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种被普遍认同的经济体制被胜利的同盟国从经济学教科书中删除——她从人类视野中消失了，她却一直潜伏在现实之中，她对今天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意义

  “不要再抢关出口了，下半年也许将没有任何出口余地！”

6月28日，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曹新宇大声呼吁。因为根据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发布的统计数据，截至6月23日，美国设限的7种纺织品中已经有4种使用了8成以上的临时配额，其中棉制针织衬衫和棉制裤子的累计数量，已分别达到美国限量的97.01%和103.37%。在曹新宇呼吁的后面，是中国政府的无奈，是数以千计的纺织品工厂停产，是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就业！

此次中美贸易争端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如此之多，令业内人士感到头痛。中国缺乏“武装到牙齿”的行业组织，长期扭曲的劳动力价值，成长缓慢的国内市场；市场经济中要不要国家与企业的合作？要不要劳资关系的平衡？要不要国家对工人就业、福利负责？所以这一切市场都面临着残酷现实的拷问，经济学答案又在哪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种被普遍认同的经济体制被胜利的同盟国从经济学教科书中删除。直到1975年，美国著名的经济杂志《挑战》（Challenge）发表了R.E. Pahl和 J.T. Winkler的《即将到来的合作主义》一文；今天，为了找回这块失踪的经济学大陆，开发她它的精神资源，我们不得不从浩翰历史中去搜寻它的蛛丝蚂迹……

从意大利出发

意大利为什么在经济学理论与实践方面常常成为近代国家的先驱？在文艺复兴时期，是意大利最先摆脱了中世纪的黑暗，开创了现代工业文明。在上个世纪，是意大利最先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开创了合作主义（corporatism，也译作“法团主义”、““统合主义”等）这一伟大的经济模式。

十九世纪德国伟大的经济学家李斯特最早看到了这一点，他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意大利人”一章中指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意大利在十二与十三世纪时是具有国家经济繁荣的一切因素的，在工业和商业方面都远远胜过其他一切国家。对别的国家来说，它的农业和工业是起着示范作用的，是仿效的动力。它的路政、运河在欧洲是首屈一指的。它的银行制度、航用罗盘、改进的造船技术、汇兑制度，还有许许多多极有用的商业习惯和商业法规以及市政和政治制度的大部分，都是独步一时的，文明世界在这些方面都沾了它的光。”谈到意大利开创历史的力量源泉，李斯特认为这与古罗马文明在那里得到相对完整的保存和它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在工商业方面所处地位，再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象意大利那样有利的。粗野横暴的行动并没有能完全摧毁古罗马的文化和文明。那里的耕作方法虽然拙劣，但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为广大人民产生了丰富的食料。最不可少的艺术和工业，仍然象古罗马地方自治制度一样地保存着，很少受到破坏。”（同上书）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合作主义诞生于的意大利同样不是偶然的。早在十二、十三世纪，佛罗伦萨强大的丝织业和毛织业同业公会就开始参与国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天主教势力、现代工人运动和黑格尔哲学在南欧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后来天主教关于现代经济社会问题的观点、职团主义和国家有机说构成了合作主义的三大思想源头。

经济上的成功为墨索里尼的合作主义国家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从德国到中国，从欧洲到美洲，合作主义成为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经济思想的主流。在意大利合作主义被称为“国家合作主义”，在美国他被称为“新政”，在德国他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在巴西他被称为“新国家”；德国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里查德·瓦士本·柴尔德（Richard Washburn Child）对意大利合作主义赞美有加，在1928年出版的墨索里尼自传前言中，他写道：“我们可以理性地预言，未来将不会有人象墨索里尼那样显示永恒的伟大……元首是时空中最伟大的形象。”

