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编辑朋友寄来2008年5月10日秦晖在《中国的人心与文化》出版座谈会上的一篇发言，题目是《中国的人心与法家、儒家》，我满怀兴趣的看了，看完后，怒不可遏。

一个识汉字的中国学者，有幸站在清华大学的讲堂上，怎么能这样信口雌黄！误导公众！良心何在！

我只有一句话——秦晖！住嘴！

冷静下来，还是决定写点东西。依法表达言论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作此文的目的不是为睹上秦晖到处胡念“自由主义经”的嘴，而是让公众明白中国古典政治理论法家究竟是什么？

法家政治中没有性恶论

秦晖认为法家和西方都讲性恶论，但法家依性恶论设计制度是为了制约老百姓，防止百姓侵害皇权，而西方依性恶论设计制度是为了限制皇权，保障民权。

西方文化传统中有性恶论，中国当然就应该有，法家是也，这就是秦晖的逻辑！请问，秦晖先生，法家什么时候讲性恶论了，从《逸周书》到《韩非子》，中国古典政治不都是讲人皆趋利避害的人情论吗？西方有的东西，中国就要有，美国有密西西比河，中国就不准有黄河——西方有奴隶社会，中国就要有奴隶社会，西方有性恶论，中国也要有性恶论，哪有这个道理！难道您就是这样作学问，然后在大学里教自己的学生吗？

在人情论的基础上，中国建立了符合本土特点的政治法律体系。《韩非子》中将因人趋利避害之性而行赏罚称为“二柄”，认为代表国家整体的最高领袖依法赏罚是正常政治秩序的保证，假如赏罚的权力被人任意使用，就会造成人治和社会秩序的混乱。两千多年前《韩非子·二柄第七》中说：

明君用来控制臣下的，不过是两种权柄罢了。两种权柄就是刑和德。什么叫刑、德？杀戮叫做刑，奖赏叫做德。做臣子的害怕刑罚而贪图奖赏，所以君主亲自掌握刑赏权力，群臣就会害怕他的威势而追求他的奖励。而现在的奸臣却不是这样。他们对所憎恶的人，能够从君主那里取得权力予以惩罚；对所喜爱的人，能够从君主那里取得权力予以奖赏。假如君主不是让赏罚的威严和利益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听任他的臣下去施行赏罚，那么全国的人就都会害怕权臣而轻视君主，就都会归附权臣而背离君主了。这是君主失去刑赏大权的祸害。老虎能制服狗，靠的是爪牙。假使老虎去掉它的爪牙而让狗使用，那么老虎反而会被狗所制服。君主是要靠刑德来制服臣下的，如果做君主的丢掉刑赏大权而让臣下使用，那么君主反而会被臣下所控制了。（原文：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故世之奸臣则不然，所恶，则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爱，则能得之其主而赏之；今人主非使赏罚之威利出于已也，听其臣而行其赏罚，则一国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归其臣而去其君矣。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释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则虎反服于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

十七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中国建立在人情论基础之上的法律制度高度赞美，因为中华法系不仅因人避害用以惩恶，还因人趋利而奖善，而现代西方国家的法律以及中国西化的法律体系直到今天还没有能够建立起完整的奖善制度。两百多年前伏尔泰写道：

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若是出现一桩罕见的高尚行为，那便会有口皆碑，传及全省。官员必须奏报皇帝，皇帝便给应受褒奖者立牌挂匾。前些时候，一个名叫石桂（译音）的老实巴交的农民拾到旅行者遗失的一个装有金币的钱包，他来到这个旅行者的省份，把钱包交给了知府，不取任何报酬。对此类事知府都必须上报京师大理院，否则要受到革职处分；大理院又必须奏禀皇帝。于是这个农民被赐给五品官；因为朝廷为品德高尚的农民和在农业方面有成绩的人设有官职。（伏尔泰，《风俗论》，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1月，第251页）

