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用一源，从哲学思想上找原因，恐怕跟自古以来中国人的“道一元论”关系最为密切，若从学术渊源上讲，那么，中国文化过早的人文化倾向和缺乏科学实证精神，可以说是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先秦“百家争鸣”之时，诸家虽然都对“道”有形而上的认识和论述，但却都没有对道进行虚置，而是力图从“道”中引伸出世界生化的根源。这种倾向当然不利于体用的区分。再者，自然科学附属于人文精神，科学实证精神的缺乏，也大大削弱了古代中国人对“用”的关心和研究。体用一源，既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源，也可以说是古化文化精神的产物。
宋代新儒学由于受佛教思维的影响，名实之辨不断向深层次发展，“体”和“用”的区别也渐受重视。特别是在儒学大师朱熹，他虽然也坚持“理”一元论的思想，但其严别体用，形而上下的治学态度，却使他的哲学体系表现出很强的理性思辨色彩。周敦颐《太极图说》中第一句话：“无极而太极”，就被朱熹说成是无极是就“理”上言，而“太极”是就“气”上言，一谈到“太极”，就意味着“生阴阳”二仪的趋势。“无极”与“太极”所指虽是一样，但其能指却各有差别。这当中其实就已包含着“体”“用”之意了。不过，朱熹的哲学思想虽然对后世影响甚大，而且他的哲学体系也表现出极度的严密和完整性，但是，中国人原有的体用一源的思维却并没有受其哲学影响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后期哲学虽也有辩体用之意，但却从来没有将二者绝缘分开的意思。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东渐，中西文化的大碰撞不断朝着深层进发，体用的问题再次提出来了。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还停留在表面，到洋务派如郑观应等人从体用的深度对中西文化进行阐发时，中西文化的交融可以说才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表面上看，是将西学置于“用”的层面了，其实，从中国人体用一源的思想来看，这体用之间，本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界线，中西体用的划分，只不过是一种强名的界说而已。今天的事实已经证明，虽然在对西学的态度上，我们没有明显的改变，但是，中西文化的交流却更广更深，某些西学已经不再只作为“用”而输入，而且，某些西学在融入中国文化体系之后，也已经成为“体”的一部分。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孰体孰用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次长时间的文化交融过程中，中学究竟会处于何种地位，其前景究竟如何？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和世界化的根本问题。就这一点而言，只谈“体”“用”已经没有意义了。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特色，“体用一源”的中国古代文化特色，还是有其独特魅力的。虽然这种思想从渊源上讲，揭示出中国人“纯”哲学的思辨能力的短处，但是，这种“一源”的思想，在削弱了中国人的理性思辨能力的同时，却又使中国人保持了许多形象思维的东西在古代文化之中，中国古代文化特具的抽象而不离具象、“言”“意”“象”“数”密不可分的特征，都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特有的人文灵气，而且，它还使古代中国人能轻易地跨越“悟”的界限，立足于现实世界，却能透视到彼岸的美妙。当然，其负面影响也是存在的，这是我们今天回顾审视时必须注意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