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依附性越陷越深，国人开始思考整合国家力量，复兴民族原生精神动力——法家

法家社会主义是将人类文明史上最古老最有生命力的基因植入当代世界最先进最具革命性思想的结果。这里的法家是清除两千年的历史尘埃现代化了的法家，这里的社会主义是资本/技术依附时代的社会主义

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家社会主义不再是儒化的，封建的社会主义，改革不再是一种暗处的摸索。法家社会主义生根于东方文明沃土，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点燃了光芒万丈的灯塔，它向全世界宣告：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黎明即将到来

“中国是腐败和懦弱的温床，这是华夏文明的全部特色！”多年以来，那位美藉华人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回荡。

我试图反驳他，也曾同许多人一样天真地认为中华文明的原精神是儒家， 2000年前儒家成为官方哲学后她才被异化了，为此我专门写了《回归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论原教旨主义儒学 》一文。

直到同当代著名的儒见面后我才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意志，家庭伦理不能直接推广到社会治理中去，中华文明的原精神是法家而不是儒家，只是被完全儒化后，中国才在北方游牧文明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中逐步衰落。“五四”运动开始对儒家进行历史清算后，中华文明才开始了新的起点。

中华本色：法家

从公元前4700到公元前49年这2700年间，世界曾拥有这样的中国，她积极进取，充满生命张力。在这个文明最辉煌的秦汉帝国数百年间，她实行法家，社会安定，民风古朴，吏治廉洁，国家强盛——那才是真正的中国！

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帝国的作者孙皓晖教授详细阐述了中华文明的正源是如何被妖魔化的。这部伟大著作的序中他开篇写道：“作为统一帝国的短促与后来以儒家观念为核心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刻意贬损，秦帝国在‘暴虐苛政’的恶名下几乎湮没在历史的沉沉烟雾之中。有限史料所显示的错讹断裂且不必论，明清通俗小说《东周列国志》、《二十四史演义》等通俗史话作品，对秦帝国的描述更是卤莽灭裂，放肆亵渎，竟然将这段历史涂抹得狰狞可怖面目全非。这种荒诞的史观，非但是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形象化，而且流布民间，形成了中国民众源远流长的‘暴秦’口碑。事实上，对于酷爱说古道今的中国老百姓而言，话本小说、评书戏剧、民间传说等对民众意识所起到的浸润奠基作用，远远大于晦涩难懂的史书。两千年来，在对秦帝国的描绘评判中，旧的正统形态与旧的民间艺术异曲同工，或刻意贬损，或无意涂抹，悠悠岁月中竟是众口铄金，中国文明正源的万丈光焰竟然离奇的变形了。”

遗忘历史会酿成怎样的悲剧啊，只有在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寻求富国强兵之道的今天，我们才再次发现了这个“当今世界具有最大开采价值的文化富矿床”。她闪烁着青铜时代浑厚的光泽，儒家“君子”们的说教在它面前显得那样渺小、猥亵！

儒家大力推崇的领袖继承原则禅让不过是廉价的谎言。舜是囚禁了帝尧和太子丹朱之后才夺取得皇位的。《竹书纪年》明确记载：“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尧上台后铲除异己，可杀人如草，连《尚书》上也说：“尧使舜嗣位，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服。”这哪有一点儒家伦理道德，要知道舜是帝尧的女婿，他娶“尧二女”！在“舜”的词条下，《维基百科》引用柏杨的观点说：“传说舜受尧传位，自己则传位于禹。 作家柏杨的观点认为：舜得王位并非由尧禅让，而是篡权，‘除四凶，举十六相’培养自己的羽翼，架空尧的权力。而后由禹重蹈覆辙，所谓‘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实际情况可能是被禹流放死于途中，因为中国的上古时代江南地区仍属蛮荒之地，舜已是高龄的老人，到蛮荒之地‘巡狩’不符合逻辑。”

再说儒家另一个道德模范周武王，武王伐纣并不象儒家两千年来鼓吹的那样天下归心，而是血雨腥风。《竹书纪年》上说：“武王先入，适纣所在，射之三发，而后下车，击之以轻吕，剑名。斩之以黄钺，县诸大白。商二女既缢，又射之三发，击之以轻吕，斩之以玄钺，县诸小白。”

