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薄薄的《论语》中，孔子评价管仲的地方竟然有4次之多。

 

    管仲卒于公元前645，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也就是说在管仲死后近百年，孔子才出生，那么孔子又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位一百多年前邻国的政治家呢？

 

    显而易见，孔子对管仲的心理是矛盾的。一方面，正是在管仲辅佐下，公元前667年周天子赐齐桓公为伯，成为得专征伐的一方诸侯之长。作为春秋五霸之首，开启了令孔子这位理想主义的老人痛苦万分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周王朝礼乐制度由此全面崩溃。《论语·八佾第三》中记载了孔子对管仲“非礼”的抱怨：“孔子说：‘管仲的器量真小呀！’有人便问：‘管仲节俭吗？’孔子说：‘管仲家里有收来的大量的市租，家里管事的人员很多，都不兼职，怎么能说节俭呢？’‘那么管仲懂得礼吗？’孔子说：‘国君的门前设立一个照壁，管仲门前也和国君一样，设立一个照壁。国君接待他国君主宴饮时，在堂上设有放置空酒杯的台子，管仲也这样做。如果说管仲懂得礼那还有谁不懂得礼呢？’”（原文：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理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数百年后，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对此评价说：“管仲是世人所说的贤臣，然而孔子小看他，难道是因为周朝统治衰微，桓公既然贤明，管仲不勉励他实行王道却辅佐他只称霸主吗？”（《史记·管晏列传》原文：管仲，世所谓贤臣。然而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

 

    不错，在孔子的眼中，管仲的确又是一位伟大贤明、功勋卓著的政治家。《论语》中将管仲与子产并称，面对弟子们对管仲的质疑，孔子坚定的表明了自己维护管仲形象的立场。《论语·宪问第十四 》记载：

 

    “子路说：‘齐桓公杀了他哥哥公子纠，召忽因此而自杀，但管仲却没有自杀。’接着又说：‘管仲不能算是有仁德的人吧？’孔子说：‘齐桓公多次召集各国诸侯合盟，不使用武力，这都是管仲的力量。这就是管仲的仁德，这就是管仲的仁德。’子贡说：‘管仲不是仁人吧？齐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但没有以身殉主，还去为相辅佐齐桓公。’孔子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了混乱的天下，老百姓直到今天还享受到他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恐怕我们都会披散着头发，成为衣襟向左开的蛮族了。他难道象老百姓那样遵守小信，在山沟里自杀，也没有人知道的吗？’” （原文：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让我们沿时间之流回到管仲时代。公元前七世纪，东迁的周王室已经衰微到自顾不暇的地步，处于华夏文化圈北面的戎狄和南面的蛮夷交相进攻中原，华夏文明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管仲辅佐齐桓公建立起来的强齐不仅联盟了中原主要诸侯国，还打退了蛮族一次次进攻，没有像千年后的罗马帝国一样在蛮族入侵下陷入文明黑暗之中。所以孔子不禁感叹：如其仁，如其仁。

 

    管子为什么是真正的仁人呢？孔子给出的理由是“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不是靠军事手段，管仲是靠什么力量召集天下的呢？难道单纯依靠西汉大儒董仲舒所谓的“大信”、“大义”吗？显然不现实。（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篇》原文：齐桓挟贤相之能，用大国之资，即位五年，不能致一诸侯，于柯之盟，见其大信，一年，而近国之君毕至，鄄幽之会是也。其后二十年之间，亦久矣，尚未能大合诸侯也，至于救邢卫之事，见存亡继绝之义，而明年，远国之君毕至，贯泽、阳谷之会是也。）

 

    这里孔子为我们留下了一个难解的历史谜团，管仲治下的齐国不是靠军事手段号召天下，那么是靠什么手段呢？答案只能是：经济手段！

 

    就是司马迁所谓的：“管子设轻重九府，行伊尹之术，则桓公以霸。”（《太平御览》卷四七二引《太史公素王妙论》）

 

