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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抒雁:“对于《诗经》,儒家的贡献是非常少的” 
作者:[杨桂青] 来源:[] 2007-12-26

原载:《中国教育报》2007年4月19日第10版

不管朝代怎么变化,那些歌都在传唱。《诗经》就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现在的诗和《诗经》中的诗比较起来少了什么?那就是单纯。

著名诗人雷抒雁近些年来一直在研读《诗经》,撰写有关《诗经》的文化随笔,并翻译了《诗经》“国风”部分。我们将于《文史》版推出著名诗人雷抒雁的《诗经》文化随笔。这里先刊出关于他解读《诗经》的一个采访整理,以见出他以诗心解《诗经》的深度和广度。


“《诗经》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

记者:你作为一个现代的诗人何以这么重视《诗经》,是否与近年来的“国学热”有关?

雷抒雁:我对《诗经》的兴趣,与目下的“读经热”没有关系。《诗经》是中国的第一个诗歌总集,是一个民族从远古发出的第一段歌唱的旋律。歌唱不是唱歌。诗涉及一个民族的起源,《诗经》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几乎每一个民族来说,历史都从诗开始,从歌唱开始。用德国浪漫派的话来说,诗是人类文化的母亲。我要触摸的就是这远古发出的第一声歌唱的旋律、韵味、诉说,甚至一个民族最初心跳的节奏。

我这种触摸的渴望,就像一个沙漠旅行者对水的渴望一样,从未摆脱过。

记者:这么说来,《诗经》和现代社会有没有对接口呢?

雷抒雁:采诗是哪个朝代开始的?在周代就有,可是不管朝代怎么变化,那些歌都在传唱。

国风中有很多爱情诗。我们几千年来歌唱爱情的方式,我们对亲人的思念,我们对爱情的追求,我们失恋之后的痛苦,我们不能和自己相爱的人在一起时的忧伤和悲愤,跟现在我们的情感发生的波折是一致的。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在心灵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找出一个史证来,不管社会生活怎么发展,但是追求爱情的专一,感受爱情的痛苦和兴奋,都是一样的。

不仅如此,仔细分析《诗经》你会发现,我们现在所用的诗的表现手法在里面都有表现,比喻、暗示,用形象传递自己内心的情感,我们现在常用的诗的手法,在《诗经》里面都用过。这就是说,它在文化建设上已趋于成熟,当然还不能说很完善、很丰富。

 

“对于《诗经》,儒家的贡献是非常少的”

记者:《诗经》是儒家的经典,很多大儒都注过。我过去读这些注释很觉失望。

雷抒雁:对我来说,《诗经》最大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它本身,也在于几千年来研究《诗经》的人。他们的那种心态,他们的那种思维方式。

《诗》本来有韩诗鲁诗齐诗三家,叫诗三家。但是真正传下来,对后代有影响的,是“毛诗”。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毛诗”,当然是经过郑玄注过的。经“毛诗”这么一“传”,这么一注,如闻一多先生多说,千年来没有人把《诗经》读懂。清代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诗》遇汉儒而一厄,遇宋儒又一厄,遇明儒又一厄。不知何时始能拨云雾而见青天也?”他就是用《左传》等典籍来注释诗,给每首诗搞一个历史“本事”出来,而且给很多民歌找出了很多作者,这个都是很奇怪的事。后代的人基本上都是依据这个来解诗。

《诗经》是收集整理过的。整理的过程应该是先有“颂”,后有“雅”,最后才有“风”。为什么?很多诗是武王伐纣之前就有了,不是掌握政权以后才有的。“颂”是为祭祀之用,事对神歌唱,用以祈祷和祝愿的;“雅”是知识分子写的,写他们征战艰难,写他们的生活。“风”是诸侯国产生的,那时候有“采风官”,他们去搜集群众意见。群众的歌唱应是自由的,不可能是四言的,是最后整理成四言的,当然这里头也有四言、五言、六言,还有七言的。可意看出,以四言为主,是受“颂”的形式影响的。我在“风”里面发现了一些明显增补的段落。这些增补把原来顺畅的旋律、节奏引向了道德教训。读起来不仅别扭,还让人弄不懂了。

“国风”原生态是什么样的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可以断定它的原生态和流传本是有差异的。

这其中发生了哪些变化,都是怎样引起的?恐怕谁也难以说清,但是,历史留下的“证据”,却可以帮助我们去追寻其中的一些“变故”。

记者:您能否摆出一些 “证据”来,让我们初步了解其中的“变故”?

