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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北郭之谋》案例分析 
作者:[翟玉忠] 来源:[] 2008-08-21

题解:

合理的社会分工不仅会提高经济效率,还会调节不同阶层的利益,即 “调通民利”。不合理的社会分工会使社会出现巨大的鸿沟,最终影响整个经济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力量过于强大,劳工阶层的收入低下,消费能力长期无法提升,产品过剩的结果。如果不改善社会利益的分配机制,仅靠市场调节,那么现代西方经济学常常失灵是必然的。历史上行北郭之谋者如战国时鲁相公仪休,为了让农民和织妇更容易卖掉他们生产的货物,干脆拔掉了自家园中的蔬菜,烧毁了自家的织机。《史记·循吏列传》载:“公仪休者,鲁博士也。以高弟为鲁相。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食茹(蔬菜的总称)而美,拔其园葵而弃之。见其家织布好,而疾出其家妇,燔其机,云‘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雠(出售)其货乎’”

白话:

桓公忧虑北郭百姓的贫苦生活,召见管仲询问说:“住在北郭的都是编织草鞋的贫民,又以种菜为主要收入来源,有办法帮助他们么?”管仲回答说:“请下令,有百钟存粮的富家不得做鞋,有千钟存粮的富家不得经营菜园,住在城郊三百步以内的家庭不得自种蔬菜。这样失业的人家就可以得到帮助,北郭的贫民就可以打开产品销路。他们的劳动成果和菜园收入,都将由此有十倍的大利。”

原文:

桓公忧北郭民之贫、召管子而问曰、“北郭者,尽屦缕之甿也,以唐园为本利,为此有道乎?”管子对曰:“请以令:禁百钟之家不得事鞒,千钟之家不得为唐园,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树葵菜,若此,则空闲有以相给资,则北郭之甿有所雠。其手搔之功,唐园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案例分析:

北郭之谋说明,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没有复杂机器辅助生产的情况下,当时的人们已经注意到合理劳动分工不仅会提高生产率,还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亚当·斯密在十八世纪英国制针厂里似乎更多地看到了前者。

《管子》的作者和亚当·斯密都强调劳动分工促进生产力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两点:一是劳动者的技巧因专业而日进,二是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需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管子》的劳动分工理论集中体现在其“四民分业”的思想中。在今天看来,《管子》书是提到的子从父业制度有其保守性,但在当时教育资源贫乏的情况下,父兄教授,耳提面命,可减少子弟学习的盲目性,少走弯路。且父子兄弟不存在技术保密的问题,父辈可以毫无保留地将其掌握的生产技术传授给子弟。这些对于人才的培养、手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显然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管子·小匡第二十》详细论述了“四民分业”思想,这里的“四民”指士、民、工、商四种职业。上面引用管子的话说:

“士农工商四民,是国家的柱石之民,不可使他们杂居,杂居则说的话做的事都不一样。因此,圣王总是安排士住于闲静之地,安排农住近田野,安置工匠靠近官府,安置商人靠近市场。使士人们居处相聚而集中,闲时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悌。朝夕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从小时就习惯了,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学问,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士人的子弟常为士人。使农家居处相聚而集中,分别四季,安排用具,置备器械。搞齐全耒耜枷镰等等。在天气尚冷的时候。就铲除杂草修整土地,以待时而耕,耕得深,种得均,盖土又快。在降雨之前就除草松土,以等待时雨。时雨—来,就带上各种农具,早晚在地里从事农活,脱下常服,以就功役,分别苗的好坏,排好苗的疏密。他们头戴草笠,身披蓑衣,一身泥水,暴露发肤,竭尽其四肢之力,而积极在地里劳动。他们从小时就习惯了,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农家的子弟常是农人。他们朴实而不奸恶,其优秀人材能够成为士人的,就可以信赖。让他们种地,粮食就多;让他们做官,贤才就多。所以,圣王总是敬农而爱农。要使工匠居处相聚而集中,察看好的木材,考虑四时活路,分辨质量优劣,安排各种用具。在评定等级、考计规格、裁断器物的时候,要注意齐全和精致。这样,互相谈论工事,展示成品,比赛技巧,提高智慧。他们整天从事于此,来教育子弟,从小时就习惯了,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工匠的子弟常为工匠。要使商人居处相聚而集中,他们观察年景凶饥,了解国内情况,观察四时,注意本乡货物,而预知市场物价。他们负任担荷,赶牛驾马,以周游四方,料定物资多寡,估计商品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贱买贵卖。所以,雉羽和牦尾一类的珍品,不必远集而自至;竹箭—类的产品,国内就有浮余。奇怪的商品经常到来,珍异的东西也有聚集。他们整天从事这些,来教育子弟。他们互相谈论赢利,互告买卖时机:互相陈说物价知识。从少年就习惯于此,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商人的子弟常为商人。”(原文: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今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弟。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为士。今夫农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权节具,备其械器,比耒耜枷耞芟。及寒击槁除田,以待时乃耕,深耕、均种、疾耰。先雨芸耨,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镈,以旦暮从事于田野,税衣就功,别苗莠,列疏遬。首戴苎蒲,身服袯襫,沾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支之力,以疾从事于田野。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是故农之子常为农,朴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故以耕则多粟,以仕则多贤,是以圣王敬畏戚农。今夫工群萃而州处,相良材,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计制,断器尚完利。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知事。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为工。今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筋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为商。)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重述了四民分业(他指的是农、虞、工、商四民)的思想后,说齐国在姜太公之后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这里的“修之”理当包括“四民分业”政策的执行。

《管子》的“四民分业”思想与二十世纪初欧洲出现的职团(syndicate,职业行会)国家有相似之处,且在哲学上二者都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值得关注。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实践职团主义的政权是在意大利诗人和政治家邓南遮(G.D'Annunzi)占领阜姆(Fiume,即今天克罗地亚最大海港里耶卡),成立阜姆共和国之后,体现在邓南遮政府于1920年8月27日发布的卡尔拿罗宪法(Carta di Carnaro)中。该宪法是在阜姆内阁大臣,无政府职团主义者阿姆布里斯(Alceste De Ambris)的努力下完成的。卡尔拿罗宪法规定,全国组织十个职团,人民均按职业加入十个职团中的任何一个之中,职团不仅有支配团员的权力,还有选举国家机关的权力。在卡尔拿罗宪法的影响下,1920年8月31日,意大利民族工团主义者制定了《职团宪章》,该宪章提出各行各业可以根据规定建立:1,工业劳动者和小工业者职团;2.工业和农业雇主职团;3,商人职团;4,知识分子职团;5,专业技术人员职团;6,公共团体及服务行业职团;7,海员职团;8,宗教神职人员职团。

由于邓南遮的阜姆共和国仅维持了18个月,所以卡尔拿罗宪法并没有得以完全实施。它的历史意义在于,该宪法成为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1922——1943)组建职团国家的先声,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影响甚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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