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尊重客观

研究客观、尊重客观而不是神化客观，是中华民族、文明、国学的品质。为此，伟大的中华始祖，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对包括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经济规律在内的各种客观规律的揭示。揭示客观规律而非限于对客观现象的解释，乃中华文化的精粹，更是国学与西学的本质区别。其中，有本“天书”叫《易经》的，笔者不能不提。相传我们祖先伏羲画八卦而文王演周易。“乾三连”代表天；“坤六断”代表地；“离中虚”代表火；“坎中满”代表为水；“巽下虚”代表为风；“艮上满”代表为山；“震下满”代表为雷；“兑上虚”代表为泽。

《易经》究竟是一本什么书？笔者为何把它称谓“天书”？第一，它只有图形而没有文字说明；第二，其研究对象系宇宙、阴阳五行关系，意在揭示其存在与运动状态，发展与转化趋势即规律而非为了解释而解释；第三，通过“象、数、理、占”四个步骤，达到揭示客观规律，科学判断未来的目的；第四，根据对事物存在与运动状态和发展与转化趋势而“行”。

所谓“象”，可理解为“现象”；所谓“数”，可理解为“数学关系”或“逻辑关系”；所谓“理”，可理解为“客观规律”或“事物的存在与运动状态，发展与转化趋势”即“规律的存在与运动原理”；所谓“占”，用数学上的话说，就是“通过已知来求未知”。 杨振宁 教授把“占”，概括为“推理”。当然，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根据事物的发展趋势而判断未来等。

换言之，我们的祖先在做事之前先确定目标，或者说始终是把目标放在“第一位”。再换言之，祖先们从来就不做暂时无法把目标确定下来的事情。而有了规律、目标之后，人们行动起来才有方向感、动力源，而且又不至于由于迷失了方向而犯错误，并且一定能够获得最大的“原价值（事物本身固有的价值属性）”。目标、价值何者也？难道非管理之本质追求？

中华民族，崇拜规律

春秋战国时期，先哲们为揭示规律，产生了“诸子百家”和他们的各种学说。其中，有两位哲学家、思想家不能不提，一个是孔子，一个是老子。孔子认为，万物之所以会存在并发展，根本原因，是由于它们始终处于“中庸状态”——不偏不易。后人概括为“中庸之道”。

老子与孔子学说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讲“中庸”——体现为存在、和谐，而且也讲“对立”、“统一”、“转化”。而从这一点上看，老子哲学更加全面，可以说已富有现代哲学意义上的“对立统一”之辩证法思想了。不过，有一点还可以肯定，那就是，不管是孔子还是老子，他们都不信鬼神，否则也就不会有“中庸”、“对立”、“统一”、“转化”之范畴了。

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祖先或者说我们的国学，普遍具有朴素的辨证唯物主义本质特征。然而，西方哲学却与之相反，当他们解释不了客观现象的存在时，便纷纷去求教于上帝、耶酥、基督去了。甚至包括伟大的物理学家，“万有引力场”的发现者牛顿，当他解释不了来自宇宙、天体、巨大的“切线力”的时候，不是从研究对象出发，而去求教于上帝了。

就是到了晚年，他还固执地认为：“只有上帝才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而我们的祖先老子又是怎样认识世界的呢？他认为“有物混澄，先天地生”。意思是说，“有一种混沌不澄的气状物质，在天和地还没有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请问，这是什么思想？难道不是现代“天体物理学”关于“宇宙大爆炸”的雏形？难道不是中华民族尊重客观，自强不息的品质？

笔者以为，正是由于我中华民族具有上述优良品质，所以在中国古代，才有那么多的发现、发明与创造，并使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主之林，经久不衰，而且还是唯一能够把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文明传承至今，发扬广大的、伟大的民族！另外，中华民族还有一个优秀的品质，那就是能够坚持真理，反对错误；并且终不排斥外来文明，即能“西学中用”耳。