在同一书中，伏尔泰也和与他同时代的魁奈一样，抨击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关于中国社会是专制社会的论断，他认为孟德斯鸠只看到了中国政治的表面现象，伏尔泰说：

看到一些人跪拜，便认为他们是奴隶，而接受人们跪拜的那个人必定是1．5亿人生命财产的绝对主宰，他一人的旨意便是法律。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这正是我们将要讨论的。这里我们只须指出：在帝国最早时代，便允许人们在皇宫中一张长桌上写下他们认为朝政中应受谴责之事，这个规定在公元前2世纪汉文帝时已经实行。（伏尔泰，《风俗论》，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1月，第249页）

法国重农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将专制君主分为合法的专制君主和为所欲为（不合法）的专制君主，前者是指执行法定绝对权力的统治者，后者指篡夺专制权力的统治者，执政不论好坏，其政府都不受基本法则的保护。他认为：“中国的制度系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执行这些法律，而他自己也审慎地遵守这些法律。”（弗朗斯瓦·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4页）

法家“弱民”不是“强迫所有人都作恶”

孟德斯鸠还能根据社会表面现象作出自己的判断，而甲午战争以后太多中国学者只能根据西方人贬低中国的观点作判断了，人云亦云似乎代表了学术上的“政治正确”。到了秦晖那里，法家政治不再是成就中国千年辉煌的伟大制度，却成了“强迫所有人都作恶”的制度。首先是皇权绝对专制，没有任何制约。

前面我们说过，中国的政治哲学基础是趋利避害的人情论，皇帝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他自己也是普通的人，也趋利避害，当然希望自己的国家治理的好。如果我们把权力比作筷子，筷子插进喉咙可以致死，为什么秦晖还用筷子吃饭呢？就是因为秦晖也是人（黄皮白瓤“香蕉人”），也要遵守趋利避害的人情论。

韩非子进一步指出，只要依法行使公共权力，社会就会治理的好，如果等待尧舜那样的贤者圣人出现再去治理国家，那么千年也遇不到一个，而像桀纣那样随意破坏法制的人，也是千年遇不到一个的，所以法治只需要中等水平的人就能治理好国家。韩非子反复强调中主抱法处势而治的政治思想：

放弃法术而凭主观办事，就是尧也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不要规矩而胡乱猜测，就是奚仲也不能做好一个轮子；废弃尺寸而比较长短，就是王尔也不能做到半数符合标准。假如中等才能的君主遵循法术，笨拙的匠人掌握规矩尺寸，就会万无一失了。做君主的能去掉贤人、巧匠也办不成事情的做法，奉行中主、拙匠都万无一失的做法，人们就会竭尽全力，功名也会建立起来。（《韩非子·用人第二十七》原文：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贤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万不失，则人力尽而功名立。）

掌握法度、据有权势就可以使天下太平，背离法度、丢掉权势就会使天下混乱。假如废弃权势、背离法度，专等尧、舜出现才使国家太平，这就会一千世混乱，然后才有一世太平。掌握法度、据有权势，等待桀、纣，桀、纣出现才使国家混乱，这就会一千世太平，然后才有一世混乱。依此而论，太平一千世才有一世混乱，和混乱一千世才有一世太平相比，就像骑着千里马背道而驰，相去是非常远的。（《韩非子·难势第四十》原文：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且夫治千而乱一，与治一而乱千也，是犹乘骥、駬而分驰也，相去亦远矣。）

我们不是说建立在人情论基础上的中国古典政治制度是完美无缺的。秦国、西汉长期都是法治社会，还是出了秦二世、汉元帝这样的“将筷子插进喉咙”的最高领袖，秦二世更改了秦律，在督责之术指导下使秦法成了暴法；汉元帝将儒家德治引入，结果真如他父亲汉宣帝所预言的那样汉家逐步败亡了。

