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必然表现为经济上的依附性和政治上的买办化
我们的工人、农民和党务工作者很早就被告知，要准备承受改革阵痛。一些经济学家公开宣言：由于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缺点，或者由于改革的领导犯了错误，本应从改革中获益的大众也会遭受或轻或重的损害，不满自然要产生的。
人非草木，犯错误总是难免的，大众利益受到损害也就成了天经地义之事。由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住房和医疗福利（1994年，原公费医疗和劳动保险医疗制度覆盖人口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9．3%；至2001年9月，新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5676万人，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4．5%），教育成本越来越高，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说到不满和由此带来的社会不稳定，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提供的如下数据可以证明：2004年前10个月，除西藏外，在全国31个省市中，有337个地级市和1955个县发生过未经核准的100人以上的游行集会事件。其中城市每天发生120至250件。农村每天发生90至160件。也就是说全国100%的地级市，68%的县都发生过100人以上的群众爆发性游行事件。
“阵痛”这个词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女人要生孩子，就要阵痛，结果是有了新的生命，新的希望，所以阵痛是好事，是自然规律；但改革和女人生孩子没有可比性，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是从农村开始的，那时并没有什么“阵痛”。今天我们应该看到，一些人主张的长期“阵痛疗法”不过是前苏联休克疗法的分阶段实施而已，其结果就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跌入改革陷井之中，蜕化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改革陷井形成的历史背景
我们生活的时代与马克思列宁时代完全不同，在世界政治经济形态上呈现为完全相反的发展趋势。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工业化正处在上升时期，从英国到欧洲大陆，从旧大陆到新大陆，从西方到东方，工业化在这颗星球所有有人居住的地方都高唱凯歌。越来越多的国家被纳入商品市场，越来越广大的领土被纳入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二元关系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建立起来，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清楚地阐述了它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如果列宁再活一百年，他肯定会为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的人类史感到震惊。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由此引发的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版图，资本主义国家从工业化开始走向去工业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经历了从殖民化到非殖民化的进程，这是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啊！
西方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过程是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一直持续到今天。出于自己产业升级的需要和资本原始本能对廉价劳动力的渴望，西方发达国家将处于产业下游的制造业从本国领土上转移出来，先是移到在东亚大陆的周边地区，如韩国和东南亚，然后再转移到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
上述过程不是孤立存在的。西方国家在冷战胜利后，计划经济国家的产业竞争不复存在，通过私有化俄罗斯迅速成为西方国家的原料基地。2002年俄罗斯石油产量已达到3.7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和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多年来，石油出口一直是俄罗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民经济对石油外汇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以至于俄罗斯政府每年编制的财政预算都要以“石油最低价格”为基准。
今天，世界沿产品链被分成三大板块——资本/技术板块国家，以美国为核心；廉价劳动力板块国家，以中国为代表；资源板块国家，主要是拉丁美洲、俄罗斯、中东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通过资本贯穿的世界产业链条，廉价劳动力板块国家和资源板块国家被资本/技术板块国家牢牢地控制着，控制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殖民地变得毫无用途。相对于今天的依附国家，殖民地成本太高了！