中华文明，始于管理

管理一词，衍生于年轻而又古老的我中华民族的一种乐器——笛子。大家知道，笛子由竹管做成，在没有打上孔之前，只能吹出一种声音，像是在刮风似的，没有啥“听头”。于是，古人云：“声一无听”。意思是说，只有一种声音的乐器没有“听头”。后来，为了吹出不同的声音，古人给竹管上打上了些许小孔。再后来，经过再三地改进，形成了今天的笛笙。

显然，从“管理”一词的产生过程上来看，就不能说“管理”是“舶来品”，是西方世界的一种“发明”。当然，人们也就更不能说，管理不是中国人的发明，中国人不懂管理。

中国人懂管理吗？可以肯定地说，懂！而且，还非常之懂，懂到西方人难以理解和置信的程度！就拿“管理”的构词来说，“管”为“实”者也，“理”为“虚”者也。即你要吹出优美动听的乐曲，你就得把管“管”好，就必须得符合其原理，不能瞎来；并且，为了把它“管”好，你不仅需要符合其“理”，而且还需要在“竹管”上凿上一定数量的“窥”来。

从整体上看，由于有了“窥”，竹管的结构虽然遭到了破坏（窥指孔，与管理学意义上亏损的“亏”同音），可是，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对音响的“管理”效果。后来，人们又发现，当将部分“窥”给堵住时，竹管竟然能发出非常具有规律性的音符、音色。上述，可以说，已经道出了现代管理学的“四大要素”——管理对象、依据原理、方法采用、目标实现。

那么，究竟什么是管理？简单地说，就是根据研究对象的存在与运动状态，发展与转化规律即根据研究对象的规定性、周期性、必然性、特殊性、相对性、规律性来实现目的性的过程。当然，在上述，加入了作者的理解与诠释，不一定符合读者的口味。因此，我们就需要，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明中，去发现管理学源头，去挖掘管理学精髓，而不是孤芳自赏。

中华民族，善于管理

笔者以为，不仅中华文明始于管理，而且中华民族还特别善于管理。何以见得？因为一个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屹立于东方，俨然是管理出来的而不是崇拜出来的。何出此言？上述笔者已介绍了中华文化不信神的特点，因为她的崇拜物是客观规律而不是各路神仙。这样，也就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绵延不绝，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理性基石。

大家知道，一切形式与意义上的科学都是揭示其研究对象的运动规律的。但是，惟独管理不是。那么，管理是干什么的？当然是如何才能按研究对象的规律办事的学问。按客观规律办事，真的就那么重要？是的，因为只有能够按经济规律办事时，产生的经济价值最大；反之，有反价值、负价值生成。这样，能否按客观规律办事，便使中华管理获得了物本精神。

在我国宋朝，有一位哲学家、教育家叫朱熹的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理在事先。何谓“理在事先”？用现在的话解释，是说“在具象的物质形态或者说研究对象还没有产生、存在之前，就已经有‘物之理’存在了”。因此，他主张“依理而管物”，即主张“物为”而反对“人为”。所谓“物为”，是让人都按研究对象、事物的客观规律办事；反之，则是“人为”。

朱熹的“理在事先”即“物为”思想，是典型的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毫无疑问，朱熹的思想是从从中国古代传承下来的，与老子的“道法自然”和孔子的“中庸之道”不无联系。这种思想，对我国自汉唐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商品经济发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中国古文明、经济社会影响之大，显然难以用几句话就能够说得清楚，描述得明白。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明白的，那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尊重客观、崇拜规律、始于管理和善于管理的民族，或者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最早发现、开发、利用“原价值”的民族。关于这一点，我们也能够从中华民族不仅有“四大发明”中得到验证。而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之所以会那么发达，与世界各国的贸易之所以能够出现那么大“顺差”，可以说都是实证也。