笔者认为，西方民主制度给我们的最大启迪就是，在取消落后的政治世袭制的同时，在制度上实现了对国家最高领袖的有效制衡，很难想象美国总统会像秦二世、汉元帝那样随意更改国家的根本法律制度；但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也有不足，就是他们的权力制衡是建立在一个阶层之内，而不是像中国古典政治一样建立在社会不同阶层的平衡之上。这应与东西方的思维方式有关，中医和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都主张动态平衡（阴阳平衡）思想，在中国人心目中，一个阶层垄断政权，无论是“民主”和“君主”，都是危险的，西周初年的政治思想家将之总结为“敬德保民”，并指出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从整体角度来论述君与民的关系。 

一位华盛顿的政客曾私下对我的一个美国朋友说，总统年年换，我们这些人却是铁打的营盘——资本垄断政治权力，这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痼疾，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照抄。

为了实现不同阶层的平衡，法家提出了“弱民”主张。秦晖在这个问题上简直是“学术愤青”。他甚至解释说：“所谓善治国者，必强国弱民，要使老百姓变得非常糟糕，这种状态才是很好的东西。如果你是坏人，那么你帮皇上为虎作伥，欺负老百姓，法家当然觉得好。如果你是好人，不帮皇上这样欺压老百姓，也不行。”我们怀疑，秦晖是否读过法家关于弱民问题的论述，否则中国最著名学府的教授不应该这样胡说八道。

法家“弱民”是使社会所有阶层都依法行事，防止任何一个阶层垄断国家政权（公元前81年西汉盐铁会议上桑弘羊所谓“绝兼并”是也），真正实现“用必加于功，赏必尽其劳”的社会功勋制，按社会贡献的大小分配资源。《商君书·弱民第二十》对这个问题论述甚详，上面说：

人民不敢抗拒法律，国家就强，人民敢于触犯法律，国家力量就弱，所以治理得法的国家一定要使人民不敢抗拒法令。人民朴质，就不敢触犯法律；民众放纵就敢于恣意妄为。不敢触犯法律就会守法。人民守法，就听众役使；任意而行就不受控制。所以说采取强民政策以去除不守法的民众国家力量就弱；采用弱民政策以去除不守法的民众，国家力量就强。（原文：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故曰：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

《商君书》的作者还认为，农民、商人、官吏各个阶层要为整个社会服务，而不是寄生于社会或绑架整个社会。正是中国古典政治百姓均平的思想，使中国长期以来没有像现代西方国家一样陷入政治上的军国主义和经济上的殖民主义，军事工业集团和商业金融力量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垄断过国家政权。上面说：

农民、商人、官吏，这三种人是国家有经常职业的人。农民耕恳土地，商人贩卖货物，官吏治理人民……农民有了太多剩余的粮食，于是成年安逸享乐。商人获致了太大的利润，贩卖华丽、玩好的物品，于是对于日用必需物品发生了不良的影响。官吏虽然设置了，而不肯为国家出力，思想行为成为国家和人民的病害。（《商君书·弱民第二十》原文：农、商、官三者国之常食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法民……农有余食，则薄燕于岁；商有淫利有美好，伤器；官设而不用，志、行为卒。）

只有依法行政，赏罚分明，使人民与国家同心同德，才能实现国家的真正强大。《商君书·弱民第二十》论证说：

明君任用他们的臣下，任命一定要充分体现他的功绩，奖赏一定要及于他的所有功劳。国君使臣民相信这一点就像相信日月运行有规律一样，那样就无敌于天下了。离娄能看到秋毫之末而不能将他的明目给旁人；乌获能举起千钧的重量却不能把他的神力给予旁人。圣贤在才能方面也不能给予旁人。当今掌握政权的人都想成为圣人，那就要实行法治了。舍弃法度治理国家好比负重远行而没有牛马，又如想渡过大河而没有船。（原文：明主之使其臣也，用必加于功，赏必尽其劳。人主使其民信此如日月，则无敌矣。今离娄见秋豪之末，不能以明目易人；乌获举千钧之重，不能以多力易人；圣贤在体性也，不能以相易也。今当世之用事者，皆欲为上圣，举法之谓也。背法而治，此任重道远而无马、牛，济大川而无舡、楫也。）

