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张尔田发表了他的《史微》一书，该书出版后，日本西京帝国大学很快将它列为学生的必读之书。这本书积清朝二百年学术之大成，揭示了中华原文明的本质。可惜近百年来，西学日进，该书无人注意，几近湮没。

对于中华文明的复兴来说，这本书中许多结论都是革命性的。

张尔田注意到了中国学术源于官学，为史官职权。东周社会秩序大乱，孔子删述六艺后，以道/法家为学术主体的中华文明才折衷于儒家。他写道：“自天子失官，史与道分，孔子问于老聃而删述焉，六经折入儒家而先王之意隐矣。” （张尔田，《史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1月，第27页）

上承乾嘉时代大学者章学诚（1738年－1801年），张尔田将儒家核心经典六艺“非儒家化”了，还原了六经本来的官学地位，其功莫大焉！他在《史微》开篇就写道：“六艺皆史也，百家道术，六`艺之支与流裔也，何以知其然哉？中国文明开自黄帝，黄帝正名百物，始立百官，官各有史，史世其职，以贰于太史。太史者，天子之史也。其道君人南面之术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前言往行无不识，天文地理无不察，人事之纪无不达，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听之以出治焉。故自孔子以上，诸子未分以前，学术政教皆聚于官守，一言以蔽之，曰史而已矣。史之为书也六，曰诗、曰书，曰易，曰礼乐，曰春秋。”（（张尔田，《史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1月，第1页）

中国学术之变迁大势，是中华文明原典六艺从根据于道家到折衷于儒家，张尔田写道：“周之东迁，天子失官，百家始分，诸子之言纷然淆乱，司徒之官衍为儒家，羲和之官衍为阴阳家，理官衍为法家，礼官衍为名家，清庙之守衍为墨家，行人之官衍为纵横家，议官衍为杂家，农稷之官衍为农家，稗官衍为小说家，司马之职衍为兵家，明堂史卜之职衍为数术家，王官一守衍为医家，而史官之大宗独降为道家。孔子悯焉，于是以儒家思存前圣之业，观书于周，问道于老聃，追迹于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诗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历之缺，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之音，正乐雅颂，赞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下讫哀，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自是六艺之文咸归孔氏矣。七十子后学因相与尊之为经……是故由前而观，六艺皆王者之史，根据于道家；由后而观，六艺为孔氏之经，折衷于儒家。（（张尔田，《史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1月，第2页）

张尔田看到了道家在中华文明中的基础地位，将之称为“六艺之宗”、“百家之祖”、“儒者之师”。在《史微·原道》中他写道：“昔者黄帝既执道以济天下矣，知道为君人之要术，得之者昌，失之者亡，故立史官而世守之，以垂诫后王，非得道者如夏之终古，商之向挚，周之辛甲、尹佚，莫能居是职焉，而一时佐人君明治理者，若伊尹辅汤，鬻熊、太公与周，管仲治齐，亦无不推原斯学，以秉要而执本。降及东迁，天子失官，老聃乃以守藏史述黄帝上古之言，著道德五千言，庄、列、关尹之徒羽翼之，号为道家，盖始此矣。是故道家者，君人南面之术，六艺之宗子，百家之祖而我孔子所师承也。” （（张尔田，《史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1月，第24~25页）

黄老著作《黄帝四经》1973年才出土、张尔田不可能看到这本书。他在《史微·原法》中竟能深得中华道/法原生文明精髓，得出“法无道则失本，道无法则不行”的结论，另人叹为观止。他写道：“法家之学出于理官，《汉志》（指《汉书·艺文志》——笔者注）明言之矣，盖道家者，君人南面之内术，法家者，君人南面之外术也。法无道则失本，道无法则不行。”张尔田接下来的论证也极为大胆，因为他当时只能猜“黄老”的学术源流。“太史公为《申韩列传》，曰：‘申子之学本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又曰‘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尹文子亦曰：‘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势用则反权，权用则反术，术用则反法，法用则反道，道用则无为而自治。故穷则徼终，徼终则反始。始终相袭，无穷极也。’是可见法家之为用，盖不能离道矣。故法家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张尔田，《史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1月，第39~40页）

张尔田超越了他的时代，也超越了今天许多学者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在《史微·原儒》中，张尔田一反汉武帝抑黜百家后，将史统定于孔子的作法，称孔子“实兼道家”。如此“离经叛道”，今天读来仍有振聋发聩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