现代管理，东方不败

当人类步入近代时，中华这个古老的民族开始骄傲自满了起来，以至于，资本主义之思想、科技、革命的曙光，被中国封建主义思想、科技、文化的乌云所笼罩。结果，不仅自己没能发展起资本主义来，就连世界资本主义的思想、科技、革命的迅息也无法渗透、辐射到中华大地上。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世界经济、科技、文化高速发展的面前，我古老的中华民族把自己封闭起来，形成一个与世界隔绝的“经济视界”或者说形成一个“经济黑洞”。

据史料记载，在“鸦片战争”之前，当时的中国，其GDP占全世界GDP的四分之一还要长，被一些商人们称为一个“神秘”的“东方经济奇迹”。以至于，一个并不产生白银的国家，白银多到“用不了”的程度——“康嘉盛世”由此而得名。可是，好景不长。当西方列强在经济上“争不过”时，自然而然地便想到采取非经济手段。于是，中国便有了鸦片。

说到这里，觉得有对当时的中国，有两系商人的产生、存在、发展说说的必要，那就是晋商、徽商的崛起。可以肯定，晋商、徽商的崛起无疑不是中国近代商品经济发展史上绽放出的两朵经营管理奇葩！他们不仅把生意做到了西方，也把资本主义的萌芽播种在了古老的中华大地上。但可惜的是，他们的发展，却受到来自中国封建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夹击。

换言之，如果没有上述两股势力的夹击，中国的商品经济，将自然而然地发展、演变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而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可以说就是采用这种模式。假如“百日维新”成为现实，李鸿章的“实业救国”又能实现的话，即便中国没有进行“工业革命”，现代科技没能得到普及，建立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基础上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何败之有？

可惜，历史不能重新来过，但是，中国近现代经济管理衰变的原因我们不能不找。更重要的是，我们更不能把封建社会的“国家管理”失败的这本帐记在中国的企业、企业家们的头上！如晋商、徽商诚心、股份制度的采用、采信，如乔家的“汇通天下”理想、壮举，哪一项不是现代企业制度必备要素？难道通过战争等非经济手段，获得“资本积累”可嘉许？

计划管理，动力不足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快步走进共产主义”，中国人把学习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计划经济管理当作了楷模，当作了经济社会能够迅速崛起的希望之所在。结果，我们错了，错就错在，一旦实行了计划经济，企业管理就变得再没有实际意义了，因为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完全须按“计划”，甚至连产品成本都得搞“计划”。请问，按“计划”管理，还是管理吗？

大家知道，管理的意义就在于，能够不断地降低生产成本和扩大销售收入，上述系资本实现增殖的必由之路。这是因为，成本越低，所消耗的资源越少，而产品销售收入的相对提高，企业创造的“剩余价值”即取得的经济效益也就越大。但是，计划经济却使上述之努力如同虚设，使之失去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管理学意义，因为管理、生产仅为了完成“计划”。

是否可以这样说，计划经济，非但没有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超过英美，而且还使本来就已经滞后、落后的经济、管理更加滞后、落后，落后到了，如果再“计划”下去，不要说管理的价值不存，企业，均会由于实行“计划”而变成笼子的耳朵——摆设。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再不反思这个问题，国家企业、经济社会，显然再没有自己的路走。

搞计划经济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局面？因为所谓的“计划”，等于不承认，一切形式与意义上的“原价值”！试想，一个不管干什么事情都搞“计划”和都须按“计划”进行的国家经济，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如何调动？企业的生产、创造力如何来激发？难道就靠搞政治斗争运动吗？这也正是，“前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动辄要搞一些政治斗争、运动的根源所在。

还好，中国在“出了毛泽东”之后，又“出了个邓小平”，他带领着全体中国人民，经过反复论证之后，最终走上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的路上——市场经济。诚然，承认市场经济就等于承认了一切形式与意义上的“原价值”的存在，而且使市场、经济、管理本身的原价值焕发出来！诚然，它也必将使原本就产生于东方的科学管理、管理智慧，焕发了青春！