胜负决定态度

合作主义被妖魔化是在二战打响以后，二战前“法西斯”绝对是一个中性名词。R.E. Pahl和 J.T. Winkler在《即将到来的合作主义》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合作主义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1930年代，在希特勒浇灭世人对墨索里尼的崇敬热情之前，它为不同政治背景的人们所认同。现在我们偏狭的政治词汇中只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可供选择的经济形式，这是因为二战中轴心国战败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世人最后一次比较客观地看待合作主义是在1944年，是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出版了《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书，这位严厉抨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国家干预的大者对德国经济体制的评价比后来许多人要客观得多。在“纳粹主义的社会主义根源”一章中，哈耶克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是历史的产物，深深植根于欧洲哲学发展的大背景之下，他写道：“把国家社会主义看成仅仅是对理性的反叛，是一个没有思想背景的反理性的运动，是一个常见的错误……国家社会主义学说是一个长期的思想演变的顶点，是远在德国国境之外具有极大影响的思想家们都曾参加过的一个过程的顶点。不管人们怎样看待他们的出发点的前提，不能否认的是，那些建立新学说的大都是具有强大影响的著作家，他们的思想给整个欧洲的思想留下了烙印。”

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人更得益于合作主义，更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一样极力掩盖历史事实。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Togliatti，1893～1964）在《法西斯主义的教训》中记述说：“罗斯福的新政曾被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说成是实行合作主义的原则。”但美国人自己却说“新政”的经济理论来源于凯恩斯主义，凯恩斯本人也因此被誉 “战后繁荣之父”。那么历史现实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罗斯福的确会见过凯恩斯，结果是两人是不欢而散。1934年罗斯福会见凯恩斯后称后者“完全是个书呆子。他一定是个数学家，而不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凯恩斯则暗示罗斯福缺乏文学和经济学素养。对一个英国绅士来说，这恐怕是很难听的评价了；倒是在德国，凯恩斯找到了自己的盟友。连希特勒本人也认为，“凯恩斯既不认识我们，也不熟悉我们的观点，但却强烈地将他自己置于通向我们的道路上”，在希特勒作出此番评价的1932年，凯恩斯应邀到自欺欺人德国汉堡讲学，大获成功。

罗斯福“新政”的主要设计者几乎都是合作主义的崇拜者，国家复兴局局长休·约翰逊将军（General Hugh Johnson）公开表示希望美国人仿效墨索里尼“有活力的实用主义（dynamic pragmatism）”，他按意大利经验行事，也像意大利一样将政府官员、主要工业企业和劳工代表拉到一起，实行劳资合作；用大量的公共工程重启经济。

胜负决定态度。1945同盟国胜利后凯恩斯主义取代合作主义成了美国的“救星”，要知道，他那本解决经济危机的药方《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直到1936年才出版，而“新政”开始于罗斯福上台那一年——1933年！

合作主义与中国

合作主义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比一般人想象的大得多。尽管1927年到1937年间国民政府面临内忧外患，但在经济上仍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政府取缔外国特权、稳定物价、偿还国债、改革金融及货币系统、铺设铁路及建设公路、改善公共卫生设施、提高工业及农业生产，这10年中国工业产值的平均增速达到了9.3%，史称“黄金十年”——主导南京经济政策的则是合作主义。

1931年5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蒋介石在比较了当时流行的共产主义（也称共党主义）、合作主义（当是称法西斯蒂）和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之后，明确提出只有仿效意大利的合作主义才能保证国家的稳定和效率，他说：“综察现在统治世界各国之政府，虽形式互殊，而其理论之立场，大要除传统的君权神圣说不必计议外，约可概分为三：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根据，以工团组织为运用。认为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级中统治最有效能者；第二，共产主义政治理论，以唯物史观为立场，依定命主义作推论。认为国家及统治权系阶级合为一体，以为营者由资产阶级据为己有，今则无产阶级亦当据为己有，以消灭其他阶级，待其他阶级消灭尽净，乃可同跻于共产社会，国家亦即从此消灭。故以一党当政之国家，而阶级斗争，反更残酷，此种残酷手段，尤不适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第三，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本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附以天赋人权之说，持主权属于全民之论，动以个人自由为重。英美民治，本其长期演进之历史，人民习于民权之运用，虽有时不免生效能迟钝之感，然亦可以进行；若在无此项历史社会背景之国家行之，则意大利在法西斯蒂党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为借鉴。”