雷抒雁:比如,《诗经》原本叫《诗》,到了汉以后把它变成“经”了,就“经典”了,就不能动,就必须遵守了。这一来,体现初民狂放、自由、生命奔突的诗,就不能按诗的意思解,得给个礼教的帽子戴上。这样,原来的爱情诗,就被解作“刺淫”等。

再比如,对“郑卫之音”的抵制和排斥,这是环绕《诗经》的一大公案。孔子曾说过一句“郑声淫”,似乎就为郑风、卫风定了性。“思无邪”与“郑声淫”的对垒,成了《诗经》经典化的最有效武器。这其间的变化,主要是儒家促成的。可“郑卫之音”怎么个“淫”法,历代没讲清楚。

对于《诗经》,我觉得历代都有误读的问题。尤其是儒家对诗经的误读,起了很坏的作用。可以说,对于《诗经》的解读,儒家的贡献是非常少的。

记者:那么,儒家是怎样解读《诗经》的?

雷抒雁:《诗经》经典化,经历了两个时期,一是从春秋到汉,我叫“断章取义”期;二是汉代被树立为“经”。《诗经·郑风·野有蔓草》中有这样一句话,已被引用了上千年:“野有蔓草,零露清兮。有美一人,清扬宛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最著名的“引用”大概非孔子莫数。《孔子家语》里记录了一则有趣的故事。孔子到郯这个地方去,路上碰见一个姓程的人,两人在路上整整聊了一天,越谈越亲热。便给学生子路说:快拿些绸缎给程先生吧!子路一听十分不高兴,说:读书人没经人介绍就与生人见面,就像闺女没经过媒人就嫁人一样,这是不合礼仪的。这时,孔子便引用这段诗,说这程先生是天下贤士,以后也许一辈子都见不上了。

孔子在引用诗句时,并不注重诗句所在篇章里的本义;只是恰切而适时地,引用章节或诗句,成为所要阐释问题的一部分,这就是“断章取义”。这就是孔子对诗经的用法。他已经把那种情景转移到另外一个情景中了。

记者:古人对《诗经》的读解有时是可笑的。

雷抒雁:比如,《诗经·周南·芣苢》,是一幅底层人民安宁劳动的风俗画,可是古代的经师们却硬要在这诗中发掘出一些别的“意思”来。芣苢即车前草,《毛诗》说,车前草“宜怀妊”。陆玑《疏》中说车前草“治妇人生难”。《韩诗》的序中说,“《芣苢》伤其夫有恶疾。”就这样,一首很美的诗,被经师们解释成药学与病例。这类例子在《诗经》的解释中很多,比如《燕燕》、《小星》、《江有汜》等等。

这种“索隐”的研究方法,脱离文本,于文外探索小说中故事、人物之原形,猜测作者本意,往往依凭主观推测,捕风捉影,貌似神秘,本质虚妄。

记者:大致说来,前人对《诗经》的研究可以分哪些阶段? 

雷抒雁:对《诗经》的研究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是孔子前后阶段,“断章取义”地去读诗。第二是汉儒阶段,为每首诗都弄出个有礼教意义的“诗本事”来。汉儒一开始就把《诗经》弄到邪路上去了,给源始初民奔突跳荡的诗性灵魂,死死扣上了礼教的帽子,这一扣就是千把年,没人再听到远古歌唱中的诗性的韵律。闻一多曾经骂写《毛诗序》的毛亨为“疯子”。第三是宋儒的阶段,朱熹虽对汉儒不满,但他也是纯粹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去解读。第四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到现在,一是从民间文学、民俗学的角度来解读,以闻一多为代表;一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解读。在这四个阶段里面,都没有把它们还原到远古的歌声中去。

还原到“以诗读诗”

记者:面对这样一部民族心灵史,我们应该怎样去解读呢?