西方管理，物化已然

任何人都不能割断历史看问题，也不能割断历史去看管理。而中国管理之所以会在近现代衰败，谁能说与帝国主义列强政治、军事、经济侵略无必然联系？如此，谁能说侵略者们没有责任？中俄战争、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中国人因战争失败而赔款不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日德战争”为什么会在中国的领土上暴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人又付出多少代价？

在那种战争状态下，人民群众连生存的权力都没有了；在我们的企业中，难道还能奢谈“管理”乎？这是哪家子的道理？在一个列强都来发“战争财”的年代，中国人有讲“科学管理”的条件吗？也就更不要说，几乎所有的西方列强，都是通过侵略战争，来达到其“原始积累”之目的的。而中国呢？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竟然、错点丢了台湾岛。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就在大洋的彼岸，一个新生的资本主义国家，却通过、利用两次世界大战的“机会”，不仅发展了自己的科学技术，也发展起了管理科学。在科技上，其标志是原子弹的大爆炸，使他们最终赢得了那场战争的最后胜利；在管理上，就是由泰勒发明“流水线管理法”，被成功地嫁接在了各种“生产线”和“数控机床”上，生产变成“按扭”。

能够把一种管理思想或者说管理程序成功地嫁接到生产线上，实在说得上是经济学、管理学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其价值，显然不亚于，美国人制造出的那几颗原子弹！可另人遗憾的是，这一伟大创造，却被包括西方人在内的管理学家们给忽略了！诚然，这是管理学思想、程序被“物化”的过程，就像是电脑软件程序，被“物化”在光盘上，一样之伟大。

如果说弓箭的的制造使人类从此认识到了一种“暗力”，或者说是“无形力”被发现的过程的话，那么，某种“流水线”管理思想、程序的被“物化”，当然可以看作是社会的、无形的“资源力”或者说“暗力”被发现、发掘、利用的过程。而且，还可以肯定，其意义、价值比弓箭的发现、发明、制造更伟大！为什么？因为管理程序，体现“意识资源资本化”！

面对饱和，西学无奈

可以十分百分地说，由泰勒发现、发明的“流水线管理法”是伟大的，其意义和价值是非凡的。为什么？就因为它的被采用，使蕴藏于管理程序中的原价值释放出来，转化成生产力；也使得社会科学有机会像自然科学一样，具有了被量化的可能与必要。从此，管理登上了经济社会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大舞台！也就是说，使管理程序，有成为经济增长点的必然。

但是，有一个问题，可能是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们意想不到，那就是——像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投入产出理论”一样，“流水线管理法”也是“短缺经济”的产物。换言之也就是说，我们把它们用来解决供不应求的矛盾时，它们是“有用”、“有效”，当然也是“有力”的。可是，如出现了供过于求状态呢？

显然，供不应求、供过于求，对于管理者来说，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存在与运动状态，当然，它们也是两种状态不同的研究对象。大家知道，一切形式与意义上的经济学、管理学都需要首先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不同的研究对象或者说研究对象的不同，决定不同的经济学、管理学。诚然，这是个“物质决定意识”的过程而不是“意识决定物质”的过程。

比如，根据微观、中观、宏观诞生了微观、中观、宏观经济学；由于经济学是揭示经济规律的而管理学是研究如何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学问，所以，在此基础上，也就有了微观、中观、宏观管理学。关于“经济物质决定经济意识”，可以说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此认识不存在问题，那么，产生、面对短缺经济的经济学、管理学，是否仍然能够适应饱和经济对象？

简单地说，研究对象、管理对象的的上述变化，决定了产生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学、管理学一下子都悬在了空中，因为它们已经找不到自己的研究对象、管理学对象！这难道不是西方经济学、管理学的悲哀之所在？换言之，只要存在生产出来卖不出去的现象，一切面对试图通过降低成本而扩大投入的所谓“投资乘数倍增理论”，就变成了凯恩斯主义的梦想！

