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资本大规模在中国撤离，小平同志说了一句狠话，“资本家资本家，我就不相信资本回来以后，资本家的政府不回来”。大规模的降低海外资本投资的门槛，所以经过短暂的撤离之后，海外资本一个回扑远远超过以前。中国一下子成了资本家投资的天堂！开始几年，总共是1.3万亿美金卷土重来，这个美金走到那儿那儿亮。历史当然是证明邓小平是对的，邓小平看透了西方政府的实质，成功了打破了西方的经济封锁。

　　是啊，资本家回来了。从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资本就是一切，一切都是为了资本”的格局逐步形成。中国迅速从一个资本奇缺的经济体急剧地转型成为资本过剩经济体。外资的大量倾入和本土资本的扩张开始在中国“大唱红生”，引进外资成为各级政府官员的首要任务。省、地、县很多各级官员最关心的就是招商引资了，这成了各级政府最关心的事情，各省市都成了大型的投资公司，省和省之间就是两个大型投资公司的竞争。是否为资本提供有效服务成为衡量政府官员的最重要的政治指标。表现在GDP主义的形成，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增长。政府和资本紧紧的结合了。

　　一旦，权，钱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威力是相当大的，就是资本主义所经之国没有一个国家遭遇过两部发动机并成一个大马力的发动机，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权、钱结合造成的社会弊端，大家都可以看得见，它使中国付出的社会代价，大家都可以看得见。更重要的是，当资本如入无人之境，大踏步回归中国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度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权力不受监督、不受制约，那当然会造成一是官员大面积的制度性的腐败。中国以往数十年的GDP主义造就了各级官员的数字崇拜。如果把经济上的崛起等同于制度上的崛起，那么危机就会接踵而至。那么社会权力呢？社会权力处于三种权力的最低端，成为了当然的牺牲品。因为政治权力站在资本这一边，人民的失地现象开始变的严重，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三种权力从此就失衡了！一个不均衡的社会必然不会真正的和谐。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表明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社会的失衡。

　　事实上，一个政权结构的最佳优化范式，并不是光得到资本权力的支持，最重要的是要得到社会权力、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支持。当政府权力与资本权力结合的紧密时，社会权力就显现的很微弱，从而导致无穷尽的腐败，这就是发展越快，收入差异越大的根本原因。这些精英集团操控着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能够轻易实现财富的转移。这些年来，每当中央政府出台宏观调控举措，就必然遭到资本权力的抵制甚至挑战，因为他们羽翼已经丰满了。反过来说，当政府权力和社会权力结合紧密时，就为政府整治利益集团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更有很大可能使国家走上了健康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目前需要后者这种组合，但并不意味着抛弃资本，消灭资本。

　　建设创新型国家就必须对资本有所制衡。因为无论是国际资本还是本土资本，如果依赖于廉价土地和劳动力，通过政治权力而得到的垄断地位，来维持高额利润的情况是不可持续的。并且资本本身就不会有很大的动力来创新来提高竞争能力。你看今天，当全球竞争者在抢占价值链高端的时候，劳动力成本必然并已经上升，而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制造业大国，尤其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显然是不利的。我们已经到了必须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的时刻。到了必须强调发展的质量、可持续性、强调统筹兼顾、和谐协调的发展、努力探索符合客观规律的时刻了。

　　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大国的崛起的主要要素就是依靠制度，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奇瑞公司时，讲到两句话：一个是要建立适应市场的竞争机制、一个是要用制度创新来提升核心竞争力。世界历史发展同样表明，制度崛起尤其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崛起才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近代中国的衰落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缺少制度创新。一旦当总体国家制度缺少了国际竞争能力，那么国家的衰落就变得不可避免。国家创新制度建设则一定是政治改革的最核心。

　　“资本就是一切”的社会结构，注定不是“和谐社会”；美好的结构来自于和谐与平衡的协调；三种权力一旦均衡状态被打破，就要重新加以协调，从而达到新的均衡状态。我们期待社会权力、政府权力、资本权力尽快找到一个平衡的点。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正义和政治稳定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三种权力处于一个均衡状态。中国政治权力也需要社会权力来疏导制衡泛滥的资本权力，这涉及到整个体制的完善。笔者关注于此变革中的社会性创投体制的变革。这点的变革也许是整个体制变革中的很重要的实质性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