法家政治中的萧何是“好人”还是“坏人”

秦晖举出的法家弱民政策“逼良为娼”的案例是萧何自晦一事。事情发生时西汉初年，大汉政权尚不稳固，百废待兴。萧何自晦事实上是明哲保身之举，其自晦的手段，就是秦晖所说的作“恶”是用低价、赊借等手段买百姓的田，在当时的阶层制衡体制下，政治纠错能力比纠正美国总统小布什误导公众进行打伊拉克并不慢。

丞相干了坏事，百姓告发；皇帝决策，官员纠正；丞相职责一方面对皇帝负责，一方面治理百官。其中国家最高领袖、官员（包括卫尉和相国）、百姓之间的制衡关系在其中演绎得淋漓尽致——真实的历史远远不是秦晖所描述的情况。为正视听，我们不防引述《史记·萧相国世家》中的记载：

汉十二年（前195）的秋天，黥布反叛，高祖亲自率军征讨他，多次派人来询问萧相国在做什么。萧相国因为皇上在军中，就在后方安抚勉励百姓，把自己的家财全都捐助军队，和讨伐陈豨时一样。有一个门客劝告萧相国说：“您灭族的日子不远了。您位居相国，功劳数第一，还能够再加功吗？您当初进入关中就深得民心，至今十多年了，民众都亲附您，您还是那么勤勉地做事，与百姓关系和谐，受到爱戴。皇上之所以屡次询问您的情况，是害怕您震撼关中。如今您何不多买田地，采取低价、赊借等手段来败坏自己的声誉？这样，皇上的心才会安定。”于是萧相国听从了他的计谋，高祖才非常高兴。高祖征罢黥布军队回来，民众拦路上书，说相国低价强买百姓田地房屋数量极多。高祖回到京城，相国进见。高祖笑着说：“你这个相国竟是这样‘利民’！”高祖把民众的上书都交给相国，说：“你自己向百姓们谢罪吧。”相国趁这个机会为民众请求说：“长安一带土地狭窄，上林苑中有很多空地，已经废弃荒芜，希望让百姓们进去耕种打粮，留下禾秆作为禽兽的饲料。”高祖大怒说：“相国你大量地接受了商人的财物，然后就为他们请求占用我的上林苑！”于是就把相国交给廷尉，用镣铐拘禁了他。几天以后，一个姓王的卫尉侍奉高祖时，上前问道：“相国犯了什么弥天大罪，陛下把他拘禁得如此严酷？”高祖说：“我听说李斯辅佐秦始皇时，有了成绩归于主上，出了差错自己承担。如今相国大量地收受奸商钱财而为他们请求占用我的苑林，以此向民众讨好，所以把他铐起来治罪。”王卫尉说：“在自己职责范围内，如果有利于百姓而为他们请求，这确是宰相分内的事，陛下怎么怀疑相国收受商人钱财呢！况且陛下抗拒楚军数年，陈豨、黥布反叛时，陛下又亲自带兵前往平叛，当时相国留守关中，他只动一动脚，那么函谷关以西的地盘就不归陛下所有了。相国不趁着这个时机为己谋利，现在却贪图商人的钱财吗？再说秦始皇正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错而失去天下，李斯分担过错，又哪里值得效法呢？陛下为什么怀疑宰相到如此浅薄的地步！”高祖听后不太高兴。当天，高祖派人持节赦免释放了相国。（原文：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上心乃安。”於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上罢布军归，民道遮行上书，言相国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上至，相国谒。上笑曰：“夫相国乃利民！”民所上书皆以与相国，曰：“君自谢民。”相国因为民请曰：“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稿为禽兽食。”上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乃下相国廷尉，械系之。数日，王卫尉侍，前问曰：“相国何大罪，陛下系之暴也？”上曰：“吾闻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与。今相国多受贾竖金而为民请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系治之。”王卫尉曰：“夫职事苟有便於民而请之，真宰相事，陛下柰何乃疑相国受贾人钱乎！且陛下距楚数岁，陈豨、黥布反，陛下自将而往，当是时，相国守关中，摇足则关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国不以此时为利，今乃利贾人之金乎？且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李斯之分过，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浅也。”高帝不怿。是日，使使持节赦出相国。）