中华管理，东方屹立

毫无疑问，资本资源化是经济社会长期发展和资本长期积累的必然产物，绝不仅仅是哪一个国家和哪一个企业、利益集团自己的事情。大家知道，资本的本质就在于增殖，增殖是资本的唯一属性。可是，当资本也出现了过剩的时候——哪怕是相对意义上的——资源化趋势的形成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怎么办呢？诚然，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为其派上用场。

但是，由于在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而上述这些制度就决定了，资本主义政治和议会制度，必须得维护资本所有制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均不受侵害。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显然，他们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其生产力远远大于其社会购买力，所以，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所有者就须自己找出路。

于是，找来找去，他们最终都会把自己的目光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到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这难道是资本所有者十情愿做的一件事情吗？当然不是，但考虑到资本的可持续增殖问题，他们又不得不这样去做。为啥？因为只有发展中国家更有需求，而且还有相对廉价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意识资源、劳动力资源。这样，资源决定经济的模式便形成。

资源还能决定经济吗？是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一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如何将各种资源转化为资本的历史！大家知道，在人类尚未产生之前是无所谓“资本”的。那么，有的是什么？当然是自然资源了。后来，随着自然界的不断发展与演化，产生了生物、动物和动物中的人类，产生了人类的政治经济生活，资本这种东西才悄悄地降临人间。

而从上述意义上说，资本难道不是由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转化而来的吗？而现在的问题，科学技术使人类独有的资本变得越来越多起来，多到了已经出现了“资本过剩危机”的程度！而金融危机、能源危机，可以说都是资本过剩的必然产物。换言之，如果投资不过剩，资本就不会转移到金融、期货市场；如果投资不过剩，石油资源又怎么会短缺呢？

西方管理，自掘坟墓

大家知道，资本的本质就是增殖。于是，为了实现资本的增殖，西方经济学、管理学可以说已经使出了浑身的解数。而在实现资本增殖的征途中，泰勒的“流水线管理法”，可以说已经贡献出了毕生的精力。最后，为了自己能够得到“圆满”的结果，“临终”，它还把自己落实到“生产线”里，可以说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结局了。也就是说，它被物化到“生产线”。

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因为管理思想、程序被“物化”到“流水线”上，不仅减少了生产者的数量，也减少了生产管理者的数量。但是，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它也使曾经辉煌的西方管理学思想、程序不再辉煌。于是，西方管理学、管理理论便急剧地进入到了一种“智瘴状态”。何谓“智瘴状态”？当然可以理解为，是对商品制造过程的管理失去意义。

大家不妨设想，一种先进的生产管理被凝结在了“流水线”上后，其“先进性”还存在吗？诚然，它还“存在”，但是，这种“存在”已经被“物化”在了生产设备、机器、“流水线”上。换言之也就是说，当东方人把这种设备购买过来的时候，也就等于把他们所谓“先进”的管理一并购买过来。因为生产管理过程完全是由设备或者说“生产线”来控制、体现。

如此，我便问：究竟是被“物化”了的西方管理先进，还是已经使用了这种设备的东方管理者更先进？毫无疑问，当然是后者。可是，人们千万不要忘记，正是这种先进的生产设备的存在，才使得商品生产变得那么简单，见大到只要一按电门，成千上万的商品就会像“水”一样“流出”来。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由西方发明的“生产线”，葬送了西方管理学！

诚然，这也不是说，至此，西方管理学、管理学家就连一点用处也没有了，而是说，西方管理的先进性以物质的形式已经被人所购买到手里；当然，也正是由于廉价的东方人、中国人使用了这些设备，降低了生产生成，所以才生产出了，那么多的更加廉价的商品。而再从这个意义上说，被东方人节省下来的资本就更加地多起来，多到了资本被资源化的地步！

