问道：“我不向人民征税，用什么供养军队？不向人民征税，靠什么抵御邻国入侵？”癸乙说：“只有弄空豪门贵族的积财才行。弄空他们的积财则货物有无相通，有无相通则货物流入市场，流入市场则物价下跌，物价下跌则万物可以利用了。懂得万物可以利用而不用，财货就流失到其他国家，流失到其他国家，是本国的大害。”桓公说：“请问弄空豪门贵族的积财而使财货可以利用的作法。”癸乙回答说：“国内财货有余但战车不足，就责成卿和附庸诸侯提供出来。个人家资富足但不拿外事费用，就责成令和大夫提供。这样财货就可以有无相通，有无相通则财货可以流入市场，流入市场则物价下降，物价下降则财货可以利用。所以，懂得三种调节措施依据同一政策的人，才能够主持天下，不懂就不能主持天下。所以要把这种措施用号令明确起来，配合以缓急合宜的步骤，天下百姓就会像流水般地归附于我们。这就是轻重之术。”
原文：
管子曰：“今为国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今君躬犁垦田，耕发草土，得其谷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亩之数，然而有饿馁于衢闾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今君铸钱立币，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数，然而民有卖子者何也？财有所并也。故为人君不能散积聚，调高下，分并财，君虽强本趣耕，发草立币而无止，民犹若不足也。”桓公问于管子曰：“今欲调高下，分并财，散积聚。不然，则世且并兼而无止，蓄余藏羡而不息，贫贱鳏寡独老不与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数乎？”管子对曰：“唯轻重之家为能散之耳，请以令轻重之家。”恒公曰：“诺。”东车五乘，迎癸乙于周下原。桓公（因与癸乙、管子、宁戚相与四坐，桓公曰：“请问轻重之数。”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数欺诸侯者无权与。”管子差肩而问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车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邻国？”癸乙曰：“唯好心为可耳！夫好心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知万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夺于天下。夺于天下者，国之大贼也。”桓公曰，“请问好心万物之可因？”癸乙曰：“有余富无余乘者，责之卿诸侯；足其所，不赂其游者，责之令大夫。若此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策者能为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策者不能为天下。故申之以号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归我若流水。此轻重之数也。”
案例分析：
抑兼并，防止资本过度集中，节制资本，是从管仲到王安石再到孙中山，中国政治家长期坚持的政策目标。这与西方资本主义任凭资本的过度集中完全不同，它有效地保证了社会各阶层力量的动态平衡，防止一个阶层垄断国家政权。用癸乙之谋中管仲的话说就是“调高下，分并财，散积聚”，否则就会造成市场不能正常流通，社会产生巨大的收入鸿沟，所谓“并兼而无止，蓄余藏羡而不息，贫贱鳏寡独老不与得焉”。
市场作为一个复杂巨系统，肯定会产生正反馈，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这是市场的“物理性质”决定的。十九世纪工业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马克思敏感地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解决问题的方案是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阶级（兼并之徒），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不是这样，他选择的道路是节制资本，而不是消灭私人资本。
笔者认为东西方产生这种不同的基本原因在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西方人习惯于二元对立思维，不是“A”就是“非A”，二者截然对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是这样，他们认为“A”与“非A”是相生相克，互相转化的，二者（阴阳）的平衡才是宇宙的最普遍形态，所以节制资本，使包括有产者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平衡令许多外国朋友和国内深受西方思维影响的人大惑不解。前不久加州大学的两位美国朋友来北京观看奥运比赛，一个学习中国太极拳，另一位的专业是哲学。我对他们讲中国哲学的阴阳平衡之道，以及这种思维在中国古典政治经济上的应用，学太极拳的朋友很快就理解了，但学西方哲学的朋友立刻反驳说：阶层（劳资）平衡——这可能吗？