话说回来，假如法家真是“强迫所有人都作恶”的制度，那么实行齐法家核心黄老之术的西汉可能没有谁比萧何干的坏事更多。秦晖可能是这样作梦的，但数千年来，上至皇族下至普通百姓都对萧何充满了敬仰，千年祭奠不衰。明朝中期湖南官吏刘威曾写下《谒萧何墓》一诗云：“半世悠悠刀笔场，偶持文墨事高皇。入关独解收秦籍，略地先能绝楚粮。指示功勋高一代，定来法律胜三章。临终更笃曹参代，万古忠心日月光。”

中国未来必须建立在中国历史的根基之上，我们不能忘记那样为中华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们，他们已经融入我们的文化血液之中。在此，让我们穿越悠悠千载红尘，遥祭依秦律制定汉律的萧何，是他奠定了强汉的国魂——将中华法系和中华文明推向了历史的峰巅！

读罢秦晖的文章，到处都是千年历史积累的谎言和迷信西方产生的无知。事实上在汉以前，秦汉法家制度为世人所称赞，今天我们读《战国策》、《荀子》、《韩非子》等典籍还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当时的政治观察家普遍认为是法家制度实现了社会大治，路不拾遗，而不是如秦晖所说强迫所有人作恶。汉代儒家为了垄断中国古典学术才刻意攻击法家及其他诸子百家，秦晖只不过拾儒家的牙慧而已！

秦晖这些人在讨论中国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时大体用原始（朴素）、专制、落后、愚昧来概括，反之，谈西方时则眉飞色舞，全变成了现代（有时用“后现代”）、民主、自由之类。不要再让这种充满偏见的、非理性的态度污染中国学术了——否则，我们真的对秦晖只能说一句话了，那就是：

闭嘴！

 

附文：中国的人心与法家、儒家（文/秦晖）

　　这本书我很认真地看了，朱先生从法家着手分析（中国的人心），我觉得是很对的。因为中国儒家的东西虽然被说得很厉害，但是儒家既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也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坏。儒家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中国人说说而已，并不是做的。人们经常做的要么就是法家的那套，要么就是道家的那套，像犬儒主义。

　　这里涉及到所谓虚伪问题，很多人都讲中国文化很虚伪，"五四"经常讲伪道学，那个时候大家都骂伪道学、伪君子，所以有些人就非常乐意以真小人来标榜，什么"和尚打伞"、"娘要嫁人"之类，的确显示出所谓反对虚伪的一种心理。

　　其实我觉得虚伪很难说是一种文化现象，因为我们说什么虚伪呢？说儒家虚伪？其实我觉得所谓虚伪无非就是——最经典的一个表述是"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与其说是跟文化有关系，（不如说）就是跟敢不敢讲的文化氛围有关系。我们看到神权专制的时代，基督教也是很虚伪的。1949年以后，我们感到很多无神论者也是很虚伪的。老实说，如果有一种环境是使人不能说真话、只能说假话，那不管是什么文化下，人都会变得很虚伪。如果有正常的、基本言论自由的社会，虚伪当然可以减少一些，但是这只是"虚伪"的一个层面。

　　另一个层面，即使是高度自由的社会，仍然有虚伪的一面，因为不管是人，就连动物都是具有表演欲望的，人们总希望别人看到的自己比实际上的自己要更好，就连孔雀都还会开屏，所以虚伪有时候也变为一种权利，隐私权，我们就假定真实的东西有权利不让人知道，我们有权利让人知道好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这也叫做虚伪，而且这种虚伪到底在哪种文化中最发达，也的确很难说，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包括一切化妆、整容，本来你没那么漂亮，要搞得那么漂亮，本来没有那么高尚，你要让人觉得你那么高尚，这某种意义上都是虚伪。