当代管理，国学请缨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这是由该国的特殊性决定的。这就如同“经典物理学”只是“相对论力学”的一个“特例”的道理是一样的。也就更不要说，当代世界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短缺经济”已经被“饱和经济”取代的问题。因此，面对“饱和经济”，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管理学也须随之变化而变化。

那么，当代世界经济都发生了那些深刻的变化？可以肯定，最大的变化就是，由于生产过剩，业已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形形色色的资本资源化。资本也会资源化？是的，因为资本的本质就是通过投入而实现增殖。可是，由于生产过剩，使部分一时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的资本，被闲置了起来——资本成为了一种资源。于是，将资本投入期货、股市就成为一种选择。

请注意，这只是“一种选择”而不是“唯一出路”。由于进入资本市场的风险巨大，所以，为自己的资本寻找其他出路，在一段时期里，也就成为过剩资本拥有者们，必须要解决好的问题。否则，如果为它们派不上用场，它们就真的成为资源了。于是，为了避免使自己的资本成为资源，西方国家在不得以的情况下，很不情愿地把自己的资本借贷给发展中国家。

于是，更大的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绝不会“简单再生产”的勾当，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借钱的目的更是为了自己挣钱，而不仅仅是为了为它们的资本的增殖来做陪衬。所以，在“借贷”的过程，自身资本的增殖与持续增殖，不仅是一种需要，也更是一种必然步骤。否则，中国人的外汇储备就不会超过1万亿，跃居世界第一！

如此，笔者又想说明什么？笔者想说明的是，当中国人自己有钱的时候，绝不会再去跟西方国家“借贷”，而到这个时候，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其资源化的速度就会更加快。可是，我伟大的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却不存在上述问题，尽管也可能会发生些许，但一定会比它们强得多！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就因为我们能够将多余的资本非资源化！

经济规划，国学建功

面对世界性的资本资源化的大趋势，作为曾经先进过的资本主义经济学、管理学显然已失去用武之地，因为它们都是一些专门研究如何实现资本增殖的理论。单从其“扩大再生产理论”、“投入产出理论”这些叫法上看，它们就不是如何解决生产过剩、资本过剩、商品过剩的理论而一定是如何扩大上述过剩的理论！于是，西方经济学、管理学便陷入了全面危机！

如此，笔者是否在说，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就一定能解决上述过剩问题？是的，因为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尊重客观、崇拜规律、注重发展和十分强调可持续发展的伟大国度！大家知道，由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留下的那本“天书”即《易经》，就是一部通过“象”、“数”、“理”、“占”这四个步骤，来专门研究、探讨、推断客观事物存在与运动状态，发展与转化趋势即专门用来研究、探讨、推断客观事物运动规律的哲学专著，至今仍然闪烁着科学光辉！

后来，《易经》被包括孔子在内的众多哲学家、思想家的注释，并形成了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庸之道”儒家学派，和以老子为代表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道家学说。何谓“中庸之道”？简单地说，就是以“中”为中轴的“对称”，体现在物理学上，是“质量与能量的守恒与转化定律”；体现在经济管理学上，是“经济质量与能量的守恒与转化定律”。

当然，它也可以体现在化学上、生物学上、生态学上，因为万事万物其实无不体现“质量与能量的守恒与转化”的“规律性。而老子的“天人合一”与“道法自然”，那就更讲“对称”了。而且，还非常地具体，有针对性呢！比如“天人合一”，就是让我们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其他生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上述，其实就是“可持续发展理论”。

至于说“道法自然”，其现代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意义就更加地深刻了！什么叫“道法自然”？难道不是要我们“效法自然规律”？诚然，由于人类、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都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结果，所以所谓“道法自然”也就是在告戒我们：人类越是发展，就越是需要与自然和谐相处。而“科学发展观”和“和谐世界”，不正是在讲上述道理？

中华绝学，管理未来

如此，管理学究竟起源于东方的国学，还是起源于西方的问题，不就不言而喻了吗？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含蓄的民族，不愿意在世人面前表白自己，更不善于总结自己！于是，便有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经济学奖都被西方人给霸占现象。即便如此，即便西方人搞“地方科学保护主义”，也难以否定东方管理的企业应用！