 

 

 

    “轻重九府”应是调节市场的九个国家经济管理机构，那么什么是“伊尹之术”呢？事实上他和管子的经济理论是联系在一起的，都是吸引天下财富的经济方法。《管子》轻重十六篇是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核心，其中《管子·地数第七十七》中就提到：“伊尹善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策”。《管子·轻重甲第八十》详细描述了所谓的“伊尹之术”：

 

    桓公说：“何谓吸引天下的财富？”管仲回答说：“从前夏桀时，女乐有三万人，端门的歌声，清晨的音乐，大路上都能听到；她们无不穿着华丽的衣服。伊尹便叫薄地无事可做的妇女，织出各种华美的彩色丝绸。一匹织物可以从夏桀那里换来百钟粮食。桀的国家是天子之国，但他不肯为天下大事忧劳，只追求女乐享乐，所以伊尹便取得了他的粮食并操纵了他的市场商品流通。这就叫作吸引天下的财富。”（原文：桓公曰：“何谓来天下之财？”管子对曰：“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譟晨，乐闻于三衢，是无不服文绣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绣篡组，一纯得粟百钟于桀之国。夫桀之国者，天子之国也，桀无天下忧，饰妇女钟鼓之乐，故伊尹得其粟而夺之流。此之谓来天下之财。”）

 

    “伊尹之术”是中国古典外贸理论最典型的案例，与西方15世纪至17世纪的重商主义累积金银相反，中国古典外贸理论以“得物为胜，得币为亏”，主张通过提高物价等手段，实现“以末易其本，以虚易其实”。具体策略常常表现为直接以金钱、工业品等（“末”）换取对方的基本商品（“本”，如粮食），或诱使对方国家发挥比较优势，摧毁其基础产业（管仲时代常指农业），攫取其人力物力资源，使之先丧失利权，后放弃主权——这简直与今天西方某些发达国家掠夺第三世界人力物力资源的方式如出一辙！

 

    在公元前81年那场深深影响中国历史的盐铁会议上，长期职掌西汉政府财政大权的桑弘羊在为自己的商业政策辩护时还引用管仲的事例，他在解释中国古典外贸理论时说：

 

    “从前，管仲筹策谋划辅助齐桓公成就了霸业，而纪氏由于只搞农业亡了国。如果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必须从事农业，那么舜就不应该去制作陶器，伊尹也不应当去当厨师。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应该是天下的东西贱时，我则使之价格高；天下人所轻视的商品，我却重视。用工商业品交易农产品，用无用的东西换取有用的。现在从山林川泽取得的财富，实行均输法所获得的积累，是为了施用轻重之法来役使天下的诸侯。汝、汉一带的金子，各地进贡的丝织品，可以引诱外国人和换取胡、羌的珍贵财物。用我们两丈丝绸，就能得到匈奴的很多贵重物品，从而减少了他们的财物。这样，骡、驴、骆驼就可以成群结队地进到边塞之内，各种良马也都变成了我国的牲畜，鼠皮、貂皮、狐貉等各种贵重皮料，彩色的毡子，有花纹的毯子将充满皇宫里的仓库，璧玉、珊瑚、琉璃也都成了我国的宝贵物品。这样，外部的各种物品源源不断地运进来，而内地的财物不外流。外族的东西运进来，国家财用就充足，自己的财物不外流，人民家用就丰足。”（《盐铁论·力耕第二》原文：昔管仲以权谲霸，而纪氏以强本亡。使治家养生必于农，则舜不甄陶而伊尹不为庖。故善为国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虚易其实。今山泽之财，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鼲鼦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

 

    纪氏之国只顾发展生产，不能掌握有效的外贸理论，导致利权来失，国家灭亡的惨痛教训是如此深刻，以至于成书于战国的《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中也提到这件事，其目的不过是告诉人们，善治天下者，必须严守高价流通政策，这样各诸侯国就无法泄散本国的粮食。（《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原文：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泄矣。）

