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穷国，人均资源相当缺乏，生存危机一直处于高压状态，道德失控更是雪上加霜，是替代性资源的进一步流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常常怀疑自己在八十年代追捧个人主义是不是太轻率了？是不是玩过头了？也怀疑五四以来的几代知识精英们对道德建设是否都太掉以轻心？革命时代是以政治代替道德，效忠就是模范。市场时代是以经济代替道德，发财就是英雄。这两种道德教育都是意识形态化的，使道德建设实际上成了空白。两面夹击之下，伪道学和伪礼教似乎是打倒了，但欲望是一列没有制动闸的火车，很快就冲出了轨道。老百姓家里以前经常供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一个世纪以来，最早是"君"的这一块烂掉了，就是说官场腐败了，但问题还不算太大。现在腐败向下扩展到"亲"和"师"，即家庭与学校这两个基础性结构，这就烂到根子上了。

到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已经遇到了文化障碍。我读大学时参加过一次学潮，因此丢掉了入党培养对象的资格。但我在学潮中发现叛逆者与压制者有共同的文化积习。有两件事尤其让我印象深刻：一是学生们强烈要求首长来接见大家，肯定学潮是"革命行动"；二是事情刚开始，学潮内部就开始争官位，排座次，谋划权力的分配，比如说以后团省委和团中央的位置怎么安排。你完全可以看出，所谓民主派青年的脑子里还是个"官本位"，把官权是很当回事的。他们所反对的东西，常常正是他们正在追求的东西。政治对立的后面有文化上的同根和同构。我对此感到困惑，怀疑一场政治手术能否解决这样的文化慢性病。我开始意识到，我们不能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那样，把人仅仅看作是政治的人，还必须把人看作文化的人。

"寻根"跟我的一篇文章大概有点关系，实际上当时考虑到这一层的远不是我一个。阿城，李杭育，李陀，李庆西，郑万隆，贾平凹等也写过一些文章。大都是一些有知青经历的人，可见大家在"文革"中的生活经历正在事后发酵。张承志和张炜从没有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但张承志对西域文化的研究，张炜对儒家经典的研究，都做了很重要的实事。后来很多报刊约我再写，我没有答应。弄出一个流派在我的意料之外。我觉得流派是不存在的，就像以前的"荷花淀派"、"山药蛋派"之类也都十分可疑。大家的想法各异，"寻根"这个提法浓缩了很多意识，也掩盖了很多分歧。

当时作家们有的倾向于继承中国文化传统，有的倾向于否定中国文化传统。介于这两者的兼容状态也有。更重要的是，当时很多人"寻根"的旨趣在于佛家与道家，可以看作对现实困境中如何实现个人解脱的美学回应，阿城就是一个例子。这与后来在全球化浪潮中发掘本土文化资源的积极进取，也有很大的距离。就是说，关注中国文化传统的哪一个层面，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人们各怀心思，从来不是一个声音。

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对"寻根"的批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贺敬之当时是中宣部副部长，有一次到湖南开会。湖南文联主席康濯传达他在会上的讲话，说现在有些青年作家提出"寻根"，"寻根"是对的，但革命文学的根在延安，怎么寻到唐朝汉朝去了？怎么寻到封建主义文化那里去了？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趋向。另外一些青年文化人，则认为"寻根"完全是"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是与现代文明的方向背道而驰。他们说，中国文化这根大毒根斩断都来不及，还寻什么寻？我当时就处于这两面夹攻的处境。有个台湾作家还问过我，说你们是不是要像美国黑人作家那样寻根？你们不是移民作家，有什么根可寻呢？只能让人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