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了一批古老帛书。其中《黄帝四经》也在其中。《四经》的出土对研究先秦道家学术集团的内在思路提供了一些证据（至少出现一部足以与老庄道家的《德道经》或《庄子》 同等位阶的另一流派的道家著作），进而针对两汉黄老道学的理论上根据与源头探寻也有所帮助。

其中“德法并重文武兼行”就是黄帝四经中的政治思想中的一个表征。从根本上来讲：是政治思想汇合现象的一个表征，是儒法之争的产物（儒家推崇德治，法家力主法治）。说明了单一种的统治方法并不能满足多变的政治现实与人性，对称性地使用是有效统治的要件。

单靠德行吗？西方人把手按在圣经上照样编瞎话；单靠法行吗？现在大街上就有人敢卖“神医”的假药。德、法两者都管用，但不够用。道德的作用在于自律和长远，法律的作用在于他律和眼前。无论企业和个人，自律和他律都不可偏废，眼前和长远都必须兼顾。有道是：规范才能长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个方面的协调合作，其中德法合一的传统以及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的和谐、互补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四经》中与德法观念对应的另一组概念是文与武：养生是谓文，而伐死谓之武。如：“天有死生之时，国有死生之政；因天之生也养生谓之文，因天之杀也伐死谓之武；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审于行文武之道，则天下宾矣。”〈君正〉；“动静参于天地谓之文，诛应时当谓之武⋯⋯文则明，武则强，明则得天， 武则盛行，参于天地，阖于民心，文武并立，合之曰上同，可以定天下，可以安一国。”〈四度〉

就《四经》的内容来看，文武与德法其实不是相异的概念对称，德法并重与文武兼行是一致的；从《四经》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黄老道主张先文后武，德主刑辅，这是从自然与人事对应的关系中，道家柔性统治观点所标志出的统治手法，标榜人世治理符应天地之道。就统治而言，《四经》显然注重的是“三时成功”的实效，而不是就比例与对称时间上着眼，时变的特性以及柔性统治应当才是《四经》的基本关怀，〈称〉言“奇从奇，正从正，奇与正，恒不同庭，凡变之道，非益而损，非进而退”说的正是这种与时俱化的操作，这使得《四经》代表的黄老思维较之同时期的法家的思维要温润而有弹性，而且强调因天地之道而生成，不带有任何的造作，在正当性与统治实效的追求上，无疑地更具有可实践性；而这种“始于文而卒于武，天地之道也。三时成功，一时刑杀，天地之道也”〈论约〉的德法并重与文武兼行论，从自然界内部为政治生活提供了一个伦理学的基础，在顾及政治秩序的同时，主张先德后法、始文卒武的统治手法，彻底反映了道家宽厚的政治思想面向。

黄帝四经这种带有技术性的层次，补充并扩展了《老子》关于道用的理论，从德法的关连中，开展出德法并重与文武兼行的新主张，这影响了后期的稷下与法家思维；因此我们说以《黄帝四经》为基础理论的黄老道家在政治思想的论述上，迥异于老庄道家的“解构”，而是朝向一个积极建构的方向发展（“致太平”），这种形式上仍然归属道家，却以“道”包容了各家之长的崭新政治学说，将整个战国大规模政治社会解组之后对于秩序重建的渴望，十分清楚地表露出来，同时也替整个时代朝向一个一统的政治秩序预先作了理论上的铺路。譬如：《十六经‧观》中所说的“布制建极”未尝不是《四经》作者对于新秩序的另一个形式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