从医学，到政治经济学，阴阳动态平衡是中国古典学术的核心理念，中国人实践了几千年，而那位研究哲学的美国朋友竟然怀疑这不可能！
贫富和谐是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价值理论之一，主张以法治国，定分止争，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动态平衡。《尹文子·大道上》是解释说：“圣人用道来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确定法律来处理各种差异。使贤人和愚人不互相抛弃，使能人与庸人不互相舍弃。能人与庸人不互相舍弃，那么能人与庸人就会同样取得成功；贤人与愚人不互相抛弃，那么贤人与愚人就会共同考虑国家大事，这是最佳的治国之术……如果法制能在世间施行，那么贫穷与卑贱的人就不敢怨恨富裕与尊贵的人，富裕与尊贵的人也不敢欺凌贫穷与卑贱的人；愚笨与软弱的人就不敢企盼超过聪明与勇敢的人，聪明与勇敢的人也不敢鄙视愚笨与软弱的人。”（原文：是以圣人任道以夷其险，立法以理其差。使贤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遗。能鄙不相遗，则能鄙齐功；贤愚不相弃，则贤愚等虑。此至治之术也……法行于世，则贫贱者不敢怨富贵，富贵者不敢陵贫贱，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 ）
十一世纪，“挟管商之术”的王安石变法时，基本主张也是抑兼并。1070年冬天，变法派的赵子几上书建议实行保甲法时，其中的核心精神也是让主、客户和谐共存，（宋朝把农民分为“主户”和“客户”两种，主户就是拥有一定数量生产资料的农民，要向政府交纳赋税。客户则几乎一无所有，为佃农或贫农，很大一部分人靠“百工、技业、师巫、渔猎、短趁、杂作“来维持家计。），他说：“今欲因旧保甲重行隐括，将逐县见户口都数，除疾病、老幼、单丁、女户别为附保系籍外，其余主、客户两丁以上，自近及远，结为大小诸保，各立首领，使相部辖。如此，则富者逸居而不虞寇劫，恃贫者相保以为存；贫者土著而有所周给，恃富者相保以为生。使贫富交相亲以乐业者，谓无如使之相保之法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十八）
但当王安石主张要任用“物力高强”的人为保长时，当代受过西式教育的学者却感到困惑。王安石的思想事实上与赵子几、尹文子的阶层平衡思想是一致的。他说：“义勇、保甲为正长，须选物力高强即素为其乡闾所服、又不肯乞取侵牟人户，若贫户即须乞取侵牟，又或与富强有宿怨，倚法陵暴以报其宿怨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五）
王安石不是一贯反对富室大家兼并之徒吗，怎么非要用“物力高强”之人不可？写王安石传的当代宋史专家邓广铭为了调和这一矛盾，干脆引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他将王安石的“成分”定为“地主阶级的中下层”。他说：
“他（王安石——笔者注）之所以经常提及摧制豪强兼并，只是着眼于地主阶级的中下层，深恐这个阶层中人因豪强人家的兼并蚕食导致破产失业，使整个地主阶级和封建经济出现不稳定的形势；至于佃农、雇农等所谓客户，亦即凡属自己没有田产而须耕种地主的土地、忍受地主的残酷压榨的劳苦大众，却自来并不包括在王安石所说的遭受兼并、蚕食之祸的人群之内。建立保甲法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稳定封建社会的秩序和确保地主阶级的治安，即赵子几所说的，要使‘富者逸居而不虞寇劫’，因此，在进行编排、组合的最初，对于保丁的成分加以重视，对于不属于地主阶级的广大劳动群众，深恐其乘机对地主阶级‘报其宿怨’而存有一定的戒心，这对于地主阶级的政治家王安石来说，是与他的摧制豪强的言论相辅相成而并不矛盾的。这也说明，每当豪强地主与农民阶级的利害发生尖锐冲突时，王安石必然站在前者的立场上替他们说话。”（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3月，第191页）
邓广铭先生忘了，在赵子几的建言中，其政策目的除了使“富者逸居而不虞寇劫”，还有使“贫者土著而有所周给”。当我们用西方政治理论曲解中国历史的时候，我们常常失去正确认识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的机会——这已成为当代中国人文科学的痼疾。
在癸乙之谋中，虚似人物癸乙主张用强硬征收富人财物的方法实现抑兼并的政策目标，这与中国古典经济学中基本主张“不见夺之理”是相矛盾的，作者似乎是在强调，抑兼并是一个社会所必须的，哪怕是用最强硬的手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