现如今，有不少的人，一谈到管理，就错误地认为，它是一种“舶来品”。其实，他们完全错了，错就错在，他们压根就不知道什么是管理。在第一个单元，笔者阐述了什么是管理的问题，即所谓管理，就是如何按一切形式与意义上的、研究对象的运动规律办事的学问。如此，谁能告诉我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是不按经济社会规律办事的结果而非管理？

国学之博大精深，岂是西方经济学、管理学可比？老子有言曰：“内无法家拂士，外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他的意思就是说：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如果听不到不同的意见和呼声；在一个国家的外部，如果没有敌国的骚扰和不断地制造出一些事端，这样的国家反而经常会灭亡。其实，毛泽东同志也有此表述：“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试问，一个诺大的中华大地不管理成吗？有今天吗？一个诺大中华民族不要说没有管理，管理不好成吗？有今天吗？现在，我们抛开宏观管理不说，就是在微观领域，中国的企业、家庭和人生也都是需要管理和离不开管理的呀！中华民族为何尊重客观、崇拜规律？难道不是为了对它们进行管理的需要？否则，我伟大的中华民族，尊重客观、崇拜规律干啥？

再问，一个不尊重客观、崇拜规律的民族有管理的必要吗？或许有人会说，我们讲的管理主要是指经济管理、企业管理，而这些管理均是始于西方的东西！其实，这就更错了。难道在中国古代的商业文明中不需要管理？难道在中国古代的商品生产与制造过程中不需要管理？劝君还是去拜读一下中国古代的那些经济管理学典籍去吧！比西学，不知要早多久！

市场经济，国学不殆

国学能助我们认识市场吗？能。老子说：“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想得到向前的力量，须先把自己的身体向后移动一下；要想获得生存的信息，须站在生存之外去认识该事物。概括之就是说“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生存”。

先说一说“后其身而身先”的问题。大家知道，运动员在赛跑的时候，总是需要先把自己的身体向后移动一下，以获得、增加爆发力。这是为什么？其实就是老子所说的“后其身而身先”的意思也。我们将这句话推广到企业经营管理学中，可以理解为，当一个企业、经济体要做一件事情时，需要把自己的位置，向后移动一下，最好不要在事物未发生前便出击。

如此，不就违反了“先下手为强”的道理了吗？是的，大家应该明白，这不是两个人在打架，这也不是两国之间在战争状态下。即便是两个人打架和两国在战争，先打人和先侵略别国的人也未必是最后的胜利者。为啥？因为在没有打架、战争之前，就已经先“亏”了“理”了。其实，这个道理，在企业进入市场的问题上，也同样“在理”，因为“隔事而不隔理”。

再举一个曾经给大家说得那个互联网的例子。大家知道，嬴海威可谓中国互联网事业的开拓者，但它却在中国互联网业销声匿迹了。为什么？就应为它是中国互联网的先驱。“先驱”难道不好吗？是的，因为“先驱”需要承担大量的、开拓者的任务、成本，而“后来人”则不需要承担。再比如， 孙中山 先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但却没能当上“大总统”。

再说一说“外其身而生存”的问题。中国乳品业的发展，无一不在说明这一点。大家知道应该承认，中国乳制品行业的崛起，有一个充分而必要的拐点，那就是“非典”的突然爆发。此前，人们未必不晓得喝牛奶的重要性，但乳品行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就是人们只认识到了喝牛奶的重要性，但一直认识不到喝牛奶的必要性，是“非典”把这个道理告诉了人们。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企业经营以外的原因，使乳品也迅速崛起的！

逆变管理，千古绝唱

可以肯定，国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想、一种文化理念，一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仅能够在宏观领域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应用，而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文化理念，也能够在微观领域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应用。这是因为，到了一定的层次与高度之后，一切形式与意义上的科学都变成了哲学，都体现逻辑关系。

