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带来的可能是一种全新的思维、一种深层次的范式变化（paradigm shift）、一种西方现存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的新认知。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以经济和科技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竞争向文化软实力竞争方面不断拓展的态势日趋明显。只有着力推进这场波澜壮阔的变革进程，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进一步展示和提升国家良好形象，我们才能紧紧抓住世界需要中国、而中国也需要更好地融入世界带来的历史机遇，迎接和跨越经济全球化和文化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

　　中国文化，作为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世界多元文化的交融中保持自己的个性，并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是全球化时代对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提出的重大课题。虽说全球化提供更宽广的全球体验和视野，可是也因为各地域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参与机会产生不对等和不平衡的现象，一方面赢家逐渐转成了文化帝国主义，另一方面输家却将在全球化机制的宰制下面临生存意义失去自主的危机（正所谓“亡人国者，先亡其文化”）。若想平衡这种“西风压过东风”的迹象，就必须先对既已成型的全球化现象做进一步的了解。

　　全球专业人士普遍认为：世界文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然会出现全球化的趋势。全球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其起源可追溯到郑和下西洋、意大利哥伦布横渡大西洋，远航美洲，把东西半球联结起来。使人类有了全球的观念，并逐步开始了全球化的进程。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步伐加快。全球化首先是国际间经济交往的扩大化，使之联系成为一个整体。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运动的主要载体和表现。同时，由于经济与文化、政治等密不可分，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世界多元文化的交融。汤姆林森(JohnTomlinson)点出：全球化是当代文化的重心，而文化实践更是全球化的核心，这二者是一体的两面。因此，全球化所造成的巨大改变，必须经由文化面去深入了解，方能清楚解读当代的全球化现象。全球化的本质就是全球一体意识（文化生产力）的强化。

　　从观念比较的角度来看，过去的国际化是以个别主权国家为最主要的、具决定性的行为者，彼此互动而形成的国际社会现象；而全球化则是透过人类科技和思想意识的机能，穿透国家主权有形及无形的疆域，形成全球一体化的机能网络。随着全球化过程的进化及现象的深化，人类对空间和时间的观念及感受产生了很大的改变，尤其透过互联网的发展，终能随心所欲地让时间与空间互换。总的归纳起来，全球化是透过生活意识的同化机能及空间一体化的机能交错影响的过程及其形成的现象。

　　在全球体系内，每一个个体或群体的生活机能及内涵都会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或冲击；但相对来说，每一个个体或群体的生活活动或行为也会同样地牵动全球化的机能和现象。理论上及理想上，全球化的机能应该是由所有个体的多元所形成：每个个体都扮演平等的角色、发挥相当的功能、对全球化现象有着等量的影响力；而全球化过程或机能也对每一个个体或群体产生相等的影响或冲击。然而，由于全球化机能的形成存在着关键的运行要素，结果必然导致内部互赖的失衡，于是全球化就成了一个不对称的发展过程；受到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强力影响下，输家与赢家的不平衡将更为加大：掌握越多的要素及支配这些要素的能力越强者，自然就成了全球化的支配者。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就成了支配者的最有力的工具，支配着受全球化影响的所有个体和群体。

　　目前的情势下，全球化的支配者应该就是美国，生产资源上，美国几乎控制了世界的主要资源，在关键科技及知识文化上，美国仍具世界领导地位，全世界的计算机有85%使用美国系统，75%因特网的传输通讯都必须经过美国。就根据这样的经济典范，美国成功地引诱及劝诱了世界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及大部分的开发中国家接受了美国式的市场资本主义；当我们讨论到美国对他国的支配地位时，直接的疑问可能就是，传统国家主权的保护作用怎么会突然失灵了呢？事实上，美国的支配力是透过全球化来运作的，只有全球化才能穿过国家的主权疆界；而全球化之所以能够穿过国家的主权疆界，主要是凭借信息传输的科技，发挥“去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效应，达成空间一体化的结果。“去领域化”意味着当代的人对事件的看法与判断将不会受到“当地视野”的限制，一般几乎可以独立于国家或当地的观察和观点之外来进行思考。

