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听过朱学勤的报告会：大致的观点是：若父权主义主导下的政治在今天的中国得以贯穿、有可能会导致“王朝社会主义”的形成。以民生问题为例，在政治制度不触动的情况下我们改善民生问题，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现在很多官员也是希望这样。不过，中国在崛起之前，可以简单回顾一下德国的近现代史，德国在十九世纪的后半叶，崛起的速度远远超过今天的中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俾斯麦执政，他在位的时候，就做过一件事，不触动政治体制，改善民生的做法。在俾斯麦时期，俾斯麦和威廉一世两个人，出于贵族阶层对子民的体恤，亲手创建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帝国体制政治体制不能改革，这个结果就形成了什么呢？自上而下多次福利的王朝社会主义，德国普通民众对王朝的感恩。后来到希特勒时代，又变成国家社会主义，民生改善并且超过了俾斯麦时期。这样在国内就调动千百万民众对它的认同。二战时，以一国扫平欧洲无敌手，这么大的战斗力的原因就在于普通民众对于王朝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感恩涕零。最后把德国引到哪里去了呢？引向战争的深渊，不仅给整个世界造成了浩劫，也给本国人民造成了浩劫。
我们也不是说“王朝社会主义”就一定不好。但，如果有更好的范式，能够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岂不是更好？另外，由于二战时期的前车之鉴，西方已经把这种形式作为一种反动而加以遏止，因此发展起来必不会十分顺利。
回顾历史，我们知道有两个王朝非常具有代表性。一个是周，一个是秦。
周，外重内轻。
文王凤鸣歧山，建立大周，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统治四海，虽说“封疆建国”，但对四方诸侯并没有绝对的优势。周天子的地位是凭借单个或是几个诸侯无法挑战的。周天子是在诸侯之间的动态流动的平衡中拥有其统治地位。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是无法保持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因此也只有经营于地方。所以说周朝的外重内轻，一方面受到当时技术和物质条件限制，另外一方面，在没有一方诸侯打破平衡时，外重内轻的体制不仅可以保持稳定而且也促进了稳定。周朝的覆没，是由于个体之间的流动性完全丧失，体制内的外重内轻转变为体制外的外重内轻，平衡被打破，中央政权无力于庇护和维持个体之间的共存。
秦，外轻内重。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封建立郡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体制从地方分权到中央集权的改变。外轻内重，指的是对同一政权的中央和地方，而并非当时社会的整体结构。外轻内重非但没有保持统一，反而毁掉了万里长城的基业。如果秦用心于地方经营，也不至于二世而亡。但反过来说，正因为外轻内重，才帮助秦完成统一大业。因为只有力量集中于一点，才有可能逐步扫除六国的障碍。以一国之力挑战天下，纯属内线作战，若不能集于一，分而敌，如何能各个击破？
秦之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实也就是集权统一或各地分权的轮替。一直到今天的中国，政令出了中南海后，能否落实到地方，依然是理解中国政治的一个关键问题。然而，过去三十年来，中央集权的中国，经济成长率与国家竞争力远远超过民主分权的印度，又怎么说呢？表面上看起来，中国是因为中央集权、执政效率而进步神速，但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却认为，中国的经济之所以能快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分权，相互竞争的结果。因此，中国看似很中央集权，但在实际上，地方官员权力之大出我们想象。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中国在过去五百年落后西方的最主要原因，正是因为中央集权，制度与文化过度强调和谐一致，而丧失了创新能力，导致国家社会的衰败。当然这只是一面之词。
其实，分权或集权是个复杂的问题，不易清楚界定，也各有利弊，要看这个组织所面对的挑战是什么而定。集权的帽子下可以很分权；分权的形式下却又可以很集权。当然，集权或分权不能只在政治领域打转，还有经济、文化、社会等多元层面，就这个角度而言，目前国家的权力过度集中在党政系统。
组织理论的研究显示，当组织面对的不确定性愈高，愈须采取分权制度。以军事组织为例，军队平时非常的集权，以服从上级为天职，但在作战的时候，军人却可能要“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而采取比较分权的管理模式，此间的差异就是因为环境不确定所致。组织研究也证明，组织的技术愈复杂，愈须分权。大学运作技术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高中，因此，大学的管理就必须比高中分权。
如Skype、Google、亚马逊乃至于IBM、丰田等都处在技术日趋复杂，环境日益不确定的竞争环境，因此，他们必须采取分权制度。大致来说，企业主要的附加价值要是落在“微笑曲线”两端的研发或品牌而主，比较需要采取分权制。位居医疗软件产业牛耳地位的中联信息，也是一个以民主分权管理而闻名的企业。该公司的部门经理职位、软件开发项目等重要决策，都是透过企业内部市场机制运作而定，他们容许“在公司范围内，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可以做任何事”，但是，该公司也强调任何行为要检验最后的效果。因此，中联信息可以在分权民主的管理架构下，不致于陷入“无政府”状态。目前我国私人企业大多还是创业家主导的，老板集权管理是最常见的模式，中联信息在中国别树一帜的管理模式，最后成效如何，还有待时间证明。
简言之，集权或分权管理是个大的议题，必须视情境而定。权力如流水，高处流向低处：中央的集权总会流向地方的分权，从而形成事实上的外重内轻，在周表现为统一政权内部的流动，在秦则表现为政权对政权外部的流动。海纳百川，有容者便能汇集权力，从而形成新的力量中心，也就是事实上的外轻内重。外轻内重才能夺天下，定天下。权力永远没有稳定的形态，驾驭权力如同冲浪，依靠波浪的力量才能在水中徜徉。但波浪永远是捉摸不定的，潮起潮落，权力一旦发生偏移，既有的控制就不可阻挡的倾泻。偏移波浪的冲浪者，总会由于失去凭借而滑落。所谓掌权者事实上只有权力为唯一的依托，失去权力甚至偏移权力就意味着不存在还有什么别的力量能帮助恢复权力。二十一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是价值管理的时代。价值管理的核心是价值创造，价值创造的核心是创新，而创新则必然要求发挥价值创造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价值管理客观上要求放权而不是集权，信息的集中、集成并不意味着权利的集中和集成。总之，集中信息和分权管理日趋重要。
最后要说的，我们是以统一为善，为一切的出发点，这是立论的前提。对于一个政权来讲无所谓内重还是外重。但对于社会结构来说，外重内轻是极其危险的。外重可以有很多表现，几乎所有的形态都会招致恶端，唯独不包括体系内部政权的侧重。至于那些恶的外重，最恶者莫过于，在单一的宗教旗帜下，单一“民族”治下的单一“领土”，瓦解他无论从哪一个层面上开始都可以被认为是善的。
因此，不管是从“集权或分权”角度来讲,还是从“全球一体化”来说，中国未来或可会是“内周外秦”（周，外重内轻；秦，外轻内重）、“收放自如”的组织体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