雷抒雁:《诗经》代表的是民间的一种歌声,这就要从民歌的角度来理解“国风”,从儒家的那种道德、修身的角度解放出来。

最初,《诗经》不叫“经”,它本身产生的过程,是非常严肃的。它是要倾听民声,倾听民愿,了解民情,达到听“风”“观”政的目的。所以说声音通政,是跟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在那个时代有它的历史需要。我们今天读它不是看政治,是看人情,是触摸远古初民诗性的灵魂如何歌唱。

因此,要把《诗经》还原到“诗”去理解。譬如《关雎》,“毛诗”开始就讲是“后妃之德”。这样一讲,后来的人就再也读不懂这首优美的爱情诗了。我就要还原到那追求而又“求之不得”的失恋的歌唱中去。它对失恋的歌唱是很典雅、很优美的,也很有韵律。仿佛有一颗鲜活的心在跳荡似的。

再比如《邶风·燕燕于飞》,《诗序》说这是“卫庄送归妾也”;“诗三家”则说这是卫定姜送其守寡的儿媳妇回娘家的;《毛诗》干脆说《燕燕》就是庄姜所作。大家各寻依据,把一首唱男女别情的民歌,搞得不清不白。对《燕燕》的解释,比较典型地表现了在《诗经》研究中几千年来,经师们重考据、重说教,轻诗意、轻文本的偏狭研究方法。

前面我说儒家对《诗经》的贡献很少,就是在儒家眼里,《诗经》不是诗,他还得防着远古初民那鲜活的生命力突破了他设的礼教藩篱,就牵强附会、胡涂乱抹一通。应该还《诗经》于诗。让远古的歌声自由歌唱。

以诗心翻译《诗经》

记者:听说您还在翻译《诗经》?

雷抒雁:对现代人来说,翻译是个问题。翻译古诗太困难了…一翻译就皱皱巴巴的,就不为诗了,要尽量注意在笔上琢磨。要使它更富诗意的话。以学问翻译,也容易离开了原诗的诗意了。

我觉得,要把意思弄得明白,不能离开诗意,你自己在那儿写一首诗就跟《诗经》没关系了,翻译不是一种改作。另外,虽然它过去被断章取义,但在翻译诗的时候,必须一个意思通下来。很多时候,以学问翻译诗,从上下文看不明白怎么回事。所以,在理解的基础上,得先理解这首诗是唱谁的,谁唱的,唱什么东西……

记者:难道谁在歌唱还有异议吗?

雷抒雁:当然有。比如《相鼠》,这大概是《诗经》里骂人最露骨、最直接、最解恨的一首,有人说这是“妻谏夫之诗”;有人说这是“卫公训诰臣民之辞”。它到底是谁的歌唱? 它又在骂谁?

比如《子矜》中,“青青子矜”所指何人?“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是谁在想谁?有人说,“青青子矜”是指“莘莘学子”,该诗说的是学校管理不善,学生学业荒废;有人说,这是“严师益友,相责相勉”;还有人说是同性恋。那么,“子矜”到底为谁?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在歌唱?

不管怎么说,《诗经》虽然是成了化石了,但是比我们找一个恐龙蛋,看看那里还有些什么东西,寻找基因容易得多。《诗经》虽有“硬壳”,但有生命力在。我们要把它鲜活的生命力复活了。不是说要把“壳”复活,“壳”对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汉人这么说,宋人这么说,都不重要了……我们要尽量还原到诗歌定位上去,还原到原始状态上去。有的人并不是不能把握对现代诗歌语言,并不是学问不够,而是对诗的理解不够。明代焦竑《焦氏笔乘》中说:“古之解经者,训其字不解其意,使人深思而自得之。汉儒尚然,至于后世,解者益明,读者益略,粗心浮气,不务沉思。譬之遇人于涂(通“途”——编者),见其肥瘠短长,而不知其心术行业也。” 拿《诗经》来说,他们不了解所谓诗的柔软部分,诗的有机体部分。抒情的部分就是柔软的部分。

古人曾经说过“以诗读诗”,但是大家都没有真正回到“诗”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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