　　更重要的是，在现代化资本主义的体系运作下，国家的自主能力越来越受限，无法对它的人民在经济上有效地输送所需求福祉，如完全就业、稳定币值和利率、有效控制环境质量、有效控制通货膨胀、消除贫穷。所以，当资本主义经济理念和生活意识，搭配着全球信息体系，穿透国家领域，发挥去领域效应的情况下，独特的国家意识将逐渐往普世认可的价值趋同。当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美国）确立市场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核心地位之后，自由、民主（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就逐渐成为普世的价值（事实上并不是真正普世的参见《吴建民：世界的坎，中国的坡》）如果西方的制度真是普世适用的，那么为什么在第三世界一推行，则屡屡失败，从菲律宾到海地到伊拉克都是如此；本来，民族主义的形成很自然地是与特定的空间认知相结合的；可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影响，这种正统思考途径的不可动摇性正遭受严厉的冲击和挑战。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知识界里，曾经流传着这样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历史不同于欧洲，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因而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也是渊源流长。这种观点无疑是对历史的误读。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1789年由法国教士奥古斯丁•巴洛最先使用，用来指称推翻封建君主政体的一种社会力量。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兴起才有多少年？古代中国从来不曾出现过民族主义的观念，仅有的只是对一家一姓之王朝或华夏文化的认同。传统中国也并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主义、王道体系。中国的民族主义最早是在清末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主要号召力是“排满”，即推翻满清征服王朝的统治。其次是北伐时期的民族主义则已是现代的，它所针对的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最后一次是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伟大革命（以反日，反美为主凝聚人心）。

　　之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盛行，工业化社会的进展，人们的利益意识及自主意识也持续不断的提升，对国家的意识相对地逐渐产生了疏离感，然而在新体系形成之前，国家作为生存与安全的屏障和籓篱，人们对它依然存在着一定的感情价值，所以多少还会有许多国家提倡“爱国主义”，扮演着国家凝聚力的功能。然而，在大部分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几乎也都不再倡导爱国主义（苏联瓦解后，俄罗斯也试图以欧亚主义来凝聚其国家意识），似乎在物质文明不断提升的趋势下，国家意识及爱国主义情感的空间将遭到排挤。那么，这些国家到底是依赖怎么样的情感来维系国家的认同和凝聚人民的意识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美国是如何对911事件处理的：当911事件爆发后，小布什对美国人民宣告的内容，并不是纽约的世贸大楼、五角大厦或美国这个国家遭到攻击，而是美国人民最根本的生活方式――自由与民主――遭到最惨烈的攻击。911攻击事件代表着美国人民生活的依靠和希望面临着破灭的威胁。这样一来，美国几乎凝聚成由所有个人而不是君王或少数领导阶级所形成的国家。911事件后的现象是美国国旗处处飞扬（不须经过倡导与鼓吹），到处大小演讲都会以“神佑美国”为结尾；这一种景象，比起过去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情感，确定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美国上下绝对只字不提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然而，这种俗世的生活价值结合着宗教性（信奉上帝）的信念，不但具有高度的“社群”凝聚力，更具有巨大的扩张性；也因为这样，美国建立了全球化的机能，支配着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生活网络，可是美国却自认为“善意的霸权”。但，如果没有足以匹敌的竞争力量来加以平衡，这种具扩张性的使命感，将会遏制了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反而侵害了“文明进化”的动力，也将破坏其实质意涵。

　　客观的说，在全球观念的共性作用下，爱国主义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表面上，全球化浪潮下：国家主权将衰弱，民族国家将式微，爱国主义将消失。实际上，全球化浪潮下的爱国主义不但不会消失。反而更强劲地发展。在当今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舞台上，它依然会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笔者认为，民族、国家在人类历史上是存在过，并在不太短的时间内依然不会消失，因此爱国主义、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积极保护全球华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和人身安全，保持和发展全球华人的凝聚力和竞争力，奉行平等的民族和解政策都是正确的、合理的。当然，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容易被假冒，因此我们要防备有人假冒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但不得否定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中国依然要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上来凝聚人民。正如孙中山口头上已经意识的那样：“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巩固民族主义才好......”不过，古代中国没有民族主义，而且近代中国所引进的民族主义又是作为西方民族主义的反动，那么当西方民族主义随着时代变迁及价值观转移而失去正当性和立足点时，中国民族主义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和功能。因此“爱国主义”所能发挥的国家凝聚力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中国已经到了必须找到适合全球化浪潮的新文化来填充全民的精神世界，信仰是其中的一种形式。

