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营的企业更是依赖国家机器对工人敲骨吸髓的降低成本，“富士康事件”发生后，美国苹果公司和英国金融时报先后来中国的调查显示，富士康公司15万打工妹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月工资还不到美国同类工人2小时的工资。最近发生罢工事件的东莞爱高厂给员工底薪为690元！其余的什么也没有了，员工还要自己掏钱购买生活费用为232元，再就是住宿…每人每月50元住宿费，16人住在一起一个房间…每月工资为690-232-50=???而根据新劳动法规定东莞市社会平均工资最低是690元！

根据工商局调查数据，2003年私企雇工全年平均工资加奖金加部分分红，总数是8033元。而国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是14577元。国企是私企的 1.8倍。1994年到2005年，珠江三角洲GDP年增长率平均20%以上，农民工工资在近12年来仅增长68元。据今年2月5日的〈经济观察报〉报道：中石油行职工中有三分之二以上年收入超过12万元。北京市劳动局工资处副处长毛艾说2006年北京市金融业平均年薪11万元。而公务员则比这些行业有更大的吸引力，这意味着什么不说而明。更有甚者，国企高管的收入令人咋舌，中航油的老总陈久霖，年薪是2350万元，深圳发展银行董事长兼行长法兰克.纽曼年收入为1000来万元。

我国200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19万亿元，当年我国职工工资总额仅有19980.8亿元，仅占当年GDP的11%，经济学家仲大军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最残酷的原始时期，劳动工资水平也没有这么低！人类几十年来由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效率提高而带来的利润全由管理阶层拿去，劳动者一点也没享受到，依然是承受血汗工资制度。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收入一般都占GDP的50-65%。同样约30年的经济起飞，日本工资赶上了美国，中国工资却只有美国3%。到2006年我国职工工资总额达到23439亿元，2005年我国城镇从业总人员数为27331万，到2007年我国民企，私企就业人口已超过1亿人。而这一亿人的工资收入不到一万亿，仅相当一年官员们的公车，餐饮，考察的费用。我国农村仍然有8亿人口依赖仅占国内生产总值15%的农业为生，人年平均收入在2000元以下。全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也就是3000多亿人民币， 2004年全国的低保资金，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加起来，也不过才200多亿人民币。我国2007年的税收收入将达到5万亿，这还未考虑我国各级政府非税收入，如：2007年央企的利润将上万亿，国家和各级政府卖地皮，教育，医疗，行政事业性收费、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彩票公益金、罚没收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以及政府财政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等每年收入两万多亿。也就是说我国有十亿农村和农民工人口的收入总和约2.5万亿，占我国税收和税外收入的1/3。而我国各级政府非税收入完全可理解为公权公产红利，这两万多亿的公权公产红利完全该用于改善低收入和弱势群体的生活的。

我国企业的资本收入远远大于劳动收入。在西方国家，企业资本的所得约占企业利润的20%多，劳动工资所得约占企业利润的30-40%，我们国家现在是恰恰相反。仲大军调查了江苏一家电器工厂，一年上交税收2个多亿，企业净利润约2个亿，工资支出却仅有7000多万。在税收、税后利润和工资这三者之间，工资是最小的小头。国内特殊权贵利益集团、掌握了70%财富的占人口仅0.02%。云南一个私企老板，两天的赌博便输掉了自己的一个价值几千万元的三星级宾馆。这些私企老板如此挥霍，而企业员工却拿着微薄的工资。山西煤老板上北京来买房，北京北郊有许多高档别墅住宅区，这里的房子都是上千万元一栋，但一些煤老板一甩手就买下了。对比那些每月几百元整日在矿下挖煤的工人，他们为什么这么富裕？主要资本收入太多。

在消费、投资、出口的经济拉动之中，消费占GDP的比重最大，世界平均水平约为70％。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消费在GDP中的比重达到85％以上。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消费的比重在三者中超过60％。而这些年这项指标都低于55％，甚至低于50％。从目前我国财政消费占我们国家GDP的30%，劳动收入和消费仅占不到20%这一数据来看，我国劳动人民的消费非常可怜。我国的投资增长每年都超过30％，而内需增长仅为约10%。据估算，目前我国直接投资每增加１％，可拉动GDP上涨０.２２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每增加１％，可以拉动GDP上涨０.８７个百分点，消费拉动是投资拉动的四倍。消费投资的效率是出售商品者的纯利润，没有损耗，应在20%左右，而直接投资往往伴有大量的损耗，其效率一般在5%左右，约高于银行利息。可见消费是一种比直接投资更为重要的间接投资。每个人都在通过购买而投资，每个人都是投资商，每个人都在通过消费而决定经济。亨利·福特就精通此道，他非常善于经营管理，他于1914年提出了5美元工作日薪，这要比当时的平均工资高出7倍。当然，福特这样做并非出于慷慨和同情，他的精明之处在于施了一个“连环计”：要使汽车降低成本只有大量生产，要使大量生产出的汽车能卖出去，只有让普通工人来买才行，而要让工人买得起汽车就必须提高他们的收人。消费是生产的终点但同时也是再生产的起点。不消费生产就无意义，但更重要的是:不消费，再生产就不可能。传统的经济学只看到消费的使用消耗属性，没进一步深思它的再生链结功能的投资的一面。每个人都在通过消费而决定经济，每个人都在通过购买而投资，每个人都是投资商。消费就是社会最大宗,最普遍,最直接，最人性化,最理性化效率最高的的投资方式，一个厂家它可以不欢迎你投资（钱）给它，但它绝对欢迎你买它的产品。

印度每年的投资占GDP的百分比仅约为我国的一半，但GDP增长率却和我国差不多。印度的消费率约占GDP的75%，这说明消费在印度起的拉动作用很大。目前我國部分投資的增長並不是按照常規投資那樣，是以需求的強勁增長為前提的。相反，部分行業的投資明顯脫離了市場需求，這種投資模式帶來的一個嚴重後果將是投資與需求、消費的比例關係的失衡，出現生產能力過剩問題，經濟陷入惡性迴圈的圈子，國民經濟出現大起大落。总之要保障公众消费的主导地位。你不保障公众消费的主导地位，分配上的主导地位，分配益富化（朝着有利于富人发展），消费就会乱变化，两极分化的畸形发展。中国的GDP仅有美国的1/5，而奢侈品消费却与美国相当，各占全球的15%左右。如社会生产都在追求适应高收入消费，就可能是猴子扳包谷,拿一个丢一个,大众产品的生产能力在社会消费总量中能获得比例减小,而大众产品的生产能力是存在的,但被弱化，竟争加剧,部份被荒废,浪费，苟延残喘的加剧血汗工厂的制度,这是一种宏观上的浪费，不是微观上的提高效率能弥补的。

阿玛蒂亚. 森认为贫穷的本质原因是公共行为的失误，具体而言，即是专制体制以及该体制下的民众权力的丧失。在阿玛蒂亚.森看来，所谓的公共行为，不仅是指国家的活动，而且包括人民大众所采取的社会行为。消费力取决于人权发展，人权最大部的还是劳动者的权力，劳动者权力的萎缩直接导至劳动者的收入锐减和社会消费萎缩，内需不足，导至经济朝贫富两极发展，社会经济发展总体不平衡，造成经济不可持续发展，最终造成经济的失调和社会的不和谐，甚至动乱。所以理性的学者应把更大的注意力放在劳动者的权力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