　　但是我觉得同样是虚伪有两种很大的不同，我们通常讲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其实这两者有很大的区别。比如我刚才讲到"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大家知道，肚子并不是思维的器官，实际上是一脑子男盗女娼，但是这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脑子的男盗女娼，这个事情真的有那么严重吗？老实说，如果不好的想法仅仅是存在于脑子里头，我觉得，第一别人是没法知道的，因为脑子里的东西谁知道呢，谁也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你脑子里是不是男盗女娼，谁也不知道，根本是没法度量的东西。第二即使真有些不好的念头，如果仅仅是念头的话，那么也不会给社会造成太大的问题。我们经常讲的问题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满嘴的仁义道德，成天做男盗女娼，这问题就比较大了。因为这个问题不光是念头的问题，而是行为了。这个行为，真正的一个社会很糟糕的现象，是很多人满嘴的仁义道德，成天做男盗女娼，倒不是说他脑子里头想不想的问题。

　　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对于有些人，实际上内心不见得就有那么高尚，但是在有一些情况下，内心不那么高尚的人，就不能做那些太糟糕的事情，而只能做那些比较好的事情。也就是说这种社会会提供"为善"的环境，使得很多人哪怕心里并不那么善，但是也必须做一些善事，而不能做恶事。我觉得这就是对权力进行制约的社会，这样的一些社会里面，很多人是不是真的就那么圣洁，也很难说。有一些人，比如我们说民主制度下其实人们也是很虚伪的，政客整天讲很冠冕堂皇的话，但实际上他们的真实生活或者真实想法，比如有人说克林顿就是个伪君子，或者谁谁谁是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现象一点也不奇怪。但是我觉得制度的长处恰恰就在于，它可以依靠一种权力制约，依靠一种保障民权的措施，使得很多哪怕内心不那么高尚的人也不能做不高尚的事，而只能做高尚的事。像这样的一种现象，有人说是伪善，这其实以前已经有人指出过，如果说这是伪善，那么这是社会非常可贵的一种机制。而且这种伪善和真善之间也没有截然的界限。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环境，使内心比较邪恶的人也不能不伪善，而且必须一直伪善下去，他一作恶马上就被人抓住，久而久之这个伪善成为一种习惯，也就成了真善了。所以说，其实伪善是一个社会很重要的功能，因为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人都是圣人，而且往往都假设任何人都是不完善的，而且也有权力不完善，我们也没有权力要求别人去做圣人，但是我们要求的是每个人的行为必须要受到制约，尤其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更是需要受到制约的。

　　我们现在经常讲的伪善，指的就是缺少这样一种制度，比如说，有些人说儒家口头上讲得很好，但实际上做得很差。那么我觉得这很可能不是儒家文化本身的问题，换一种文化，基督教乃至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等，都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中国社会中，最可怕的伪善不是这种伪善，最可怕的虚伪还不是这样一种虚伪，而是中国文化中实际上培养人们有一种虚伪，就是何家栋先生提到的，叫"为恶"，有一种制度迫使人作恶。哪怕这个人内心并没有那么恶，也要表现出比较邪恶，如果不作恶，他就没法生存。

　　所以我觉得，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个问题不大。但是这个社会要防止满嘴的仁义道德，整天做男盗女娼。我觉得像这样的现象，主要不是文化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我们现在讲的这种思想文化，恰恰是法家思想，是一种最明显的带有这种趋向的。我经常听到很多人讲，说儒家不如法家好，说儒家虽然（好听的道德）讲得很多，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而法家就是敢于很坦率地讲性恶论，这种坦率，实际上蕴含了满嘴的男盗女娼。满嘴的男盗女娼也不一定是问题，但问题是这个法家的制度造成了不仅满嘴的男盗女娼，而且实际上也做男盗女娼，而且使得一些不愿男盗女娼的人也不得不男盗女娼。比如说我们经常讲西方的性恶论，和法家的性恶论相比，都是说人是自私的，但是进行制度设计的时候，对人心要自私的时候，是在两个方向上加以制约，比如在现在的政治制度下，首先要假定保证民权的，如果要保证民权，又认为每个人都可能有自私的愿望，当然采取的是制约掌权的人，尤其是制约皇上，通过这种办法来使大家即使不那么高尚，但也要做好事不要做坏事。西方所谓的性恶论只是一种预设，所谓预设就是实际上并不是这些人真的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小人，不可能有君子。这只是一种可行的制度安排，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所有的人都是善人的基础上，而宁可假定这些人是有可能作恶的。如果这种制度可以使是良心不那么好的人不做恶事，也就是说好人可以表现的更好，这是权力制衡的指向或者目的。