非殖民化被称为二十世纪人类伟大政治文明成就之一。尽管目前仍有约130万人民生活在殖民统治下，但自联合国1945年成立以来，已经有80多个曾受殖民统治的国家作为独立主权国家加入了联合国。
非殖民化首先是以美苏战略变化为转移的。以越南为例，法国在二战结束后迫不及待地想恢复越南的殖民统治，可她连运送士兵到亚洲的船都没有（二战中法国海军悲壮地自沉了法国舰队）。无奈戴高乐向美国求援，反对殖民主义的罗斯福总统对此不冷不热，没有美国全力支持，1954年法兰西帝国在奠边府的惨败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随着冷战的升温，为了遏制美国和中国，艾森豪威尔总统很快接过法国未竟的殖民使命，开始大力援助南越政府，逐步开始了漫长而残酷的越南战争；冷战结束后，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迅速变为劳动力或资源依附国家。从殖民地到依附国，领土的直接占领和政权的直接统治变成了经济的间接控制和政治的代理统治。其中唯一不变的就是资本的世界统治！
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中国的改革陷井是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漩涡中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板块国家对资本（也就是资本/技术板块国家）的依附关系决定了它的全部特点——经济上的依附性和政治上的买办化——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产业下游从资本/技术板块国家向劳动力板块国家转移的过程不是制造环节简单地从人力成本较高地方流向廉价劳动力国家的过程。资本所到之处，首先要摧毁这个国家的产业基础（从科技创新能力到民族品牌），以便该国一劳永逸地依附于自己。
让我们以汽车行业为例来说明这种依附过程的形成。2003年科技部调研室委托的一个研究报告曾详细分析了跨国公司是如何在合资陷阱中阻碍中国汽车工业自主发展的，这份报告将中国汽车企业合资后丧失自主研发能力，不得不依附于人（资本板块的跨国公司）的原因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合资企业引进了外方的产品技术，合资带给中方的绝大部分是外方产品的生产许可权，而不需要产品开发活动。合资企业没有产品设计确认权，因此难以对引进的产品技术进行任何修改和创新。
第二，由于引进新产品的主导权被外方掌握，所以合资企业不可能进行违背合资外方母公司利益的创新活动。
第三，在外方主导产品权的情况下，合资外方很难容许在合资企业中存在一个活跃的研发组织。中国企业与外方合资过程中，原国有企业的研发力量大量流失。
失去研发能力的中国很快成为外国大汽车公司角逐的战场。不仅是汽车行业，中国几乎所有重要产业都被殖民化了，而且依附性有越来越深的趋势。据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调查，彩电、计算机、DVD和手机是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主要产品，这4种产品关键技术的知识产权多数不在中国企业手中。过去我们拥有CRT（Cathode Ray Tube，阴极射线管）电视机完整的产业技术，可在新一代平板电视制造领域，由于显示屏技术落后，中国电视产业链条被割断——要知道，在平板电视机的成本构成中，显示屏要占60%左右。
1992年以来，中国积极实施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这个战略本身是无可挑剔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生产关键要素劳动力的管制使市场成为不可贸易的宝贵资源，象日本、韩国这些国家都是先利用自己的市场资源形成品牌，然后再走向世界，那么为什么中国会赔了市场又折了技术呢？其根本原因就是那些官僚的买办化趋势——中国的官僚买办几乎总能逍遥法外！
官僚的买办化不单是吴敬琏先生讲的“把子女送到外国留学之类”问题，也不单单是跨国公司的贿赂问题，那些不能在中国搞好“关系”的跨国公司中国区经理人离职是自然的，事实比这复杂微妙得多。笔者曾认真研究过中国汽车业的依附过程，发现外国汽车企业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中国法规丢在一边，慢慢那些法规就成了一张费纸，是谁在纵容这种事呢？我曾问过一位丰田公司中国经理，外国汽车巨头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是如何圈定的，他说要把当地关系搞定。这种所谓“搞定”就是要政策，当然“政策”也不是没有代价的。
除了要政策还有更细微的工作，比如“慷慨”赞助某些学术活动（在2004年6月WAPI标准延期强制实施的敏感时期，某部委下属机构甚至曾高调邀请英特尔公司做专题技术报告，宣传该公司迅驰移动技术），拉记者享受“高档生活”（我的一位同行对外国大软件企业请她坐游艇，住五星级宾馆的经历对我讲了5次以上），找代理人大力宣传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哲学。就在今年年初举行的第二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圆桌研讨会上，还有一位著名人士在为目前的劳动力/资本依附关系歌功颂德，劝告国人别再想站在产业链的高端，中国人不行（原话是“没有这个本事”），要再干十年二十年的加工贸易，再为老外打工十年二十年，夹着尾巴老老实实在国际分工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只要解决点就业问题就行了；大家知道，就算中国只作加工厂，也要有好的机床啊，有好的机床才有好的生产线。上个世纪50年代末美国研制出世界第一台数控车床后，机床制造业进入了数控时代，60年代中国已经生产出了自己的第一代数控机床。经过文化大革命到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已经落后世界水平20年，到90年代再去看差距更大了。如果按这位先生的打工逻辑发展下去，中国数控机床技术就要落后30年，40年……工业是现代国家的脊梁，难道我们要让中国再次成为软脊梁的东亚病夫吗？
