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中期，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书时，为了节省费用，曾和清华同学叶笃正一同迁出了原住的国际大厦(International House)，在学校附近租一民房，自理炊事。房东是一位喜欢自诩为“中国人之友”(friend of Chinese)的达兹小姐(Miss Dodds)。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我深刻地体会了这位60余岁的小姐对中国人的“友谊。”

    她说她租房子给我们住，是她作为中国留学生的朋友所做的工作，因为有的白人不愿意租房给中国人；有的白人虽然愿意，但房租昂贵，中国学生难以负担。她不仅设法租旁子给中国留学生，而且房租低廉。这倒也是事实，但是后来我们逐渐了解到，达兹小姐自己并无房产，她是二房东，她租给我们的房子是从一个华侨那里租来的。这个华侨娶了一位白人作妻子；她因有轻度精神病，所以嫁了这个华侨。但因此之故，他们得以在芝加哥大学附近买到一座二层楼房。由于没有孩子，二楼全部空着。达兹小姐了解此情况后，为了表示她是“中国人之友”，说服这位华侨，以相当低廉的租金把整个二楼租下，除自居一间外，其余部分都转租给中国留学生。有个清华学长夫妇2人租了一厅一房，其房租就相当于达兹小姐付给那位华侨的房租。我和叶笃正共租一房，剩下一个没有窗户的黑暗房子，她也找到一个中国留学生租住。这样，她这个“中国人之友”，就通过与一群中国人“交朋友”，既不用付房租有房子住，还赚得一笔房租维持和改善自己的生活。

    作为“中国人之友”，达兹小姐的“友谊”还渗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由于整个二楼的电费、水费、煤气费由她负责，她经常督促我们节约用电、用水、用煤气。这倒也应该，但是絮叨得令人难耐。她喜欢吃中餐，却不自己去上中餐馆，每当有的周末我们请美国同学共进晚餐时，即使我们不请她，她总是找个理由主动前来参加，好像我们欠她似的。她还自己坐在主人位子上，餐前做祷告，大大破坏了我们青年人周末生活情趣。特别是我们邀请女同学作客时，她更爱搅和，餐前餐后我们在房间里谈话，她硬要我们把房门敞开。有一次我实在不耐烦了，严肃地对她说：“我们长期离开家庭，有时周末感到寂寞，请个女朋友共进晚餐、在一起玩玩，我们之间的关系比你们美国青年男女在一起时循规蹈矩得多，你为什么要这样多事？”她的答复不在场的人也许不相信，真出乎我的意料。她说：“你们的家不在此，我要向你们和你们家人负责。再说，你们感到寂寞，难道我不是女人、不可以做你们女朋友？你们可以找我玩嘛，我可以满足你们任何要求。”站在她的立场，她也确有值得同情的地方。我们住在一层楼，却从来没有看到有家人、亲戚、朋友来看她；她独自一人生活，既无崇高理想，信仰也不是那么虔诚，又无什么业余爱好，她的心灵一定是非常寂寞和空虚的。但是。天哪！她难道没有意识到她已60多岁，满面皱纹，而我们“要求”她的，只是不要渗入甚至干扰我们的生活？

    作为“中国人之友”，达兹小姐每个星期天都到芝加哥市中国城的教堂去做礼拜。她在那里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我不了解。但她每次从那里回来，总带回一些华裔教徒的慈善捐款和物资。我想，这些慈善捐款和物资，教徒们是捐给教堂办慈善事业的，达兹小姐怎么能带回来自己享用呢？但我又一想，她既然可以脸不红地主动坐到我的餐桌上来分享我招待客人的晚餐，她也就可以脸不红地主动从这些捐款和物资中分一杯羹。而且，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据说，这些物资是中国城的华侨们捐给抗日战争中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的，她不独自己分一杯羹，有一次，还弄来一批表示她对我和叶笃正的友谊，让我们寄给家人。对她这种用华侨捐赠给中国苦难人民物资来向中国留学生表示的友谊，我们当然断然拒绝，而她却表示难以理解，说我们是傻瓜，不要白不要。

    我们一再领教了这位自诩为“中国人之友”的“友谊”之后，也逐渐了解到一点达兹小姐的身世。她大概是孤儿出身，从小受美帝国主义者培养传教士的教育，把对外文化侵略活动看成是挽救外国人灵魂、为外国人谋福利的高尚事业；把教会、教堂办的慈善事业看成是为外国人解除苦难的，实则自己是依此谋生。她终身未嫁，年轻时便被派到中国山东峄县传教，后来负责管理教堂办的孤儿院。七·七事变后，她被迫回到美国。回国时把该院孤儿们的劳动产品都带了回来。开始时以出售这些产品维持生活，后来，她就凭自己经历，打着“中国人之友”的幌子、靠攫取中国人劳动成果过活了。

    我写这篇短文，并不否定我认为美国人中有许多中国人的真正明友，也不否定我认为美国传教士中有的人为中国做过好事，但是，在自诩为“中国人之友”中，确有达兹小姐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