　　法家不一样的，法家从人性恶推出来一点：所有人都会毁坏皇权，因此把所有人的权力都剥夺了，使他没有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这样一种东西也是制约，这个制约主要是制约老百姓，为了防止对皇权的一种侵害。很多法家假定这些人都要作恶的，而且不仅假定这些人要作恶，他往往也认为这些人——这不是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也是应该要作恶的。因为按照法家的说法，什么人最容易控制呢？就是那些既贪财又怕死的人，贪财可以赏你，怕死可以罚你，假如天下都是既贪财又怕死的人，这个国家就好治理，不贪不怕，这个天下怎么治理得好？韩非子恰恰就认为，如果这样就坏了，他说如果有一些人既不怕死也不爱钱，那我怎么能控制他，我要赏他他也不图我赏，我要罚他他也不怕罚，那这样的人不就有造反的嫌疑吗。他说对这种人我们一定要把他灭掉。

　　我们看到历代都标榜清官，但我们整套制度，包括皇上的真实想法，实际上不怎么喜欢清官，尤其是不喜欢自以为清廉一世不把皇上放在眼里，类似于海瑞那样的人。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种现象，是历代不觉得的一种现象，就是所谓的伪恶。法家有这样一种假设，你不是这样，反而是有危险的。这和西方的性恶论是不一样的，西方的性恶论设置了一些限制，即使你不高尚也不能做不高尚的事。法家的制度设置是什么？如果你是坏人，你就可以为皇上做坏事，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为皇上整老百姓，这一点法家是讲得很清楚的。所谓善治国者，必强国弱民，要使老百姓变得非常糟糕，这种状态才是很好的东西。如果你是坏人，那么你帮皇上为虎作伥，欺负老百姓，法家当然觉得好。如果你是好人，不帮皇上这样欺压老百姓，也不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所谓的坏人也不能做坏事，好人就可以做更好的事。这种虚伪的特点是，坏人不用说就会做坏事了，好人也必须做坏事。这种事情我们就看到好多，比如大家可能都知道的一个例子：汉高祖刘邦在外面打仗，萧何当丞相，这个萧何挺廉洁奉公，老百姓对他评价也不错，于是刘邦就听到很多人讲萧何的好话，萧何如何如何廉洁，如何如何勤政等等。刘邦就很不高兴，萧何听到有这种传闻就吓坏了，他就伪恶了一把，马上反其道而行之，搞得老百姓向刘邦告状，说萧何不好，刘邦就很高兴。

　　其实制度最糟糕的一种虚伪是强迫人作恶的虚伪，你就是不想作恶，他也强迫你作恶。而且正如伪善和真善之间没有真正的界限一样，伪恶和真恶也没有真正的界限，一个人原来还是有良心的，但是整天做没有良心的事情，我们一开始说这叫做违心的事情，但做惯了就把作恶习以为常了。所以法家鼓吹的那一套东西，要说虚伪也非常虚伪，并不见得比儒家要更好，但是这种虚伪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法家提倡的虚伪其实就是一种伪恶，强迫所有人都作恶。我们中国，老实说，所谓儒家的虚伪当然是存在的，但是这个东西反映在行为层面，主要是制度因素造成的，和文化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法家所鼓吹的虚伪才真正是非常要命的，因此我觉得朱建军先生分析中国人心，从法家入手是很对的。