砸碎世界资本金锁链
否定中国改革开放成就是荒唐的，你把今天的政治经济形态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比较一下就会明白这一点。问题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有被牢牢嵌入国际分工体系廉价劳动力板块的危险，在劳动力/资本的依附关系中不能自拔，直至象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那样被世界资本金锁链残酷地绞杀。
前面那位“著名人士”的观点必竟是极少数，中国的政界、学界和商界几乎一致认为，中国必须改变现有经济增长方式，从目前这种劳动力/资本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经济发展的粗放模式是不可持续。举例来说吧，2004年我国单位产值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是德国的4．97倍，日本的4．43倍，印度的1．65倍，2004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4%，石油消费却是世界第二，钢材消耗占世界的27%，水泥消耗占40%，煤炭消耗占31%，全国23个省市出现拉闸限电现象，到处缺煤、缺油。
中国早就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但在国际市场的推动下我们在重化工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尽管这样，我的一位经济学家朋友对中国产业升级还是十分乐观。他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只能出口农产品，原材料和纺织品，现在我们却在出口大量机电产品，高科技产品，中国的产业不是在升级吗？这位朋友看不到，我国关键技术的自给率很低，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还主要依赖进口。外资竟占我国机电产品销售额的70%，高新技术产品的84%。据海关统计，2004年高新技术产品在中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的比例为27.9%，而这些所谓的高新技术产品绝大部分使用国外的核心零部件或者关键性技术。
笔者不是一位悲观主义者，我想说明的问题是，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中，有一种强大的力量阻止中国冲入全球产业链的高端。这不是“愤青”，这是实实在在的。阻遏力量直接来自资本板块国家，这些国家不讲什么规则，不讲什么透明，也不讲什么自由市场，他们唯一战略目的就是牢牢卡住中国经济的喉咙！
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一直是中国高科技发展的两大瓶颈，为了国家安全和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2003年5月12日，鉴于无线局域网WLAN整个产业安全标准滞后的现状，中国政府发布了强制执行的无线局域网国家标准GB15629．11和GB15629．1102。此标准制定了新的安全机制——无线局域网鉴别权和保密基础结构WAPI。这个标准很快演化为中美两国残酷的经济战。美国从政界到商界，动员了全部经济外交力量，用一切卑劣和正常的手段阻止这个标准的执行。
该标准出台后，就受到了英特尔、Broadcom等美国公司的抵制。在2004年6月1日强制实施WAPI技术标准之前，中美之间的较量已经到了白热化程度。2004年3月，英特尔女发言人鲁巴特（Colleen Rubart）在香港明确表示，英特尔有可能在6月1日后停止向中国地区供应迅驰芯片以及相关芯片组技术，甚至威胁将会退出中国无线局域网设备市场。同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鲍威尔、商务部长埃文斯和贸易代表佐立克专门针对这一问题联合致函，敦促我国取消限制非WAPI标准无线产品的进口规定。随后，美国副总统切尼到访中国时也提到了这一问题。
2004年4月21日，中美商贸联委会第15次会议后，在美国劝说下，中国宣布将延长WAPI标准的强制实施日期。但中国并未放弃WAPI成为国际标准的努力。
2004年7月26日，中国国家成员体向JTC1（国际标准组织ISO/IEC第一联合技术委员会）和SC6（国际标准组织ISO/IEC第一联合技术委员会第六分委员会）提交WAPI提案，并明确建议进入快速流程。
2004年8月2日，JTC1秘书处在JTC1官方网站上公布中国WAPI提案，供各国家成员体评论。
2004年8月底，JTC1秘书处单方面撤销中国提案，在此过程中没有通知中国国家成员体。
2004年9月15日，英国国家成员体向JTC1秘书处提交美国电子电机工程师学会（IEEE）的IEEE 802.11i提案，JTC1秘书处将该提案分发至各国家成员体，进行一个月评论。
2004年10月15日，中国国家成员体反对IEEE 802.11i提案进入快速流程投票阶段。
2004年11月5日，由6人组成的中方代表团成员前往美国大使馆签证，准备参加11月8日即将在美国奥兰多市举行的ISO/IEC JTC1 SC6年会，结果4名主要技术人员被拒签，只有2人成行。“这是美国方面故意设置的障碍，目的是想要扼杀中国WAPI标准实现翻身的最后机会”，一名标准工作组成员表示。
奥兰多年会的重要结果是：在中国的抗议下，国际标准化组织ISO/IEC JTC1 SC6全会最终形成决议：WAPI和美国IEEE802.11i提案将并行在国际标准组织ISO/IEC JTC1 SC6内推进，并列入今年2月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SC6 WG1（第一工作组）工作议程。
问题就出在这里，今年2月21日，法兰克福会议第一天进入第一项实质议程讨论WAPI提案的地位时，JTC1主席詹姆森意外地对大会宣布，“WAPI提案已经被取消，而且至今都不存在”。而就在1月28日，JTC1秘书处还在给中国国家标准代表团的来信中，对2004年8月底单方面撤销中国提案的行为表示道歉。2月23日，中国代表团发表声明后，全体离场表示强烈抗议。