谁能说，所谓产生于西方的“流水线”管理法，在中国古代的兵器、钱币、陶瓷、青铜器、纺织品、印刷品的生产和制造过程中早就开始实行了起来了，无非是没有给它们取一个“流水线”的名称罢了。谁能说，一种商品从取料到成品，是由一个人生产出来的？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动辄就说什么学习西方的管理技术，动辄就说我们现在的教学是在照搬西方！

为什么就不能说西方是在照办东方？是在照办中国？印刷术难道是西方发明的吗？而谁又能否认，在印刷技术中，其原理的本质是“流水线”原理？难道用毛笔一篇一片地去抄写是“流水线”？即便就是发展到今天，可以说印刷的基本程序都一样！谁能说，今天的印刷过程不具有“流水线”性质？也就更不要说，“电子照排技术”，发明人还是中国的王选！

先不说《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华荣道》等军事、文学名著已被西方经济管理学界普遍采信，并做成管理软件、游戏软件的问题，就中医学上的“辨证施治”，也曾经对古今中外管理学界产生过重大影响。而这些，又是很难被“物化”于设备上的。比如，“一副药只能治一种病”和“病百变，药亦百变；用药如用兵”等思想、原理，都在影响企业管理。

大家知道，“模拟市场，成本否决”就是由邯郸钢铁公司发明并能应运于企业实践中的管理，它与产生于美国的“零基核算法”相比，虽然都属于核算范畴，但它却解决了企业核算与市场、与生产管理脱钩的矛盾。通过这种核算法，邯郸钢铁公司，从曾经的一个亏损大户，一跃成为中国钢铁企业的利税大户；在一些企业推广后，也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之后，我国管理科学工作者，根据我国古代哲学、中医学、军事学、数学原理即“物极必反”、“以毒攻毒”、“将计就计”和“负负为正”思想与原理，又发明、研制、编制出了“亏损核算法”，实现了企业的核算由“盈基”到“零基”再到“亏基”的飞跃，不仅解决了企业内部的“生产过剩”问题，通过“市场检验”，企业可达到“扭亏增盈”的目的。

管理未来，千古绝唱

在老子《道德经》中，还有“圣人病病，是以不病”之说。其意思是，如果能够发现自己“有病”，并能够正视它的话，那么，可以说他已经“没病”了。这种思想、原理，也常常被中国企业家们所推崇和应用。比如，众所周知的那个“巨人公司”的史玉柱，在企业经济效益尚佳的时候，为了虚荣，在珠海建了个“巨人大厦”，使自己一下子陷入“财务危机”。

后来， 史玉柱 先生充分地认识到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并认识到资本的意义不在于拥有而在于能否实现增殖的道理。他经过痛定思痛，重新来过，并大胆地做出了，在当时看来，并不怎么看好或者说并没有十分把握的保健品行业。经过这十来年紧衣缩食， 史玉柱 先生仍然带领着他过去的那个团队，最终实现了企业“扭亏增盈”。为此，他获得了“经济年度人物”。

当然，在国学中，还有伟大思想的存在，即“未雨绸缪”和“防患于未然”的经济管理学理论。比如，《国语·越语上》：“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时。”就是说，在水路上通船时，应该取来车辆备用；在旱路通车时，应该取来船做准备。比喻有备无患，做事要有前瞻性。而对商业经营者，其上也有“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认为：“物贱极则贵，物贵极则贱”。这些对当今在股票市场上的股民来说，和对中药材经营商们那里，都能得到验证。

然而，上述还不算什么，还有更伟大的思想，那就是《黄帝内经》上的这段话了：“圣人不治已病，而治未病”。这又是什么意思？用现在的话来解释，就是说，作为一位明智的管理者，应该把管理的注意力放在“未来”或者说“未病”而不是“现在”或者说“已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