　　我在这里要讲一讲，老实说到底什么东西叫做文化，这是我非常怀疑的一件事情。我们通常讲的所谓文化，和我们所谓的民族性真有关系吗？老实说我是相信中国人和西方人是不一样的，在有同等选择权力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比如中国人喜欢吃中餐，西方人喜欢吃西餐，这一点人们就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有时候就不尽然，我们往往混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问题，就是能否选择和选择什么，我觉得选择什么的确是文化，但是能否选择，你就不能说是文化了。而且在这个方面也没有什么民族性的差别可言，关于这一点，我觉得五四运动的时候，陈独秀有一次提到一个事，我觉得说得很精彩。陈独秀反对严酷的父权，于是当时有比较保守的人就骂陈独秀，说你在那里毁灭我们的传统文化，说中国人是讲孝道，是讲百善孝为先，但是你陈独秀在提倡仇父，鼓吹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陈独秀当时有一个回答，我觉得很精彩，陈独秀说我当时是认为孝是很好的东西，子女孝敬父母，媳妇孝敬公婆都是很好的美德，我从来不反对这个东西。他说我只反对那种不合理的用父权剥夺子女和媳妇正当的权利，我反对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和所谓的孝文化有什么关系呢？假定中国人只是在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的威胁下才不得不尽孝，如果没有这种威胁就忤逆不孝了，那么你能说这个人真的是孝子吗？中国人如果真的都是这样的孩子，你还能说中国真的有孝文化吗？但假如中国不是这样的，人们从内心愿意孝敬父亲，不是被迫的，那么那种严酷的父权怎么有必要维持呢？没有这种父权又有什么关系呢？没有父权，孝文化就受到威胁？这里头有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在谈孝文化的时候，通常都假定了中国人内心就是要孝的，不是受到什么威胁，也就是说我们讲的孝和父权是没有关系的。既然这样，我们就不能把父权看成中国文化必不可少的因素，似乎父权没有了，就完蛋了。我们应该说，中国人好就好在没有父权也是可以尽孝的。

　　所以我们不能以中国文化为理由——这个中国文化是好是坏我不知道，来为不合理的父权辩护，在这里我没有讲父权到底是好还是坏，你可以讲这个父权是很好的，是应该有的，但是这和文化没关系。也就是说，人们的选择权在某种意义上，有时候也是应该限制的。但是限制选择权主要是一种对自由辩解的概念，这个概念更多的是制度上的含义，不是文化上的含义。

　　在这个问题上，我有时候会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我说大家都讲文化差异，我说哪一种文化差异是真正可以证明的呢？比如说世界上可以实证的两个文化差异最大的民族是哪两个民族呢？是中国和美国吗？是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吗？是俄国人和美国人吗？我觉得也许是，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能证实的。能够证实的世界上两个文化差异最大的民族，照我看来就是美国人和瑞典人。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美国人和瑞典人正是在他们基本上都有充分地选择权的基础上——他们都有自由民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都可以做主他们的选择，都可以充分体现他们的价值偏好，在这种背景下，瑞典人选择国家管得很多制度，美国人选择了更多的体现自由放任的制度，这种差异的确是价值偏好的不同。

　　因此我觉得我们现在谈文化差异，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什么东西是选择什么的区别，什么东西是能否选择的区别，如果我们弄不明白这个事情，我们就会把一些非常恶劣的制度当做是我们的文化在那里宣扬，同时我们把真正的文化倒是给颠覆了。因为老实说，任何一种文化要发扬光大，前提就是人们要有选择的自由，如果没有选择的自由，包括中餐都不可能发展，包括皇帝让你只能吃这样一种东西，不能吃另外一种东西，规定你只能吃面，不能吃米饭，如果这样的话，中餐怎么可能发展起来呢？不管是中餐还是西餐，能发展起来的前提就是，大家都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觉得这是不管哪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