是我们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刻了！真实历史是我们找回民族光荣的起点！

法家社会主义

早在1982年，邓小平同志就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透过两千年的历史迷雾，随着睡虎地秦简、秦始皇兵马俑等重大考古发现我们看到，真正的中国特色就是法家，它是中华文明的原精神，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的血脉。法家社会主义是将人类文明史上最古老最有生命力的基因植入当代世界最先进最具革命性思想的结果——这里的法家是清除两千年的历史尘埃现代化了的法家，这里的社会主义是资本/技术依附时代的社会主义。

社会的发展的，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与商鞅时代不同，与马克思列宁时代也不同。我们继承的是这些伟大思想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将历史生搬更套到现实之中，那样的话会产生灾难性结果。大秦帝国时代处于农耕社会，耕战成为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商鞅主张重农抑商、禁《诗》《书》；我们处在信息时代，科技实力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必须集国家之力发展科技，对有科学贡献和商业贡献的人同军人一样施行国家功勋制。另外，法家和后来的儒家一样，都没有能解决好国家最高领袖继承问题。我们必须以最广阔的胸怀，借鉴包括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我们发现，西方现代部门职能分权民主有效的遏制了个人独裁，有利于国家最高领袖继承的稳定性——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在这个问题上流了太多的血。

马克思列宁时代人类正外于工业社会的上升时期，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一路高唱凯歌。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西方国家开始了去工业化进程，原来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则开始非殖民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从宗主国/殖民地二元结构转向资本（技术）板块/廉价劳动力板块/资源板块三重结构，后两个板块国家越来越依附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技术）板块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深深陷入廉价劳动力板块的中国如何摆脱资本和技术依附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最迫切问题（参见笔者《结束资本在自由名义下的世界统治》、《改革陷井：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说改革是一场革命，只有彻底结束对资本（技术）板块国家的依附，中华民族才有希望。要作到这一点，首先要求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东方的“文艺复兴”

十九世纪，面对工业时代激烈竞争我们引入西方文明之后，东方儒家思想消解了一切外来文化。梁启超时代这个问题就突显了出来，他把这归结为儒家的礼治人治在作怪。中国引入过西方议会、西方法律体系，但这些东西总被异化，今天中国引入西方法律达到了另一个新高潮，可这些法律连小偷都不能禁，何况肃清腐败的官僚买办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终极原因并不是那些学者们不断声称的“人治”，而是中国与西方社会迥异的社会结构。数千年来，中国社会的组织框架是一小撮组织严密的官僚统治着众多分散的小农，中国从来没有形成过西方市民社会那样明确的等级结构和阶层利益表达机制。儒家伦理道德统治一个松散的大帝国仿佛足够了——特别是在没有外部激烈竞争的条件下。

工业文明的冲击使中国的精英集团急切地寻求民族图存之路，儒家也就成了众矢之的。“五四”运动的“西化”倾向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悲剧命运，直到今天，随着中国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依附性越陷越深，国人开始思考整合国家力量，复兴民族原生精神动力——法家。

想想吧，没有文艺复兴和随后而来的启蒙运动，西方文明仍然会处在中世纪的沉沉黑暗之中。表面上文艺复兴是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再生，实际上她吹响了西欧工业时代的号角，表面上文艺复兴继承了一个消逝的古文明，实际上那是一种继承基础上的创新，从奴隶制到资本主义——劳工代替了奴隶，资产阶级代替了罗马贵族，部门职能分权民主代替了阶层混合均衡民主……

中国需要东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改变两千年来的治国理念，重新树立法家原则。只有复兴法家，溶合西方文明优秀成果，变法图强，中华民族才能实现青铜时代的光荣与梦想。我们将结束儒家奉行了几千年的亲亲法律原则和选贤与能的政治选则，按法家原则制定《全民监督法》和《国家功勋条例》，从“人治”复归“法治”——这里的“法治”是建立在法家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西方法理的基础上的（二者的区别参见笔者《反对社会主义“仁政”》一文）。

让我们吹起东方睡狮觉醒的号角吧！法家才是中华民族失落了两千多年的精神家园！

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家社会主义不再是儒化的，封建的社会主义，改革不再是一种暗处的摸索。法家社会主义生根于东方文明沃土，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点燃了光芒万丈的灯塔，它向全世界宣告：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黎明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