　　有人问，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虚无缥缈的？总的来说，是无可奈何而不甘心无可奈何。只好画饼充饥。所以要信仰，是图精神上有个着落，生活有个奔头。但信仰也有好有坏，如果评断，似乎仍然不得不以人文主义为标准。历史经验说明，信仰虽然难以取得事实为证，但还是有大用。培根说过：伟大的哲学，应该始于怀疑，终于信仰。因此人应该有个信仰，信什么好呢？具体很难说，因为理性与迷信是相反的，所以离理性不很远，就要迷信气轻一些。比如信天，道，自然、造物，总比信牛鬼蛇神好些。秦人能够崛起，能够在华夏建立起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能够修筑长城，铺设直道，开凿灵渠，飞架栈道并建造巨大的秦陵……那么这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力呢？有些史学家认为：这与秦人对秦律典章信仰有关。此外，还要考虑如何巧妙结合马克思主义，形成具有中国化，民族特色的思想理论基石来更好的引导人民，凝聚人民。事实上，马克思的历史辩证理论基本上与中国的易理是相通的：宇宙之内的万物及各种现象是没有单的，当一个现象形成的同时，会有一个反现象的形成；这二个现象是彼此互动，然后会形成一个合的现象；就在这个合现象形成的同时，也蕴酿了一个反合的现象，二者又会继续互动；历史就在这样“正—反—合”的不断运行下，往前进化。据此可以用来探讨全球化发展脉动的问题。

　　综上所述，全球化已经使民族国家不再是唯一的中心，国界正在被各种全球力量穿透，全球化将促使中国人民走出历史悲情，站在共创全球文明的历史高度，积极思索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以传教士心态，企图以自己的面目、愿望改变中国。美国某些战略家和别有用心的学者们急切地希望通过价值观念的灌输，牵引正在复兴的中国往西方的方向走。他们通过媒体手段千方百计为其它国家设置议程，影响公众，成为一种主动入侵的软实力，越来越多地显露出“侵略性”。这种显露势必会造成其它文化的强烈反弹。总的来说，堵是堵不住的，源头在西方，我们无法去堵塞源头，但我们一是可以筑起自己的大堤，二是可以响亮自己的声音，三是用我们的先进的、民族的、传统和经典的文化作为主流文化，去先行占领我们自己的阵地，才是正理。以目前的景况来看，西方文化虽然已经在全球生活的许多层面上占据了主导性，一般也都视为这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帝国主义，甚至被认为是美国文化的全球化，所谓的西方文化，只是纯粹的文化原则，并非现实存在于西方民族国家的文化。所以，如果现实社会确实存在着处于矛盾地位的东西文化，那么根据上述的原理，双方的互动调和将是必然的过程，才能达致最后的平衡。如果想要掌握这个形势，那么就必须跳脱过去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主义，才能避免划地自限，进而在文化研究方面开拓新的视野及研究空间，以作为未来调和的指导方向。

　　事实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和中国相比并不具有先天优势。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文明是唯一用同一种文字记载历史且持续时间达5000年甚至更加久远的文明。虽然在最近的100多年里，在西方文明的扩张进程中，中国文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因为中国的王道精神具有宽大的胸襟及开放的态度，能够接受文化的差异；而这正是当前人类各个社会所追求的理想世界主义的型态，而且中国对其他文化的兼容与调和亦曾有过辉煌的历史经验，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国际重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表明，中国文明依然是一种比较强势的文明。

　　尽管如此，我国还是在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和运用上存在诸多不足：比如：国民对软实力的作用认识不足，对软实力的侵入和对国家的影响警惕不够，过分关注娱乐消遣类信息，并不加识别地一味叫好，直接或间接扩大了国外软实力对我国的影响力。媒体的国际影响力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在宣传能力方面制约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发展。国人对西方文化包括一些学说、理论、制度和模式过分膜拜，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崇洋媚外、自卑自轻思想严重，这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绝对软实力，甚至增大我国被国外软实力征服的可能性。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因此，以中国今天的国情，根本不需要、也不可能建构另一个全球化体系去平衡当前既已成形的全球化体系。就算美国可以主导既有的全球化，而且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正在被认知，然而从个人生活到社会生活对在地文化的矜持，各地人们依然保留着与全球文化互动的自主性。另外，既然科技决定论已然遭致怀疑，那么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将可以再受到世人所推崇，西方主导的自由市场的扩张性乃是立基于自利欲望，随着人们的自我反省，促成了人性的觉醒，这种扩张性将逐渐被自我调和的社会性所平衡；中国文化内涵所具有的巨大的融合性，配合着广大的市场潜能，将更能成就善意网络的扩展，创造福祉的极大化，更可以建构一个具东、西方都可接受的跨国网络社会。

　　所以我们说，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就要求中华文明要成为普世文明，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汲取现有普世文明的优秀成果，并在我们的文明内部，掀起一场革命性的突破。中国崛起带来的可能是一种全新的思维、一种深层次的范式变化（paradigm shift）、一种西方现存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的新认知。一个崭新的、普世的中国文化，已经蓄势待发。有可能是在民主（人民当家做主）、法制（以法治国）、人道（改善民生）、天道（中华道法文明体系）的轨迹中寻找出最适合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参考文献：

　　《调和全球化挑战的天道主义》
　　《中华文化软实力诌议》
　　《CHINA2.0渐入佳境》
　　《试论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