据相关人士透露，法兰克福会议期间，美方曾试图将WAPI纳入自己的IEEE体系，中国国家标准代表团当然不能接受；IEEE代表、英特尔公司Emily Qi女士甚至深夜联系捷通通信公司代表（而非中国国家标准代表团团长），试图进行私下谈判。
使WAPI成为国际标准的努力失败了，它告诉我们，经济战也和战争本身一样残酷。中国为了发展自己，必须集中全部国力，打碎禁锢在自己的身上的金锁链，在关键领域突破资本/技术板块国家对中国的遏制。这不是固步自封，也不是历史倒退，这是一个伟大民族崛起的基础。
没有人能阻止我们
我们向美国学习要学习美国是如何强大的，而不是唯美国马首是从。
1789年4月30日，纽约市政厅阳台上，华盛顿总统身穿朴素的自制土布礼服，纽扣上镶着鹰徽，宣誓就职——他在以自己的衣着表达建立强大独立国家的意志！
一年后，美国冲破大英帝国的技术和人才封锁。在巨大经济诱惑下，英国机械工程师、纺织业的先驱人物塞缪尔·斯莱特以“农民”身份来到美国，在罗得艾兰建立美国第一家纺纱厂，开启了美利坚合众国工业革命的序幕。
今天，这个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仍然公私合作，全民一体，象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己的战略产业。对于此次与中国的经济战，美国早已胜权在握。在美国标准协会（ANSI）2004年年会上，美国信息科技工业理事会科技与贸易政策部主任安·罗林丝总结说，美国方面在WAPI一案获得成效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产业内各个公司之间作到了团结一致，那些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在维护产业标准方面总是互相通气；二是该产业团体与美国政府紧密合作，让政府出面说话，美国信息科技工业理事会与美国国务院、商务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等部门在这件事情上建立了充分的信任。
美国生产了第一台数控机床，由于劳动力贵等多方面原因，她并没有成为机床制造大国。但由于机床属于战略产业，是军工制造业的基础，尽管德、日等盟国拥有最先进的数控机床，美国还是制定相关政策扶植一些机床厂，规定一些单位只能买国产设备，哪怕价格更贵，性能也不一定最好！
在此次联想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过程中，3名美国共和党议员以“让中国获得先进技术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等为由，写信要求外国投资委员会对这项商业并购进行深入调查。该委员会是是一个包括财政部、商务部、国防部、国务院等多个部门的联席机构，由财政部长担任主席。1988年通过的《埃克森—佛罗里奥修正案》使这个委员会的职权大大扩张。根据法案，当外国资本并购美国企业可能危及美国国防安全时，委员会有权进行45 -90天的调查，并向美国总统提出建议取消交易。美国对即使象联想这样的“外资”也限制很严格，绝对不允许它破坏自己的产业基础。美国对外资的限制性措施还包括：
1.完全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而明确禁止外资介入，主要针对国内航空运输、核能生产和利用、国内水路运输
2.严格限制外国直接投资介入，主要针对电信、广播等部门
3.对外国投资实行对等原则，主要是油气管道、铁路、矿产采掘等行业
4.对水力发电、某些地区的水产业和航运业实施特殊限制
我敬服韩国人，我认为韩国人是全球化时代最成熟的民族。他们懂得市场和土地一样是不可贸易的宝贵资源，爱国不仅是爱自己国家的领土，还要爱自己国家的产品，哪怕这种产品不是最好的。每一个韩国人都自觉将自己的血脉同民族工业基础有机地联系起来——他们爱自己的文化，才有了“韩流”，他们爱自己的汽车，才有了现代，他们免除高科技人才的兵役，才有了《传奇》……
如果中国人以自己的广大市场为基础，公私合作，举全民之力建设我们的祖国，有谁能阻止我们！在此次法兰克福会议，巧合的是担任ISO/IEC JTC1 SC6（国际标准组织ISO/IEC第一联合技术委员会第六分委员会）和SC6/WG1（第一工作组）负责人的都是韩国人。他们对中国人先要将自己的标准拿到国际上“批准”大惑不解。SC6/WG1召集人田皓仁教授问道：“中国WAPI标准是否有必要花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在ISO内成为国际标准？”SC6主席金峻年教授直接了当地指出：“中国有那么大的市场，国内标准就等同于事实上的国际标准了，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代价在国际标准组织内推进，甚至不惜和美国进行激烈斗争？”
英格兰西北部的兰开夏郡是19世纪大英帝国称雄世界时的全球工业中心。它的制造业和棉纺业产品行销整个世界。兰开夏的工业巨子曾经这样描述中国：“如果那里每个人的衣袖长一寸，就够兰开夏的纺织厂吃一年”。这就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潜力！
当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为国人在国际市场上搞恶性竞争羞愧难当的时候，当创维CEO王殿甫为“中国彩电业对面板等核心部件生产能力的缺失，已经造成产业链断链，制造企业应联合起来解决问题”而大声疾呼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国改革正在萌生新的起点，走向新的希望。
终有一天，我们不用再担心重复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国家的悲剧，被国际资本抢劫一空；终有一天，我们不用再担心由于缺乏强大的工业基础，重蹈甲午战争的悲剧；终有一天，我们不会再担心，由于中国需要进口大量资源，一只外国航母横在太平洋上怎么办——因为那时我们的祖国将不再是一个虚肿的商品经济体，她将成为强大的经济/人民有机体——没有人能阻止我们！
(原发《批判与再造》，2005年5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