 

    《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中借管子之口说：“从前，纪氏的国家就是加强农业节约开支的，但粮食丰富而不能经营管理，粮食便四下外流而归于天下各国。这样，纪氏虽加强农业节约开支，但不能经营管理，恰恰使他的百姓粮食外流净尽而成为他国的俘虏。因而他自己也国亡而无处容身。所以说单纯强本节用只能使经济情况更好些，而不能保证不亡。所以善于主持国家的，总是在各国物价降低时，我则使它提高；各国轻视此种商品时，我则重视；各国市场供过于求时，我则通过囤积使之供不应求。这样就可以号召天下了。” （昔者纪氏之国强本节用者，其五谷丰满而不能理也，四流而归于天下。若是，则纪氏其强本节用，适足以使其民谷尽而不能理，为天下虏。是以其国亡而身无所处。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为存，故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

 

    请注意，这里的“谨守重流”不是盲目的高价政策，还要和各国的物价保持齐准，防止别国倾销。《管子·山权数第七十五》上说：“物价的水平则要与别国保持一致。因为商品价格偏高，别国就来倾销射利；商品价格偏低，物资会泄散外流。所以要注意比价一致。物资泄散外流，就等于本国失权；被人射利，就等于本国失策了。”（原文：物重与天下调。彼重则见射，轻则见泄，故与天下调。泄者，失权也；见射者，失策也。）《管子?乘马数第六十九》也强调，除非天下统一为一个国家，否则一定要注意本国商品的物价政策，不能过低或过高。

 

 

 

    中国古典外贸理论的总原则可以用“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概括，就是说一方面要尽力避免本国财物外流，另一方面又要吸收外国财物的不断输入，关键在于物价不能低于其他国家，“谨守重流”。“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语出《管子·地数第七十七》，文中还提到人为抬高本国特有资源价格以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上面引用齐桓公与管子的对话说：

 

    “桓公对管仲说：‘我要保住国内资源，不被天下各国捞取，反而要外取于天下，可以么？’管仲回答说：‘可以。水流激荡则流势湍急，征收的号令急则物价上升。先王就是掌握号令的缓急，对内据守国财而对外取之于天下的。’桓公继续问管仲说：‘他们是怎么做的？’……（管仲回答说）楚国有汝、汉所产的黄金，齐国有渠展所产的盐，燕国有辽东所煮的盐。运用这三者也可以相当于武王的理财之法。一个十口之家就有十人吃盐，百口之家就有百人吃盐。关于吃盐的数量，每月成年男子近五升，成年女子近三升，小孩近二升。如每升盐价提高半钱，每釜就增加五十钱；每升提高一钱，每釜就是百钱；每升提高十钱，每釜就是干钱。君上若下令砍柴煮盐，征集起来使之达三万钟，阳春一到，就可以在盐的时价上取得收入了。’桓公说：‘何谓在盐的时价上取得收入？’管仲回答说：‘在阳春农事开始时，命令百姓不许筑墙垣，修坟墓，大夫不可营建宫室台榭，同时也命令北海居民一律不准雇人煮盐。那么，盐价必然上涨四十倍。君上用这涨价四十倍的食盐，沿着黄河、济水流域，南运到梁、赵、宋、卫和濮阳等地出卖。粗食无盐则人们浮肿，保卫自己国家，用盐特别重要。君上通过砍柴煮盐以取得收入于天下，那么，天下就无法削弱我们了。’” （原文：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守国财而毋税于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对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号令之徐疾，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矣。”桓公问于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对曰：“可。夫楚有汝汉之金，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此三者亦可以当武王之数。十口之家，十人咶盐，百口之家，百人咶盐。凡食盐之数，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妇人三升少半，婴儿二升少半。盐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泲水为盐，正而积之三万钟，至阳春请籍于时。”桓公曰：“何谓籍于时？”管子曰：“阳春农事方作，令民毋得筑垣墙，毋得缮冢墓；丈夫毋得治宫室，毋得立台榭；北海之众毋得聚庸而煮盐。然盐之贾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贾，修河、济之流，南输梁、赵、宋、卫、濮阳。恶食无盐则肿，守圉之本，其用盐独重。君伐菹薪煮泲水以籍于天下，然则天下不减矣。” ）