此后，蒋介石派出大批党政军大员到德国和意大利考察。蒋介石还听从德国顾问的建议，从1934年开始，在以蒋为首的军事委员会下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即后来的资源委员会），实行公私合作、统治经济。波士顿大学的国际关系和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约瑟夫·弗史密斯（Joseph Fewsmith）认为，南京十年时期的政体是一种权威主义的合作主义政权（Authoritarian-Corporatist regimes）。他分析了国民党与上海商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后指出，国民党政权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属于同一类型。（Joseph Fewsmith，《 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1890-1930》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

合作主义并没有在中国持续下去。1946年11月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条约》，特别是1947年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的《中美参加国际关税与贸易一般协定》，使大量美国便宜商品涌进中国，中国民族工业破产，通货膨胀达到了灾难性程度，“黄金十年”积累的工业能力和国民财富被洗劫一空——国民政府倒台的丧钟是美国自由经济敲响的！

构建和谐社会

一种伟大经济思想不可能被枪炮赶出历史舞台。，在二战结束后，合作主义在欧洲的影响力犹在。英国哈罗德·麦克米伦政府（1957-1963）和两届哈罗德·威尔逊政府（1964-1970 ，1974-1977 ）的“三伙伴关系”就隐含着合作主义思想。

在德国，人们不断反思纳粹种族主义给世界带来灾难的同时，不断从合作主义中汲取理论营养，战后劳资合作、共同决策体制成为德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早在1951年，联邦德国便制定了著名的《煤钢参与决定法》，该法规定，这两个部门里股份制企业的监事会应由劳资双方的代表平等组成。1972年颁布的《企业组织法》规定，凡雇用5名以上成年职工的私人企业都要通过直接选举产生企业职工委员会，职委会代表雇员的利益与雇主共同决策企业事务。德国合作主义公司治理结构影响了法国、瑞典、荷兰、卢森堡、奥地利、丹麦、挪威等诸多欧洲国家，成为欧洲劳资合作体制的基础。

我国最早系统介绍合作主义的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1998年张静在《法团主义》这本小册子中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阐述了合作主义。张静认为合作主义面对益团体的竞争已经造成了冲突膨胀、社会团体的代表范围狭窄、团体间相互排斥甚至分裂等严重问题，提出建立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统合结构，重新整合利益团体的行为秩序。这个秩序要求在国家和社会功能组织之间，建立常规性的互动体系，让社会团体成为传输基层信息的通道，行使协调国家和公民关系的功能，从而将利益代表团体统合进国家的决策体系中。之后，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在《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5期上发表了《论合作主义国家》一文，企图借鉴合作主义解决中国现实经济社会问题。

事实上合作主义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同样存在。比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就有固定的劳、资、官三方决策体制，遇到重大经济社会问题，三方坐下来共同研讨对策，如在输入的外部劳工问题上，就有代表的港府经济发展及劳工局、代表劳方的香港工联会、代表资方的香港工业总会三方机构参加（“香港劳资官三方初达共识”，《粤港信息报》，2003年2月20日）。在大陆，2002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联合颁布了《关于建立健全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的指导意见》，该文件指出，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是我国劳动关系调整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协调劳动关系的有效途径，对于维护劳动关系双方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保护、调动和发挥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促进我国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为改革开放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遗憾的是，这个文件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太多问题，更缺乏必要的法律强制力。

合作主义从理论上解决了政府、企业、国民三者的相互关系，主张公-私、劳-资、国-民间建立平衡合作的关系。随着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水平加深，合作主义对目前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显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