 

 

    近年来，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铁矿石进出口量猛增，于是一些出产铁矿石的国家（其背后是美日等大国的财团）就通过大幅度涨价的办法获取额外利润，2008年度铁矿石基准价格又上涨65%。谈判是由新日铁和韩国浦项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谈定的，中国企业连发言权都没有；稀土由于具有许多优异的光、电、磁等物理特性，能与其它元素组成品种繁多、用途各异的新型材料，已成为高科技和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战略资源。我国稀土产品供应量占全球总需求量的85%以上，早就有“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的说法。但近年来却廉价乱采乱卖，直到2007国家才开始将稀土生产计划由指导性调整为指令性——不知中国人的经济学家何日才能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美梦中苏醒过来，也像2600年前的管仲一样冷静地看待市场经济，理性地驾驭市场经济。

 

    《管子·轻重戊第八十四》有多条通过有意识地提高它国某种产品的价格，让其发挥产业比较优势，诱使之放弃本业农业生产，造成单一经济的局面，借以颠覆别国的经济案例。比如提高绨价以颠覆鲁、梁，提高茈价以颠覆莱、莒，提高鹿价以颠覆楚国，提高狐白之价以颠覆代国，提高器械之价以颠覆衡山等等。在他国 “以钱为纲”，放弃本业全力追逐利润时，在本国则广积粮食。等到别国的粮食感到缺乏，而本国的谷物又不准自由买卖，别国的人民为了取得粮食的供应，就不得不相率归顺了。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中国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是通过主动降低本国产品价格，主动发挥比较优势，主动放弃战略产业的，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工厂。据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24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1．53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3．3%。外汇储备大幅增加意味着我国物质资源的净输出，结果必然导致是中国利权不保！

 

    事实上从解放后一直到八十年代末，人民币的价值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比如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率，1950年1美元合人民币2.75元，1985是1美元合人民币2.9367元，进入九十年代，人民币价格人为狂跌，1996年达到1美元合人民币8.3142元，贬值数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前几年。在“天下高我低”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收获绿色纸片，失去财富。

 

    就像《管子·轻重丁第八十三》中所说的那样：“天下高我独下，必失其国于天下。”《管子》一书的作者举例说，从前莱国擅长染色工艺，紫色的绢在莱国的价钱一纯只值一锱金子，紫青色的丝绦也是一纯值一锱金子。而在周地则价值十斤黄金。莱国商人知道后，很快把紫绢收购一空。周国却拿出票据作为抵押，从莱国商人手里把紫绢收购起来，莱国商人只握有等于货币的票据。这是莱国自己失掉了收集起来的紫绢，而只好用票据收回钱币了。因此，可以利用就要利用，可以掌握就要掌握，这就是周人利用外国来控制外国的情况。（原文：昔莱人善染。练茈之于莱纯锱，緺绶之于莱亦纯锱也。其周中十金。莱人知之，闻纂茈空。周且敛马作见于莱人操之，莱有推马。是自莱失纂茈而反准于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

 

    从任何意义上说，我国目前1．5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所需要的外汇数量，难道我们也只能像莱人那样手里攥着准币的票据而无可奈何吗？美国采购商曾经为能以几乎为零的价格在中国买袜子感到兴奋，现在美国政府又要中国人民币升值了，中国该何去何从？因为中国提高价格必然会打击沿海出口企业，不提高又会使利权不断丧失。面对这个两难的困境，看来国人真的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与决心了。不仅在具体经济政策上，而且在经济指导思想上也要这样。

 

    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个看似荒诞的问题：除了那一大串定义和数学公式，二十多年来引入西方经济学带给我们的是智慧还是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